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最恨為尊者諱，但這一次我卻要為死者諱。不過也只是掩其姓名，並不掩其事跡。
我與郁君的首次見面是在分場場部歡迎我們新人的聯歡會上。六九年底，我們一行數人千辛萬苦總算到了雲南農場的紅旗分場。當年的中國，不比現在，若是不能搞出個像樣的文藝宣傳隊，當領導的面子上比今天連年虧損的工廠廠長還要難看。我們這些人裏面還真有幹這一行的：能拉提琴的就有兩個，手風琴更有三位。但我那單簧管就是濫竽充數了。當年為了能到農場當個農工，好歹吃完上頓有下頓，也就瞎說八道，面子顧不上了。
接我們來的分場陳幹事，為了顯示他的獨具慧眼，特意組織了這場迎新聯歡會。他讓新來的兩把小提琴與場部宣傳隊原有的兩把小提琴匯成一氣，組成他喜歡的四手聯奏，曲目當然是當時膾炙人口的《紅色娘子軍》中四小戰士舞。三位手風琴指定演奏各自拿手的外國曲目，陳幹事很有經驗，吩咐報幕的時候一律冠以《XXX人民熱愛毛主席》，果然不出所料，一炮而紅。尤其是楊君的手風琴獨奏《土耳其人民熱愛毛主席》，台下再三再四地不肯放過他，掌聲鋪天蓋地。餵豬的張老漢，從來不言不語，這時也忍不住喃喃自語：「這麼老遠的，也難為他們還想着咱毛主席。」
入夜，各隊觀眾終於散去，我們便到土台子後面卸妝。借着快要燒盡的汽燈，會拉提琴的文藝幹事杜君把我們新來的人作了介紹，說今後就是一家人了，大家要互相有個照應。眾人都齊聲叫道：「好說！好說！」不少人在北京就互有所聞，在此一見，不免惺惺相惜，相見恨晚。不過郁君我沒見過，也從沒有聽說過。他並不以為意，一邊握手，一邊指着躲在他身後一個怯生生的女生：「我和她原來都是東城區造反派宣傳隊的。慢慢的大家就會互相認識了。」言語中似乎帶有一點點南方口音，軟軟的，不過不是道地的北京人很難發覺。
「那你可認得康蘿蔔？」黑暗中不知哪個對京城文藝界了如指掌的人立刻問了一句。
「認得，認得。」他連忙應聲答道，「他是首席。」
有了共同的朋友，一時仿佛更近了許多。杜幹事見大家如此一見如故，便索性介紹說，郁君與躲在他身後的女生已由革命的戰友升華成感情的朋友了。眾人不免又是一陣喝彩。不過汽燈太暗，我儘管好奇，也沒有看清這個女生的眉眼。好在來日方長，大家總還在一起，有的是時間。
約莫是插隊差不多一年有餘，我調到場部，鍾君調到場部的學校，陳君調到分場的執槍連，邵君調到場衛生所，加上已在場部的諸位好友，一時間濟濟一堂。我們這群後生小子，心中便免不了生出范文正公的感慨：「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雖說沒有「謫守巴陵郡」，卻也十分快活。好友孫君竟筆走龍蛇，把一篇千古文章寫滿好幾張上等宣紙，竹籬笆牆也被他糊得嚴嚴實實。
真正與郁君的結識是在我調到場部之後的事。一日正在百無聊賴之際，見郁君正在籬笆牆下苦練撒拉薩蒂的《流浪者之歌》。我這個人最見不得別人專心致志，於是就上前搭訕：「我在北京的家是一處很老的四合院，房門上還有四個大字：『富貴康寧』。文化革命到了今天，你怎麼居然還保留着這麼個名字。」這本是我的玩笑話，不想對他卻十分唐突。他立刻緊張起來，放下提琴，正色對我道：「怎麼？聽到什麼了？」我便撫掌大笑起來：「聽到什麼？富貴嘛，康寧嘛，聽到說你很有錢。」他便更緊張：「什麼？你也知道我是資本家出身？」
「哦，你資本家出身？」我不由得一楞。文化革命的爛污拆到如今，很少聽到還有人這樣自報山門。
