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凱生於1946年，生前曾擔任中國《人民日報》社駐深圳記者站站長及《海南日報》總編輯。此外，他曾為自由亞洲電台擔任過多年的特約記者。(程凱家屬提供)
深圳現在是人口超過一千七百萬的特大城市。在廣州與香港之間建一座特大城市，完全沒有必要，也不是梁湘、吳南生等深圳特區開發者的本意。按照深圳市和廣東省特區辦公室規劃，深圳特區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範圍內，人口控制在五十萬到一百萬之間。梁湘開拓特區，不在於蓋起一片高樓，造就一座繁華城市，而在於：深圳特區的開拓，為閉關自守的中國，打開一扇窗戶，讓人們可以透過窗戶向外張望，呼吸窗外吹進來的新鮮空氣，甚至把窗外的人請進屋裏，聽他們講述外面世界的故事，從而推動實現國家體制的變革。
現在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事，當年以梁湘為首的經濟特區開拓者，卻是以自己的政治生命為代價換來的。深圳特區誕生之初，遭受的最嚴重的一次攻擊，便是被指控為是喪權辱國的「租界」。
1982年元旦剛過，特區管理委員會的負責人丁勵松把我叫去，說請我報道新成立的一個寫作班子，這個班子的任務是為特區總結經驗。他告訴我：寫作班子是按陳雲的指示精神而組建的。
我一時愕然，特區建立只不過一年零幾個月，一切才剛剛開始，深圳那一片荒蕪的土地，正等待開發，怎麼就急急忙忙地總結經驗呢！
丁勵松告訴我事情的原委：
1981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舉行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在會上專門就特區問題講了一番話：他說：「廣東、福建兩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城市在部分地區試辦經濟特區現在只能有這幾個，不能增多。」「廣東、福建兩省的特區及各省的對外業務，要總結經驗。現在還沒有好好總結。」他強調「既要看到特區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計到特區帶來的副作用。」
一聽就明白，陳雲要向特區發難了。總結經驗是虛晃一槍，陳雲的本意是：「不能增加」新的特區，要「充分估計到特區帶來的副作用。」
秦文俊、丁勵松等省特區辦的幾位秀才，躲進深圳新園招待所，絞盡腦汁，苦熬了十幾天，寫出了一篇總結經驗的報告，送交陳雲副主席。作為對總結報告的回應，陳雲拋出了一篇文章《租界的由來》。
《租界的由來》發表於《解放軍報》，由上海《文匯報》轉載。該文一千多字，斥責當年晚清政府讓帝國主義在中國國土上建立國中之國租界的賣國行為，文章的矛頭直指劃出一塊地方引進外資，並給外資企業以經營自主權的經濟特區。
文章在深圳引起了極大的困惑和恐慌。辦經濟特區與賣國畫上了等號，文章發表後，有人將梁湘比作晚清推動洋務運動與外國簽訂條約的李鴻章。「特區」即等於「租界」，特區領導等於李鴻章，這在政治上置經濟特區於死地的結論，令所有的特區工作者膽戰心驚，人們對特區的合法性和特區的前景充滿了憂慮。許多熱心的特區建設者裹足不前了，許多前來考察的外商打消了他們的投資意向。
將「特區」與「租界」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概念扯在一起，是我所見到的中共黨內保守勢力對新生經濟特區的攻擊中，最為荒唐、武斷、淺薄的理論。甚至談不上什麼理論，只是出於偏見與無知，必欲扼殺這個新生事物於搖籃之中，已到了急不可待、口不擇言的地步。
「租界」論出籠後不久，一個打擊經濟犯罪的浪潮又向着特區鋪天蓋地而來。在深圳，凡與外商接觸者，皆有經濟犯罪的嫌疑。當時，運用深圳的特殊政策引進外資成效卓著的電子工業部駐深圳的第四分部經理，便因「走私」、「貪污」等罪名，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直接插手下，鋃鐺入獄了。
陳雲拋出「租界」論，是經濟特區建設之初，第一回合鬥爭。陳雲從未到過經濟特區，只派他的夫人于若木到深圳。于若木是營養學專家，她不是到特區考察營養學。她兩次到深圳都住在銀湖中心，頻頻找人交談，談些什麼不得而知。
那時，全國上下都在惶恐不安地注視着剛剛誕生的深圳特區。中國共產黨內部，對它的否定多於對它的肯定，對它的扼殺多於對它的支持。一些內地的老幹部來到深圳，痛哭流涕，指責道：除了羅湖橋頭的五星紅旗，深圳已經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啦，這是用烈士的鮮血換來的地方啊，你們卻讓外國人和資本家進來，剝削我們的同胞，這是明目張胆地復辟資本主義，讓中國重新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然而這些老幹部痛哭流涕後，便急切要求深圳市政府為他們開一張邊防通行證，托人換一些港幣，直奔香港與深圳共管的沙頭角鎮，到中英街港英那邊的商店，超量購買產自資本主義的商品——新款服裝、尼龍絲襪、摺疊傘、速食麵等等。
「租界」論，在特區建設的最初十年裏，一直是個陰影，籠罩在改革、開放與經濟特區的頭上。直到1992年7月23日，陳雲發表文章，悼念去世的李先念。文章說：「先念和我雖然都沒有到過特區，但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和不斷探索和解決新問題。」陳雲的這篇文章，算是對經濟特區有了重新認識，但此時他對特區的干擾已長達十年之久。
