這才是公元兩千年後的中國第一金句，
因為中國崛起在一個集權高壓的制度之下，
人大100%通過的憲法法律均為酷法。
一、我們有"反抗者學習曲線"嗎？
（2020年4月28日）
王全璋李文足夫婦的團聚，令多少人熱淚盈眶，但是我想到的是：
他們一腔熱血，充滿正義，也頗為機智，但是幾乎都是單打獨鬥的孤膽英雄，身後沒有一呼百應的民眾，所以他們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國家機器的兇殘懲罰，每一個人的經歷都是"比死還要恐怖一萬倍"。
"六四"後中共的所謂"獨裁者學習曲線"，是在所有領域增強控制手段：
1、鎮壓組黨於萌芽狀態——民主黨；
2、監禁劉曉波以拒絕"零八憲章"運動的溫和政見；
3、鎮壓民間會社——法輪功、獨立中文筆會、家庭教會（即使不抗爭）；
4、控制大專院校和青年——以民族主義抵消自由主義；
5、把讀書人跟黨綁架在一起——中國傳統：大眾聽識字的……
由此，它便成功控制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發育。到2003年孫志剛事件發生，滕彪稱為"Web2.0與維權運動一拍即合"，好像偶然性很大，其實是因為產生了一個新的空間，"獨裁者學習曲線"對此還沒來得及反應。滕彪後來做了一個比較，即"茉莉花"和"709"兩次大逮捕，"茉莉花"基本上都是用非法的方式來應急，綁架或者失蹤等等；"709"更多的監居、逮捕，然後審判、判刑，因為2011年"茉莉花"中的一些手段要到2012年討論通過的《刑事訴訟法》才合法化。
你可以看到，這個體制的"學習"能力有多麼強，他們如果沒有"生死存亡"的緊迫感，是不可能的。但是絕大多數維權人士並沒有預見到習近平會下這麼大的狠手，這也令人想起三十年前的"天安門一代"，他們不相信鄧小平會開槍。
八月初銳鋒律師事務所案件判決，透露了國內民間領袖的思路，即胡石根提出國家轉型的三大因素："公民力量壯大、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國際社會介入"，和建設未來國家五大方案："轉型、建國、民生、獎勵、懲罰"。這肯定是極簡略的版本，但框架已在那裏，顯示大家的思考還很初級。
所以，雖然我們看不到組織和革命黨，看不到成熟的領袖，但是中國遍地都是英雄、遍地都是陳勝吳廣、遍地都是孫中山毛澤東，然而民間卻在無端地浪費英雄資源，我們需要尋找一種機制，如何把旁觀的民眾轉換成公民抗爭的隊伍；或者說，在一個嗜血的暴政底下，如何創造"反抗者學習曲線"，這個問題反映出民間還是缺乏創造性人才。
二、中共體制的「馬基雅維利」化
（2023年7月8日）
從七零九律師李和平在京被房東驅趕，又被公安邊控，到章詒和亦被邊控成「國家囚徒」，再到德國蘇雨桐家人在國內被公安騷擾，令人們想起了傅政華這個酷吏，而他如今也在牢裏，可是傅政華、周永康這些酷吏的大老闆習近平還坐在龍椅上，他才是「黑社會老大」——最早稱習為「黑幫老大」的是蔡霞，她最近僅僅因為「話語系統」還在體制內，而備受指責——從體制裏面認識到這個黨已經是一個黑社會，這樣的「覺悟」難道還不夠嗎？
當然，中共的「特務統治」由來已久，正經我們應該追問的是，中共酷吏多少代了？為什麼？我在《鬼推磨》裏就有「馬基雅維利」之說，中共殘暴至極，卻至今無人說它，我都覺得奇怪，大家愛說「法西斯」，其實並不準確。中共逆普世人道而行，卻快速地冷血、暴虐、狡詐，今天我們也看到習近平越來越殘暴，我們的知識還局限在「特務統治」，然而中共甚至把「馬基雅維利」都現代化了，一個極好的政治學課題，有誰來做呢？
孫中山反清靠幫會、搞暗殺，接下來又是「第三國際」派特務來中國組建國共兩黨，所以這個源頭，使中國現代史上的「強人政治」，必定附帶「特務統治」。這段歷史一向很模糊，第一個研究者是美國人，伯克萊大學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他傾晚年精力著《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一書，梳理了蔣介石領導「中國現代化」中的「特務政治」脈絡，着墨刻畫被稱為「中國的希姆萊」的戴笠，他的藍衣社就是「中國的蓋世太保」。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間戴笠在上海跟地下共產黨組織的纏鬥，是此書很精彩的章節，「國民黨反間諜的成功無意中調節了共產黨內部的權力結構，從而為１９３５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上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打下基礎。這是因為，蔣介石的秘密警察切斷了共產國際上海局與莫斯科共產國際常委會之間的電信通訊。」