「嗯。」他很懊惱自己的不打自招，剛才拉琴時神采飛揚的興致全被我攪得一乾二淨。說罷便低頭鬆了弓子，收起琴，準備進屋。「還有什麼事？」他挑起眼睛看我，像是想趕我走，其實我腳下站的這塊地方並不屬於他的房間。我極尷尬，半晌想不出話。我想告訴他，我並不在意這件事，甚至很願意與他為友。但我心裏明白，此時此地，說什麼都是爭取不到信任，倒不如走開為妙。
回到房間，我也無名地懊惱起來。晚上與同房間的朋友孫君說了，從他口中才略微得知郁君的家境。郁君家裏是上海人，長在北京。從小循規導矩，初中三年，年年三好學生，保送本校高中。到了文化革命，因為父親屬於資本家，被抄了家。從此便一蹶不振。因為從小學習提琴，文化革命後期便參加了個宣傳隊，每日與琴為伴。插隊下鄉便和宣傳隊的女友一起同來。自從有了女友，情緒還算好了許多。
聽到這些誰也不願意再多聽一遍的故事，我從此就格外小心，留意不要碰到他的痛處。他倒也不計前嫌，無論何處見到我，總還是以禮相待。
大約是又過了半年的光景，一次我們去一個路途頗遠的分場演出，天色太晚，主人就留我們在當地過夜。郁君和我分到一處安歇。當晚主人款待我們吃了不少富含油水的飯菜，儘管我們早有經驗，每次出差前總是準備幾片止泄藥，但多日油星未見的肚子大約還是不能承受這突如其來的關照，用不了多久肯定會照樣排泄出來。我們兩人不敢大意，想等把稀拉掉再睡個安穩覺，於是便坐在床邊神聊。他問：「你可發現我今晚油炸花生米吃得特多？」我答道沒有注意。他便笑了，狡黠地沖我一點頭說：「還行，你坐在我邊上都沒發現，別人不會知道。」
「那你怎麼吃的呢？」我不解地問。因為那是一道主菜，眾望所歸，況且用筷子夾，一次能夾多少？老是朝那裏伸筷子，馬上就會被人發覺。
他像是看出我的疑問，竟像個孩子似地笑了：「這就是秘密。」不等我求他，他就開誠佈公對我說：「如果用筷子夾，老不停地夾，不好意思。我每次出差都要帶一個小勺，」說着就信手從褲口袋中摸出他的寶貝，「我吃油炸花生米的時候就用它舀。一舀一大勺。」說着就比划起來，雖然已經吃得很飽了，但他好像還在重溫不久前的把戲。
教給了我這個秘密，我們兩人的心一下子貼近了許多。一陣沉默之後，雙方好像都在尋找可以拉近兩人距離的話題。
他說：「上次我告訴過你，我家是資本家……」
我不想再扯出這個讓兩個人難堪的話題，連忙打斷他的話頭：「得，得，得。我不想聽。受的罪還不夠哇，剛享了口福，你這是想讓我把飯吐出來吧？」
他執拗地說：「不，我想告訴你。你聽我說。」
其實想聽別人的秘密是對我最大的誘惑，我便不再堅持。
他的父親原是個讀書人，原籍寧波，世代書香。臨近內戰結束的時候，上海物價飛漲，家中並無許多不動產，手中的鈔票頃刻之間便會成為廢紙。上海出版界首屈一指的張老闆與其父相熟，勸他不如把錢投在張的出版社，算作一個股東，今後不管什麼人上台，都免不了要出書，總會有錢賺。他的父親原來就對版本典籍頗有偏好，多年的積蓄有了這麼一個出路倒也不壞。於是就把錢放到張老闆那裏。後來上台的是共產黨，這家出版社遷到了北京，他的父親便做了出版部的主任。但因為是股東，天經地義是個資產階級，沒有話講。
其父一生謹慎，與國共兩黨從無瓜葛。因此，無論國共兩黨互相打架，還是共產黨內自己打架，他都只是靜靜地看在眼裏，默默地記在心中。家教極嚴，儘管子女個個優秀，但從不許在外張揚。所以六六年文革開始之前，政府倒也不大找這家人的麻煩。
文革一起，他家比那些次次運動整得死去活來的人家反倒顯了些眼。那些人家大多早已整得一貧如洗，枉背了個資產階級的虛名。而他家光是前後三進的四合院就早已讓收水電費的居民組長垂涎欲滴了。於是首當其衝，做了抄家的模範。