人們很難想像，梁湘那幾年是怎樣承受了這巨大的政治壓力，但他沒有退卻，硬是挺過來了。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梁湘在巨大的壓力下，提出「小政府大社會」的構想，縮小政府權力，將政府的職能由「管制」改變為「服務」。1985年，梁湘在趙紫陽的支持下，與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聯手，着手將香港的司法與行政管理體制移植到深圳。如果實現，深圳便成為中國首座不設人大與政協的城市，而以完全獨立於行政體系的立法會、最高法院、廉政公署取代。我曾經參加深圳與香港新華社的高層小範圍、高度保密的就移植香港體制舉行的討論會，為與會者的大膽設想和規劃感佩不已。可惜，梁湘1986年5月被免職，人去政息，此事便沒有了下文。
梁湘為了推行他的「特事特辦」的方針，從中央到地方，也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他從未主動攻擊任何人，都是在招架別人的攻擊，在被迫自衛時與攻擊他的人結下了怨恨。國家計委有位委員叫勇龍桂，是陳雲的馬仔，「鳥籠經濟」的吹鼓手，專門來深圳發難，他在深圳市委匯報會上，陰陽怪氣，橫挑鼻子豎挑眼。不過梁湘也沒給他好臉色看，毫不退讓的回擊他的責難，讓他在深圳碰了一鼻子灰。我還曾看見，在1984年舉行的特區工作會議上，梁湘輿國務委員、國務院特區辦主任谷牧為深圳是否基建規模過大，是否該整頓的問題，發生激烈爭論，大家都動了氣。老牛也有發火的時候，我當時為梁湘捏了一把汗。
梁湘在深圳所做的一切，幾乎都是他率領特區開拓者獨立完成的。當梁湘和深圳特區面臨艱難局面，甚至走到生死存亡的關口，人們沒有見到鄧小平站出來，為梁湘和深圳講過一句話。了解中南海詭秘政治的人都明白，鄧小平不把對深圳的支持付諸於行動，是為自己留下迴旋的空間：如果深圳成功了，那是他的功績；一旦失敗，他可全身而退。唯有當深圳的改革連保守勢力也不得不認可，人們才聽到「一位老人在南海畫了一個圈」的歌聲乍然響起，聽到他開口講：「深圳是我的實驗。」
1985年下半年，梁湘下台了。這一年他六十九歲，中共中央免去他深圳的一切黨政職務。他因「超齡」而被免職，兩年後，卻又以七十一歲高齡，出任海南省長。
取代梁湘擔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的，是谷牧的兒女親家李灝。這一安排是谷牧對李灝的酬庸和補償。李灝是廣東電白人，曾任谷牧的秘書，後升任國務院副秘書長。谷牧的兒子是京城有名的惡少，有一天偷了一把槍玩，走火打死了李灝的兒子，谷牧為補償對李家的歉疚，便讓自己的另一個兒子娶了李家的女兒，繼而又行使自己對特區幹部的任命權，安排李灝取代梁湘，擔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廢除梁湘「四個為主」的特區建設方針，改為「壓、抓、上、求」，即「壓基建、抓生產、上水平、求效益」。無論什麼人一看就清楚，李灝的方針，「特」字蕩然無存，適用於任何城市建設，哪裏是特區的建設方針！李灝乾的第二件事是，將深圳市政建設規劃預留的城市綠化地，大片批給了鄧小平的女兒鄧榕等中央權貴子女，廢棄了梁湘確立的「規劃就是法律」的信條。幾年後，李灝攀上了鄧小平，谷牧退休，李灝便將谷牧一腳踢開，讓女兒與谷牧的兒子離了婚，算是報了殺子之仇。
自從深圳沒有了梁湘，他的繼任人李灝就把深圳變作只是一座城市，而不再是經濟特區了。深圳經濟特區從那時起便由發展走向衰亡。
其中的一個標誌，就是在深圳特區創建三十周年的之際，拆除將特區與內地分隔的「二線」。
「二線」又叫深圳特區管理線，於1985年3月建成，全長八十四點六公里，用高達3米的鐵絲網將特區與非特區隔離，進入特區要經過二線上設立的關口，出示有效通行證。二線是深圳經濟特區建設特事特辦了的歷史見證，興建二線，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管理特區，更有利於特區外引內聯，為外商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利於在特區內實施特殊的經濟政策。但二線建成不久便遭到國內各界的強烈反對，不久便形同虛設。2018年1月6日，國務院同意廣東省《關於撤銷深圳經濟特區管理線的請示》，二線正式被拆除。二線遲早被拆除，但那應該是在整個中國都推廣實行特區的成功實驗的時候。此時拆除，其象徵意義，只能是宣佈特區再也不存在了。因此，拆除「二線」，可視作深圳由「特事特辦」的特區，變成了與中國其他城市並無區別的象徵。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胡鞍鋼論斷：深圳作為一座城市仍在發展，但作為經濟特區已經衰亡。
同樣走入衰亡的，還有珠海、汕頭、廈門特區。
（六）
深圳特區創建之初，我經歷一些值得記述的事情。
其一：從香港來了「第一個吃螃蟹人」。
深圳特區有一家竹園賓館。竹園賓館是深圳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也是全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投資的外商是香港妙麗集團主席劉天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