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趙紫陽首次到深圳特區視察，聽了市領導的匯報，稱劉天就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吃的是「中國螃蟹」。
竹園賓館前身是寶安縣的一家招待所，有前後兩幢樓，六、七十個房間。寶安縣改制為深圳市後，那兩幢樓由市飲食服務公司管理，設施簡陋，經營狀況不好。
1979年底，劉天就聽說深圳要建經濟特區，出於商人對經濟的敏感，也出於好奇心，就跨過羅湖橋，到深圳參觀。那時，到深圳考察的外商鳳毛麟角，劉天就到深圳，驚動了飲食服務公司的領導，便上門招待他。劉天就看中了竹園這個地方，幾經商談，決定投資三百萬港幣，與深圳方面合資經營，竹園賓館於焉誕生了。
三百萬元港幣，對當年的深圳市來講，不算多也不算少。問題不在於錢多少，它是深圳引進的第一筆外資，其產生的良好影響，遠大於其產生的經濟效益。
飲食服務公司派了一位很有頭腦的經理溫富，與身為竹園賓館董事長的劉天就合作，生意日漸興隆，不出一年，劉天就便有利可圖。竹園賓館引進了香港的企業管理方法，實行嶄新的用工制度——員工合同制和崗位責任制，員工不稱職或者給企業造成損失，便要被解僱，捲鋪蓋走人，「炒魷魚」一詞便由此在中國誕生。報紙、電視、電台爭相宣傳，一時間，竹園賓館名聲大噪，劉天就名利雙收。他感到：中國螃蟹，味道不錯，值得繼續吃下去。
1980年元旦過後，劉天就又找到深圳房產局副局長駱錦星接洽。1月8日，雙方擬定了深圳方面以土地入股，劉天就以資金入股的「補償貿易」合同，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房地產公司深圳特區房地產公司，在中國第一次實行土地有償使用。四萬元的開辦費由劉天就墊資。深圳提出要佔85%的利潤分成，劉天就佔15%，劉天就爽快地答應了。讓深圳方面沒想到的是，房子還沒建好，劉天就以每平方米兩千七百三十元的價格在香港預售，所有房子銷售一空，中國從此又誕生了「賣樓花」的經營概念。這個項目就是中國最早開發的商品房小區「東湖麗苑」。
我作為常駐深圳特區的記者，自然對特區的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有興趣，竹園賓館也成了我報導的重點。我與劉天就交上了朋友，同他長談過一次，寫成一篇人物專訪，題目就叫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不久，新華社香港分社推薦他擔任了廣東省政協委員。他更是躊躇滿志了。每次到深圳，都開着他的「勞思萊斯」，風光一番。
劉天就是浙江寧波人氏，自小在上海長大。父親是小商人，在江浙滬一帶跑單幫，家境雖不富裕卻也殷實。中共接收大陸政權前夕，劉天就怕「共產」，就帶着一萬美元，跑到香港闖天下。他最早經營的生意是「二天油」，一種類似「萬金油」的外用藥。後來做皮鞋、手袋、百貨生意，創立了「妙麗集團」，在港島、九龍及加拿大都有商店或工廠。生意做大了，又涉足媒體，收購了《天天日報》，1982年，這份報紙發行量超過十萬分，居香港報紙發行量第三名。他在深圳投資嘗到了甜頭，又在惠州大舉投資，與當地合資經營賓館和皮鞋、手袋廠。
不過劉天就在深圳的風光日子很短，原因是他在香港的經營出了問題。1984年，劉天就的妙麗集團陷入財務危機，《天天日報》被迫出售給合伙人韋建邦。1984年12月11日，劉天就在香港宣告破產。他的竹園賓館股權也全部轉讓給深圳。這次他到深圳，乘坐的已經不是「勞斯萊斯」，而是在羅湖口岸乘一輛攬客的低檔出租車。我到竹園賓館去看他，他見面第一句話是「程先生你還認得我嗎？」一句話道盡了他內心的酸楚。我試圖幫助他，找市政府秘書長鄒爾康，看能否說服銀行貸點款，讓他渡過難關。但他已經破產，無信用、無抵押，誰也救不了他。
劉天就敗走深圳後，移民加拿大溫哥華。但老一代深圳人仍記得他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其二：深圳特區建立之初，不僅來了如劉天就這樣的投資者，也吸引來一些經濟學者、文學家、藝術家，他們也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有一位雕塑家，名叫滕文金，到深圳落戶來了。滕文金，山東人，六十年代中期畢業於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分配到廣東省第二輕工業廳屬下的工藝美術公司工作。他擅長木雕，對石雕、泥雕等也頗有造詣，所雕人物、動物栩栩如生，在全國雕塑界有些名氣。