所幸的是，他的父親還有工資，幾位兄長也已長大成人。他的境遇與許多人相比並不能算太壞，郁君自己也承認。只是從小一帆風順，到底受不了別人的許多白眼。另外，父親總愛用貪官污吏的下場教育子女，時時提到滿門抄斬的恐怖，所以抄到自己的家，那種大禍臨頭的感覺也比一般人家的子弟要來得猛些。自那以後，一點風吹草動總是害怕。
「你現在不錯了，竟然敢用勺子舀花生米，也是一個進步，」我不禁要給他一點鼓勵。他不好意思地一笑，看得出，心裏還是有些得意。我連忙慫恿他接着說下去。
日後他因為恐懼，患了失眠症。一夜一夜只能坐着。天長日久，身子不知不覺就壞了下來。倒是文化革命後期，兩派為了保衛毛主席，打得不亦樂乎，他便在家裏堵上門窗聽交響樂，自得其樂。他現在拉的一手好琴，就是虧得那時的清閒。
後來他又指指外邊，意思是指他的女友，說是有了她，什麼別的事也不想，甘心就在這裏呆一輩子了。我那時畢竟小他幾歲，仍舊雄心萬丈，對男女之間的魚水之歡也不甚了了。但看他一臉滿足的樣子，也不禁走過身去，拍拍他的肩膀，道了一聲賀。說來也怪，那天晚上沒有拉肚子，二人倒身下去便鼾聲如雷。
二天回到分場便聽說，省歌舞團到農場挑演員來了。消息不脛而走。因為我們分場的水平他們早已耳聞，於是就直接下到我們分場。
這天，郁君慌慌張張跑到我們房間，我正好與鍾君在閒談。他便問我們是不是也去考一考，試試運氣。我自知志向根本不在於此，當然不會去。鍾君更是一位散淡的人，連連擺手。我與鍾君相對一望，互相忽然都明白，他這是想探探我們的口氣，看他是不是應該去一試身手。我們說，他是箇中翹楚，全分場首席提琴，且名聲早已遠播，或許省歌舞團就是專程來顧他的茅廬，早已內定也未可知。經我們一說，他便大喜過望，頻頻點頭。但又一想，若是他的女友不能一同考取，那豈不是要人各一方，又如何辦？我們就勸他，如果省歌舞團求賢若渴，那就堅持一定要雙雙調走。否則，如此拘促小器的地方不去也罷。他便點頭稱是，又問道，若是他走了，放下眾人仍舊在此受苦如何是好。這正是我們可以一顯高風亮節的機會，我二人便道，能先逃一個就是一個，都困在這裏，一個跑不掉也不是道理。況且來日方長，人各有志，不必多慮。他聽了便不再多話，連連謝了，說是還要找他的女友過細商量，便告辭走了。分場其他的文藝高手也都摩拳擦掌，暗中積極準備。
省歌舞團為首的一位，白白淨淨的臉，聽說姓顧，人稱老顧，是省歌舞團革委會成員兼樂隊指揮。政治經驗自不必說，音樂修養一望便知差不到哪裏去。另外隨來的幾位歌舞團領導在我們好酒好肉的款待之下便據實以告：如果能讓老顧看上，十之八、九上調有門。我們心裏有了底，便替郁君和其他準備應試的眾人打算，紛紛獻上如何攻破老顧的妙計。
省歌舞團的人只是隨隨便便見了一下分場領導介紹的幾個人，還不等我們的妙計出手，就發表了上調的名單。幾位實力派人物出現在名單上不出意外，文藝幹事杜君與他唱山歌的妻子也榜上有名便顯得突兀了一些。郁君的女友也在榜，卻偏偏少了郁君的名字！
我們都大吃一驚，先是嘆了老顧的眼光如此之低，辨不得良莠，再嘆自己竟也識不得老顧其人。趕忙去看郁君，他也得到了消息，正在女友處苦着臉。他的女友早已哭成個淚人，見我們眾人前去便收了淚，一旁抽泣。當初好端端的一件事，原本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如今竟如此收場，大家好不掃興。幾個朋友提出找老顧講理，問問他招人的標準到底是什麼。這原本也是氣話，他能講給我們聽嗎？正在眾人七嘴八舌亂轟轟鬧成一片的時候，只見郁君忽然頓足道：「還不就是因為我出身資本家麼！」說罷扭身出了房間，他的女友少不得又追了出去。眾人無語。
