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是我們家的房東。從我記事起，我們家就住他們家的房，一直住到文化革命，紅衛兵大抄家，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此之後，我們家仍然住他們家的房，但房子充了公，房租交給國家的房管局，按照國家標準，房租減了幾塊錢。結果弄得我們家挺不好意思，仿佛是我們家趁文化大革命佔了李家的便宜。當然李家知道文化革命不是我們家發動的，但是我想，他們家人心裏肯定不好過，尤其是那十幾二十塊房錢對李家來講，是挺要緊的。
母親告訴我，說我是在上海生的，當時國共兩黨正打得不可開交。等我們家搬到北平，北平早就又改回來叫北京了。我們先住在和平門外的舊帘子胡同，後來嫌地方小，沒住兩年就設法找房。這處房子是母親在上海認識的陳老先生居中介紹的。陳老先生在我們之前就從上海調到了北京，他認識房東李家，聽說李家要找房客，就介紹了我們家。於是我們就搬到石駙馬橋附近的頭髮胡同。這時候我大概兩歲多，所以要不是母親告訴我，我會認為我就是出生在這個院子裏。
院子不大，按老北京建房的規矩也不四致。大門不朝南，也不夠氣派，只有兩個門楣，門前也沒有影壁，可見李家祖上沒出什麼安邦定國的大人物。正房不是北房，而是南房。據說是當初起這個院子的時候，李家老太爺手上的錢還不富裕，北房的正房蓋得不夠氣派。後來又有了幾個錢，想蓋幾間好的，可北邊的正房又捨不得拆，就在南邊起了大瓦房作為正房。所以，後來懂房子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個院子不怎麼樣，出不了什麼出將入相的大人物。北京的院子如果大了，再沒有收拾，就叫做大雜院。但我們的院子不大，到我們家搬進來的時候，收拾得還挺雅致。一進門的山牆後頭是一棵大松樹和幾棵無花果樹，院子靠東西牆各有一架葡萄藤，院子中央是一口磨盤大的瓦制魚缸，裏邊的魚沒有中山公園唐花塢的好，但足夠全院的人沒事的時候瞧了。貼着魚缸是五盆石榴樹，一人多高，結了石榴並不吃，為的是觀賞。靠西牆的高坡上是幾棵香椿樹，還有一叢叢的茉莉花。院子中央還擺着兩條一般公園裏才有的長坐椅，為的是歇涼用的。三伏天，大家就都躲在葡萄藤的蔭涼下乘涼，聽着知了和蟈蟈不停地叫。早先老北京人的社會烏托邦是「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頭三樣，我們院子裏樣樣都有；後三樣，先生不許叫了，肥狗不許養了，丫頭也不許雇了，但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因為環境特別地道，沒有這三樣，也差不多就是天堂。我的父母都是來自南方，可能就是被老北京人的這種悠閒所感染，我們家立刻就決定住進來，也想享受一下老北京人生活的溫馨。
房東李家是旗人，原住在海淀藍旗營。老太爺那一輩，不知怎麼學會了照相。因為照得好，被宣進宮裏給太后、光緒皇上照過相。大概因為是旗人，也不用讀什麼書，所以也就沒個出身，自然當不成官，但家中興許有兩個閒錢，就在西城蓋了房。到我們搬進來的時候，老太爺早死了，留下三門骨血：大爺、二爺、三爺。大爺也死了，大奶奶還在，住在東牆下的小屋。當初不知道怎麼分的家，這處房產反正是屬了二爺。二爺還有一處買賣在西單東南角把口，挨着長安大戲院，是間西藥房，後來有了新政府，產業充了公。