雕塑家是打扮城市的人，既然來到深圳，就要為美化深圳作點貢獻。那時的深圳，破爛不堪，別說雕塑，街頭宣傳畫都不多見，毫無藝術氣息可言。滕文金認為，深圳是特區，總該禁忌少點。他大著膽子為工人文化宮創作了一尊「美人魚」雕塑，真人般大小，安放在文化宮廣場的噴水池裏。
那尊「美人魚」上半身是「維納斯」，淡淡的憂愁，淡淡的笑；下半身是魚的尾巴，伸向水面。全世界的「維納斯」都是不穿衣服的，這就惹來了麻煩。
老百姓對這條美人魚是很喜歡的，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到了噴水池，都要駐足良久，欣賞一番。「美人魚」和「維納斯」一樣，給人以純潔、善良、自由、平和的美感，絕不會令人產生邪念，誰也不會因為看了那光着上身的「美人魚」，就會去強姦、殺人，擾亂社會治安。「美人魚」的造型也並非完全移植「維納斯」，藤文金自小生長在山東海邊，漁家姑娘坐在漁船旁憩息時恬靜的神韻，給了他創作的靈感。
「美人魚」的厄運來了，誰叫她不穿衣服呢。但是，如果穿上衣服，還叫「美人魚」嗎？。市委宣傳部下發通知，責令工人文化宮拆除「美人魚」雕塑，因為「有傷風化」、「毒化特區社會風氣」、「不允許資產階級的東西有立足之地」云云，這跟藤文金想像的「特區總該禁忌少點」完全相反。
「美人魚」是藤文金的「女兒」。他心疼女兒，他要保護女兒。他多次找宣傳部的領導理論、抗爭，宣傳部毫不動搖，向藤文金宣告，中央指示：特區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不是文化特區，不是意識形態特區。藤文金差點要被宣佈為不受特區歡迎的人。
其實，文化宮的領導思想也不通，遲遲未動手去拆那座雕塑。有天早上，我路過「美人魚」身旁，發現她的上半身被密密麻麻的塑膠帶子纏得嚴嚴實實，只露出兩隻眼睛盯住過往的行人。像是在掙扎，卻動彈不得；像是在呼喊，卻出不了聲。可憐的「美人魚」，可憐的孩子！
街上的行人都感到奇怪。站在「美人魚」前面指指點點的人反而更多。看到那一層塑膠帶子，就想到「美人魚」因為沒穿衣服才被捆綁，本來毫無邪念的人，反而要好奇地探究被塑膠帶子裹着的乳房是什麼樣了。
幾天以後，「美人魚」不見了。噴水池中，剩下被大錘、鋼釺砸得佈滿碎片的底座。「美人魚」哪裏去了？藤文金着急了，急得團團轉，四處打聽。我去找文化宮的領導，打聽到，「美人魚」被扔進文化宮一個堆放文具、雜物的棚子裏。我拉着滕文金去看，藤文金像是去探視他慘遭冤獄的女兒。門鎖着，我們倆搬來幾塊磚頭墊在腳下，把頭伸向門與屋檐間的縫隙，見「美人魚」躺在雜物堆中，仍被捆綁着，手臂和尾巴已折斷，遍體鱗傷。藤文金不忍再看下去。我對藤文金說：「這孩子關在棚子裏，怕是更容易遭受歹人姦污。」藤文金說：「他已經被姦污了！」
「美人魚」在深圳特區建立之初的遭遇引人深思。難道「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僅僅指的是指經濟領域嗎？看來，曲折迂迴的路還要一步一步走下去，特區離理想的未來還遠着呢。
其三：1981年下半年，深圳發生了一起「拆招牌事件」，轟動了全國，遠播至全世界。在特區建設之初，算是一段不那麼光彩的小插曲。
當年，最早在深圳特區設立分支機構的新聞單位有三家，一是新華通訊社，二是《南方日報》，三是我所服務的《羊城晚報》。新華社和《南方日報》分別租用香港招商局深圳辦事處的一間房子作為辦公室，《羊城晚報》則在市文化局大樓租賃了一間房子。我們都在各自的大門上掛了牌子。
《南方日報》記者站長李通波寫了一篇稿子，綜述深圳的反走私鬥爭。稿中批評了羅湖區一個街道辦事處下屬一家公司。第二天，公司的經理就吵上門來，指着李通波的鼻子，大罵稿件失實，叫李通波登報更正、道歉，否則，就拆走《南方日報》記者站的牌子。
報紙刊登批評稿件，遭當事者投訴，是常有的事。李通波自信稿件沒錯，便沒有理睬他，也沒把這事放在心上。誰知那位經理說到做到，第二天，他見報紙沒有按照他的要求更正、道歉，就真的把《南方日報》記者站的牌子拆了下來，背回家去。事後他覺得有點不妥，晚上又悄悄的把牌子背回來，扔在地上。路人看那牌子滿是污垢，像是被人踏了兩腳，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這幾位駐深圳的記者，知道了這件事，都很氣憤。這還了得！堂堂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派出機構的牌子說拆就拆，如此下去，其他新聞單位的牌子也難免有被拆的一天，我們還怎麼樣在深圳開展工作？我主張教訓那位不知天高地厚、膽大妄為的經理。李通波自然也氣鼓鼓的，但他頗有修養，把牌子撿回來，掛回原處，一副息事寧人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