魏斐德極內行地指出，共產黨內的反間諜運動，如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風」，既是黨內權爭，也是對戴笠迫害的正常反應；而「如果不能想像２０世紀三四十年代裏遍佈中國的長期的間諜和反間諜的活動背景，就很難理解後來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革』中，那個無數人被當作敵人『間諜』而關押、毒打、殺害的年代。」這是一個關於「暴力循環」、或者說「以暴易暴」的最生動詮釋。
一九八九年中共遭遇群眾的大規模公開抗議，鄧小平陳雲皆視為「生死存亡」，此後警察暴力逐漸蔓延到社會面，武裝警察尤其是「國家保安局」越來越成為政權依賴的支柱。１９９９年春的「法輪功」中南海請願事件後，中國司法當局濫施拘捕、刑訊、拷打、枉判，愈演愈烈，「國保」幾成今日「蓋世太保」；而2013年的「阿拉伯之春」帶來的驚嚇，又加劇了這種暴力泛濫的趨勢，失蹤、超期羈押、肉刑、凌辱、封口等等，逼近戴笠的殘暴水平，已將「公權力」異化為「國家恐怖主義」。
中共的戴笠是誰？中共與國民黨在結構上的最大不同，是更加高度集中、核心統領一切，不會有「軍統」直轄蔣介石的建制，也不會有獨立的「蓋世太保」；尤其鄧後實行的（政治局）常委負責制，其中必有一人是「戴笠」，也必定是那個主管政法口的常委，由他統一指揮國家暴力對社會和民眾的施虐，無情而有效率，創造了「國家犯罪」前所未有的酷烈程度，其作業絕不止「蓋世太保」式警察機構，而是黨組織與政府機構雙雙染血。近三十年來，除了對異議人士、人權律師、社會工作者、民間志願者、冤屈訪民的常規性鎮壓、逮捕、判刑之外，最恐怖的國家暴力主要是兩種：暴力計劃生育和鎮壓法輪功。
「東師古村」，沂蒙山區孟良崮附近、地處京滬高速與國道205之間的這個小村子，一夜聞名於世；由此，也引來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親赴臨沂部署「905」專案，監控陳光誠、圍堵探訪人員；由於這麼高的位階，直接染指對一個小村莊的鎮壓，當局用於陳光誠一家的維穩費，從2008年的三千多萬攀升到2011年的六千萬，到2012年累計已達兩個億。
周永康已經是第二代酷吏。「戴笠第一任」叫羅干，隨「六四」屠夫李鵬進入中共頂層，操辦屠殺之後的「大清洗」，旋即奉命執行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鎮壓政策，以「邪教」定罪，以「蓋世太保」性質的「610辦公室」專職迫害功能，以遼寧馬三家勞教院、廣東三水勞教所、長春朝陽勞教所等拘禁、關押、酷刑法輪功信徒，強迫「轉化」，民間受害者給羅干封的綽號是「中國貝利亞」、「康生第二」。然而「羅干第二」又更邪惡，則是這個制度使然，周永康當政四川期間，便以殘酷鎮壓法輪功為「投名狀」示好中南海，接掌政法委之後，其最為詬病的暴行，是將中國從死刑犯身上獲取移植器官的由來已久的這一「政府行為」，擴大沿用至法輪功囚徒，但是國際間對此「活摘」罪行的調查、搜證努力至今不彰，亦可見此舉匿影藏形之成功。
周永康是這個體制荼毒百姓的酷吏，但是他也組織了一個自己的集團，乃是近二十年從這個體制暴露出來的一個龐大黑社會團伙，其染指政治、經濟、文化諸多領域，地域橫跨東北、西南、華東、京畿以及中央各部委，涉案官員囊括整個中共幹部系統，這個規模甚至可以跟文革中的「林彪集團」媲美。但是，更令人感興趣的是，周永康出身石油系統，發跡於「大慶油田」——那是六十年代的一個英雄、神聖之地、「鐵人王進喜」誕生之地、毛澤東欽定之「紅旗」、中國「時代精神」凝聚之處，居然也可以向中共權力中樞輸送一個邪惡的「石油大鱷」？或許，我們恰可以從中找到「淬鍊」周永康的元素：「大慶」只是一個「自力更生」的工業急救版，一個準軍事化的快速部署團隊，其「精神」偏偏是慾壑難填，中國石油系統內部毋寧充斥着蠻幹、硬賭、欺下哄上風氣，周永康出類拔萃於其間，恰好是一個絕妙的佐證。
三、「七零九」前後
「七零九」無疑是當代中國的一個血腥點。「七零九」被認為是「律師劫」，它也是中國民間社會的大劫，因為滅掉律師這個階層，國家就肆無忌憚了。習近平張狂的今日，來自「七零九」這塊血石。
這塊血石上還躺着一個律師，至今生死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