上調的人歡天喜地，我們這些原本放蕩不羈的人也湊趣趕上幾頓送行的好飯，聊以自慰，皆大歡喜。只是苦了郁君和他的女友。天天哭作一團，把個好事哭得像是送喪。要走的人，知道今後還要接受老顧的領導，自是不願造次，沾了晦氣；不走的人也不好破口大罵，否則顯出好像是自家沒有本領，借酒撒瘋。倒是郁君的女友頗有志氣，聲稱自己也不走了，要與郁君守在一起。一聽這話，眾人便趕忙說，萬萬出不得如此下策，還是先走一步，慢慢再作計較。郁君看到女友在眾人面前如此剛烈，感動異常，不禁又是淚流滿面。
老顧帶人走了以後，場部少了不少人，頓時清靜許多。郁君只是天天盼着總場隔天才開來的郵車。他的女友倒也文筆流暢，差不多每次郵車來必有郁君的信，有時還不止一封。這樣的書信往返說話過了幾個月，我們這廂還在為郁君打氣。他的女友寄來一張將辮子剪成齊耳短髮的玉照，老友鍾君便老神在在地作出這番評論：「剪髮，為何剪髮？剪髮便成了婦人。這就是明志，表示始終不渝。」
眾人於是大叫有理。郁君本也不是愚鈍之人，一聽此話，多日緊皺的眉頭倏地舒展開來，於是眾人翻出多日未曾沾手的樂器，大家合奏一番。
但女友的信慢慢地少了，郁君的頭髮和鬍鬚卻慢慢地長了，終日無精打彩，眼睛直直的。明眼人當然一看便知其中有了變故。但誰也不敢問他，怕給他惹出毛病來。
沒有不透風的牆，終於有當初調走的人寫信回來講故事。原來老顧想在郁君的女友身上打主意了。
老顧結過婚。他的前妻是省歌舞團的舞蹈演員，演過電影《阿詩瑪》中的女主角。據說，當年王光美曾有意選她做兒媳婦。後來不知怎麼一來二去沒有搞成。她原是出身雲南的大土司，一轉念沒有國家主席這麼大的保護，也得找個工人貧下中農脫胎換骨。於是老顧一獻殷勤，她就嫁給了他這位上海工人出身，團里拉板胡的演員。誰曉得風水輪流轉，劉主席成了叛徒、工賊。地處邊陲的雲南省哪裏懂得朝廷里的奧妙，省歌舞團能抓出一個與當今聖上的仇人有瓜葛的人物，不說是報功請賞，就是放到茶餘飯後作為談笑的話題也其味無窮。於是七斗八斗就把她給鬥瘋了，脫了衣服滿街亂跑。老顧是個工人階級的好後代，這時已經是歌舞團革命委員會的大員，從板胡演奏家變成了樂隊指揮，也就早早反戈一擊。英雄救不了美人，只好霸王別姬了。當然也有人背後嚼舌，說就是老顧自己逼瘋了妻子，這裏聊備一說。
無論如何，老顧是見過美女的，又是上海人，門檻極精。看到郁君的女友頗有幾分姿色，會拉提琴，來自北京，家中又是中國的醫界名人，正中下懷。
不過說句公道話，一起招進省歌舞團的杜君在此事上也不大光彩。他們夫婦一則年齡過大，二則在農場的土台子上演演尚可，到省歌舞團就不能算是出類拔萃之輩。老顧當初招人也不是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但無奈杜君是分場的文藝幹事，手中尚有幾分權力。杜君看到自己一把年紀，這乃跳出火海千載難逢的最後時機，便堅持一定要老顧帶上他們夫婦，否則一個也別想招走。要不是這樣的話，老顧絕不會把杜君夫婦帶來。杜君心知肚明，雖說已調到省歌舞團，但不拿出點真貨色來孝敬一下，老顧的一句話就可以讓他走人。他打聽到老顧對郁君的女友有意，於是趁着北京探親的機會就到郁君女友的府上拜訪。女友的父母早知女兒的戀情，不免向杜君打聽郁的為人。杜君一見機會到了，自是沒有好話。女友的父母當即勃然大怒，寫信痛斥女兒的無知，竟然找了這麼一個混帳東西作朋友。杜君回滇之後當然邀功請賞，自是不在話下。
不到一年，梅開二度的老顧就把個如花年華的小姐娶過了門。
