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有不甘。我想，那位經理應該是觸犯法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有一條，干擾國家機關正常辦公秩序者，屬犯罪。我就去調查那位經理的背景，群眾反映，他是街道上的一個惡霸，曾霸佔教師的住房，有一家小飯店不知怎麼得罪了他，他也曾把人家的招牌拆走，逼得人家向他認錯道歉，她還有走私和貪污受賄的問題。此等街霸式的人物，就是沒有發生拆招牌事件，也該除掉的，何況他現在自己撞到槍口上來了。他雖然算不上什麼「老虎」，總算得上是一隻「蒼蠅」。我現在就打一隻「蒼蠅」給大家看看。我馬上寫了一篇稿件，報導了《南方日報》記者站招牌被拆的經過，發回報社。然後我又去找市委副書記周鼎，請他過問此事。周鼎一聽火了，說：這簡直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指示市委常委，紀檢會主任劉波與羅湖區委書記葉澄海予以嚴肅查處
稿件一見報，事情就鬧大了。新華社向全國、全世界轉發了這篇報道，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大大小小報紙，幾乎都予以刊登，香港十幾家報紙無一遺漏，海外有一百多家各種文字的報紙刊登了這條消息。《南方日報》馬上跟進，李通波連夜寫稿，該報又登消息，又發評論，又開展專題討論。北京有大人物打電話給廣東省委，說《羊城晚報》的報導寫得好，記者該受表揚。
這時，我反而有點迷惑了。拆招牌事件，無疑是有新聞價值的事，但鬧得這樣大，卻是我始料不及。深圳特區正處於政治和經濟都極度敏感和脆弱的時期，大家都用拆招牌事件大做文章，該不是有人拿這件事給特區抹黑吧？
幸好深圳市領導果斷處理了此事。到省里開會的市委書記兼市長梁湘，也認為有人小題大做，給新生的特區抹黑，他親自過問了這件事。羅湖區委秉承市委指示，決定開除那位經理的黨籍和公職。當區委徵求我和李通波是否要將他逮捕法辦時，我和李通波都表示：算了，手下留情，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那位經理可憐了，他幾次找李通波和我，躬着腰，差點跪下來，請求原諒。我和李通波商定，發一條最後處理的消息後，這件事就算結束了，不要把文章再做下去。
從此，我們幾家新聞單位的招牌，神聖起來。路上行人經過招牌，都要繞道走，生怕一陣風把招牌吹掉下來，惹得一身說不清楚。連我記者站的汽車牌子也跟着沾光，有一次，我把汽車停在文化局院子裏，擋了別人的路，一位文化局幹部要拆汽車的牌子，剛好被我撞見，我大喝一聲：為什麼拆我汽車的牌子！他見到車子是我這位記者老爺停的，嚇得忙不迭向我道歉，生怕再鬧出一個拆招牌事件，弄得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拆新聞單位的招牌，是藐視新聞自由的行徑，只有在一個政治落後的社會、思想愚昧的人群中才會發生。深圳雖然建立了經濟特區，但特區的人仍處於思想愚昧的狀態。更主要的，利用愚昧的人製造的事件，給特區抹黑，北京的一些居心叵測的人，與拆招牌的人，其實並沒有區別。
其四：深圳特區建立之後，與深圳關係密切並從深圳攫取極大個人與家族利益的中共高層，除了鄧小平，便是王震。
中共黨內確有一些潔身自好的老一輩革命家，鑑別誰是這樣的老一輩革命家，就看他們的子女有沒有成為貪婪攫取國家財富的權貴集團成員。人們可以列出一串這些可敬的老一輩革命家的名字，其中絕對沒有王震。王震在中共老一輩中，是德行最壞的人之一，而他的名字，一直與深圳密不可分。
