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30年無真相30年沒正義|美國之音
兩次天安門事件
在當代中國，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恢復天安門事件的歷史真相，第一次已經引起中國歷史的大變革。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1976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現在的中國，正在面臨第二次大變革，這是超過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這將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歷史發展有一種不可抗拒性，用人為辦法抵擋一種大趨勢，這種趨勢將更強烈。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起因於1976年悼念周恩來，第二次起因於1989年悼念胡耀邦。這兩次天安門廣場事件，既是民眾自發的悼念運動，又是大規模的民主運動，與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在性質上毫無相同之處。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後果，導致了華國鋒的下台和鄧小平成為中國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1989年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爆發後，鄧小平完全看不到兩次天安門事件的相同之處，而恐懼地認為：「文化大革命」又要來了。鄧小平調動了幾十萬軍隊開進北京，一手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六四慘案」。
歷史真相一定能在中國大地上恢復
在這兩次天安門事件中，中國政府都把數十萬、數百萬民眾參加的和平抗議，當作為「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暴亂」而加以鎮壓。
許許多多人長期為兩次「天安門事件」恢復真相而努力。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翻案後，出版了《天安門詩抄》和許多恢復歷史真相的文章個作品。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被鎮壓後，我把當時每天到天安門廣場後的筆記寫成了《四五運動紀實》。1978年8月，在「真理標準」的討論中，在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主辦的「真理標準」全國討論會上，我用「哲學幻想小說」的形式，以《宗教法庭·理性法庭·實踐法庭》為題做了發言，在《光明日報》馬沛文的幫助下，改成近2萬字的文章，9月14日用三頁全部版面一次刊出了這篇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長篇文章，通過「跨時代旅行」，我訪問了17世紀意大利審判伽利略的「宗教法庭」、18世紀法國啟蒙時代的「理性法庭」和未來中國」實踐法庭「方式，全面肯定了1976年北京發生的四五天安門運動。兩個月後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宣佈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
在江青下台、華國鋒時代的大環境下，雖然天安門事件沒有翻案，但「實踐法庭」的「跨越時代飛行」的幻想小說還是通行無阻。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被鎮壓後，我把當時每天的筆記，與社科院的劉長林、李惠國等人合作下，1979年4月在北京出版了《四五運動紀實》。這也為後來寫《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打下基礎。
1989年發生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由三大部分組成，一是天安門民主運動，這是以北京高校學生主導的，北京工人、知識分子和市民參與的、空前偉大的民主運動；二是中南海內部上演的、有中國王朝傳統的宮廷政治；三是「六四」大屠殺。「六四」大屠殺的慘烈場面，經全世界電視直播，直接引發了東歐的變化。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先後表態嚴厲譴責中共當局的六四暴行;各國中國留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北京政府;北京以及各地大學生發起「空校」運動,他們不惜生命臥軌攔截火車,要讓全國城鄉人民了解事件真相,對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內外大批中共黨員公開宣佈退黨。
「六四」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的轉捩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圍牆」就不會在「六四」後五個月倒塌。「六四衝擊波」形成了二十世紀末的一場「大旋風」。面對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東德政府不敢再開槍射殺逃亡者。「六四」後三個月，匈牙利開放西部邊界，兩天中就有一萬多名東德人經匈牙利、奧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一倒塌，兩天內又有七十五萬東德人湧進西德。「柏林圍牆」的倒塌，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轉折的一個標誌。
「六四」引發的全球性巨變，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在蘇聯東歐，導致了「一黨專政」的崩潰和蘇聯的解體。在世界大潮前，在全球「資本主義大潮」的推動下，鄧小平為了挽救共產黨政權，不得不放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使中國走上了共產黨專政下的局部「資本主義化」道路。鄧小平的歷史作用是，既延續了毛澤東的專制主義，也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
「六四「大屠殺造成了許多死難者，給天安門母親、給參與天安門運動的人、包括趙紫陽、閻明復、鮑彤、戴晴、高瑜在內的許多人帶來了巨大的苦難。為了恢復六四真相，在六四36年後的今天，首先要追究鄧小平、李鵬在六四大屠殺中的責任，也需要弄清楚造成六四的導火線。趙紫陽是一個好總理，是六四的受難者，在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在5月16日前，曾經做了大量工作，趙紫陽提出「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反對鄧小平在北京戒嚴，都是正確的。但他作為總書記，5月16日之後，把處理天安門事件的責任全部推到了鄧小平上。
二十年前，2005年1月，趙紫陽去世時，我在紐約《世界周刊》紀念趙紫陽的文章中是這樣寫的：「1989年5月16日，趙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出了一個共產黨首腦人物對「民主」與「多黨制」關係最為深刻的看法，但在第二天晚上中南海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李鵬、姚依林贊成「戒嚴」，趙紫陽、胡啟立「反對」、喬石「棄權」。在這時，趙紫陽沒有想到，應當立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或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以贏得多數的支持，在這關鍵時刻，趙紫陽竟提出辭職，竟會同意把問題交給鄧小平和元老們來作決定。1957年6月18日，蘇共中央主席因以多數要求撤換赫魯曉夫蘇共第一書記職位時，赫魯曉夫在幾天後的中央全會上卻贏得了多數。在1989年5月17日晚這一決定趙紫陽本人命運和中國前途的「5·17會議」十五年後的今天，可以看到，正是「怕的鐵律」起了不可抗拒的作用。趙紫陽在擔任總理和總書記期間，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總設計師」、「總工程師」的工作上了。他「重治理」而「疏政治」，他只想成為「宰相」，而不想成為「主宰」，他在當上總書記後，並沒有多麼注重他與每一個中央委員的個人聯繫，他也許沒有充分意識到，政治首先是人與人的關係，因而他「下意識地」認為，「政治局常委會」中的「少數」就是「中央委員會」中的「少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