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郁君倒還真是個情種，聽到這個消息，終日不吃不喝，蓬頭垢面，不及數月便把百病添齊了。由肝炎轉而又添腎炎，最後病得剩了一把骨頭。大約農場也怕萬一有個好歹，弄不好會落得一個罵名，於是郁君一提出回京治病，馬上揮手放行。
我當時已先於郁君回到北京，聽說他住院了，便不時約了幾位舊日朋友到北大醫院去看他。每次去，不是見他在看書，就是聽他在練琴。精神還不算太壞。可是他告訴我們，其實他很明白，情況並不好。
後來我從別的朋友那裏聽說，老顧總也改不了整人的習慣，又是板胡出身，不懂五線譜，樂隊指揮是無論如何做不下去，自己便先就把心懶了。不知靠什麼門道，夫婦兩人轉回了北京。這事我沒敢告訴郁君，恐怕勾起他的往事，又會傷心，壞了身子。
我找到工作之後，整天到晚瞎忙，與舊日的朋友也就無法朝夕相處。後來偶爾見面，聽說他還是因為那個討厭的資本家出身找不到工作。要是身體好點，幹些力氣活，人家倒也不嫌棄他的家庭成分；偏偏他又是病病歪歪，那些好一點的工作，有權有勢的人家還要打破頭，哪有他的份兒！不過這些年他倒少了好些脾氣，有了事也不往心裏頭去。我們都誇他有涵養，他聽了也樂，說是讓我們給教出來了。
漸漸就過了好幾年，一直沒機會見面。記得後來在大街上還真遇上他一回。當時我提起有辦法買到官方翻印的外文書，他還是在雲南時那付小心翼翼，生怕惹禍的樣子，說他父親一輩子就在出版界，很懂版權，不相信政府會這麼大張旗鼓地翻印外文書，讓我買書的時候一定不能大意。我跟他說，這就是他少見多怪了，我們沒參加國際版權法協定，外國人的書政府想怎麼翻印就怎麼翻印，誰也甭想管。他兩眼朝四下望望，一個勁讓我放低聲音。後來跟我到了我家，看到幾可亂真的《韋伯斯特世界大辭典》，他才不免對此嘆了一回，道：「既是如此，你能不能幫我買一本《杜登圖解字典》？可不要說是我買的呀。」我自是一口答應下來。
後來很久沒有再見面，聽說他要隔周洗腎才能過活。再後來，等我去德國留學也就從此斷了音訊。間或從其他雲南舊日的朋友口中聽說的，大都是關於他處境不大好的消息：妻子是個歌唱演員，夫妻感情不和；現在正在等人捐腎，醫生說只有換腎一途了，等等。
「六·四」之後的第二天，雖然戒嚴的軍隊開始佔了上風，但到處依然還是亂糟糟的，七零八落被踩爛了的自行車，磚頭、木板丟滿了一街。天安門一帶正是戒嚴的中心，博物館值班室打來電話，讓我不必去上班，以免發生誤會。我正樂得不去上班，便抽空到新街口郵局，想給蘇州的表姐發封電報。我的母親正住在表姐家，我想讓母親拖一段時候再回北京，免得受驚。但郵局打電報的人排出一里多地的長龍，非有幾個小時不可。我還有妻子交代要買的方便麵，那也是這幾天大家瘋狂搶購的目標，我一看只好作罷。
於是我就信步走到住在附近的一位雲南舊友關君的家中。好些日子沒來看他，我也想見見「風波」過後的故人。他正好在家，見到我後自是興奮不已。他今天早上剛剛爬進一輛燒毀的坦克車裏面大開了眼界，另外還幫助幾個學生運了不少中了槍傷的人和幾具屍體。血湖血海，煞是怕人。
接着他又說，郁君最終還是死於腎病，幸好早幾日去了。他去醫院看過，還陪着到了火化場，要是死在這幾日，恐怕連個停屍的床位都不好找了。他還告訴我，郁君的妻子正在和郁君鬧離婚，火化也沒去，有個孩子，也沒去。這回好了，也用不着離婚了。二人不免嘆了一番，我便無精打采地告辭出來。
外面是北京六月的驕陽，分外刺眼。滿街是搶購的人群和荷槍實彈的士兵。沒人注意到我，就像我沒留神，也沒注意到郁君的死。
吉光片羽齋，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