王震原本在中共黨內地位並不高，最出名的是抗戰期間擔任八路軍三五九旅旅長，帶領部隊在延安南泥灣墾荒。他的出名得利於中共歌唱家郭蘭英唱的一首《南泥灣》：「花籃里花兒香……」，其實花籃里裝的是罌粟花。中國自1839年林則徐虎門銷煙，百多年來誰膽敢大規模的在中國土地上種植鴉片？唯有中國共產黨。抗戰期間，陳雲領導下的中共後勤保障系統，便有專人向正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躪的國人販賣南泥灣種植的鴉片，為中共軍隊籌餉，以致陳雲本身染上了鴉片癮，終生享用中共特供鴉片。我的一位朋友的父親，開國少將，在抗戰期間，就是在陳雲的領導下，負責將延安三五九旅種植的鴉片販賣到國統區。中共1949年建政之初，開墾南泥灣有功的王震，先後被任命為鐵道兵司令員和農墾部長。他擔任鐵道兵司令員期間，下令槍殺不堪忍受超強度勞動集體逃跑的士兵和民工；擔任農墾部長期間，統率數十萬軍人屯墾戍邊，在新疆殺人無數，被稱為「殺人王」。王震的一生不斷叫囂殺人，89六四血腥鎮壓，赤裸裸為解放軍殺人叫好的就有王震。王震六四後地位躥升，躋身中共「八老」之列，因為他堅決支持鄧小平下令軍隊屠殺北京學生和市民。
王震言行粗鄙。深圳特區建立之初，有一次他到深圳聽取市政府領導匯報特區規劃遠景，不一會兒尿急，他招呼也不打便站起來上廁所，一頭鑽進了女廁所，嚇得正在如廁的女士抱頭鼠竄。沒人敢上前提醒或者攔住他，唯有他的小孫子高喊：爺爺不知羞，進女廁所啦。中共打江山的那一代，多以「大老粗」自居，言行粗鄙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到了坐江山的第二代、第三代，便附庸風雅了。王震的兒子王家三兄弟，出入高級會所，抽呂宋雪茄、打高爾夫，但粗鄙的基因還是繼承他們老子的。1988年海南建省與廣西通航，經營這條航線的是王震的一個兒子的公司，參加首航儀式的人到達廣西晚間入住賓館，王震的兒子便強拉白天採訪過他的《海南日報》一位年輕女記者進自己的房間，女記者掙脫，不然就被他糟蹋了。
粗鄙的王震表達意見也有自己獨特的方式。1980年代初《人民日報》有兩位記者，寫了一篇頌揚王震與知識分子交朋友的文章《還是那雙眼睛》，文章寫好送王震審閱，王震的秘書趁王震用完膳咬着牙籤剔牙的時候讀給他聽。讀完，秘書望着王震等他表態，只聽王震從牙縫裏擠出三個字：「扯球淡」。秘書轉過臉便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記者說，王震同志對文章很滿意可以發表。記者問秘書，王震對文章具體說了些什麼？秘書回答：王震同志說「扯球淡」。弄得這兩位記者一頭霧水。
王震在位時，是前往深圳、珠海走動最勤的中央領導人。深圳、珠海都留着最好的別墅供王震一家居住，那些年王震花掉深圳、珠海多少錢，誰也數不清。王震在中央掛的是閒職，特區建設本與他無關，他對深圳的支持，換取的是他兒子在深圳攫取巨大利益。他的兒子進入深圳開辦公司，他們想在深圳攫取的，無論項目、土地、資金，都唾手可得。王震家族成為暴富的權貴家族，其發家便從深圳、珠海特區開始。
但王震絕不是真心支持特區，支持改革開放，支持改革派。89六四後，原深圳市委書記、後出任海南省長、與王震建立了所謂很深個人關係的梁湘，因反對六四屠殺而蒙難。六四後李鵬一夥對改革派反攻倒算，以「有嚴重經濟問題」囚禁和查辦梁湘。梁湘寫信向鄧小平申訴不獲理睬，又寫信向王震申訴，希望王震幫助梁湘向鄧小平伸冤。前深圳市政府秘書長、海南省副省長鄒爾康曾對我說：王震已經收到梁湘的申訴，憑梁湘與王震的個人關係，相信梁湘的問題很快得到解決。誰知自始至終，王震也沒有為梁湘說過一句話。反而，王震為了撇清與梁湘的關係，落井下石，要求中央對梁湘嚴厲處理，絕不留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