到我上小學的時候，那裏變成了一家文具店，叫文華紙店。三爺也住在這個院子裏，但不指着這處房產，大約是繼承了父業，有間照相館，叫大陸照相館，在宣武門裏頭，後來歸了西單路北，上海遷京的歐亞照相館，叫歐亞照相館分店，文革的時候改過名字，沒人記得了，後來又改回來。我小時候還去那兒照過像。後來這個小照相館也歸了公，大傢伙管那叫公私合營，每年到節下，總能看見兩個原來照相館的夥計到我們院子裏來，大約他們已經是經理或者黨支部書記了，可還是依着過去的老規矩，開口仍然叫三爺。母親說，那是給三爺又送定息來了。
二奶奶沒有生育，三爺就把他的二小子給了二爺做兒子。到了二爺的兒子長大了說親，二奶奶就把娘家侄女給了過繼的兒子。他們小兩口生下的孩子，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幼年的夥伴李國棟。國棟的媽生了五個孩子，老大是個男孩，叫李國祥。老二、老三是女孩，叫李桂芝、李桂蘭。老四是國棟，下面還有一個小的，叫李國梁。名字沒有比這再普通的了。要不是來回這麼搞運動，大傢伙也趕着湊熱鬧，居然能想出「抗美」、「建設」、「文革」這麼寒磣的名字，那麼他們家的孩子還得有更多同名的了。
二爺、二奶奶都五十了，當然不工作。國棟他媽（我管她叫二媽）也不工作，一家大小九口人，全指着國棟他爸（我管他叫二大爺）一人上班掙錢。三爺家的三爺、三奶奶也不工作，三爺的兒媳婦也在家，只有三爺的大兒子，就是國棟的大爺一個人上班。全院只見我的父母跑進跑出地上班，顯得最忙，還得雇個人看着我。有時候看着全院的人都挺清閒，也都沒有個進項，母親就說，給他們點兒錢，無論讓哪一個照看着我，可他們都不怎麼願意，看過一回兩回就煩了，母親只好作罷，到外面去請人。二奶奶有一回還跟我說，你媽不在家看着你，到外邊兒掙那兩兒錢不值。
李家上下看着我們這一家從南方來的蠻子，只道是南方人勤儉，愛上班。我們家看着李家上下一家人坐吃坐喝，也替他們着急。想着是死了的駱駝比馬大，皇上都換了兩朝，旗人還真能挺得住。
彼此看着奇怪，一塊兒相處卻並不吃力。旗人好的是面子，禮數到了別的都好說。李家知道父親是個讀書人，替政府作事兒，但從來不細打聽。知道我們家北京沒有親戚，逢年過節，從城外老家藍旗營來串門的送個點心匣子，他家必是讓大丫頭或是二丫頭送過來幾塊餑餑嘗嘗。我們家也必得找個藉口，送過去一盤桂香村的南式點心給他們。我們家炒了什麼菜，總是端過去一碟兒讓李家嘗個鮮兒，不過他們家大多不喜歡吃我們家的湖南菜，不是辣椒、豆豉，就是臘肉、苦瓜。旗人禮兒大，都客氣，送給他們的菜每次都放在飯桌上，只是不動筷子。他們家的菜我也嘗過，現在想起來，我最愛吃的就是芥菜疙瘩皮炒青椒。那芥菜皮和青椒用花椒爆一爆油，再一炒，甭提有多香了。
二大爺愛上天橋，有時候也帶上我和國棟一塊兒去。聽相聲，看摜跤，瞧唱大鼓的，瞅變戲法兒的，都是那時候開的眼，回家還學着給院裏的大人演。二奶奶瞧着樂，說我的作派有那麼點兒京味兒了。母親有時候擔心我學會了這些不好，父親總是安慰她，說孩子除了正經功課，三教九流的知道點兒沒壞處，老是正兒八經的，長大了沒出息，雖然父親自己一次天橋也沒去過。
父親也挺喜歡國棟，禮拜天經常帶我們倆去放風箏，打球，要不就是去逛琉璃廠，翻翻舊書，瞧瞧古董，然後拐過楊梅竹斜街，去前門外大柵欄吃個小館兒。
不過父親是個生性散淡的人，並不喜歡湊熱鬧。到我快上中學了，街坊上像他這樣的鄰居差不多都陸續搬到機關宿舍大院去了。父親單位的領導也來動員過幾回。記得有一次是舊曆年，領導的太太（當然也是領導）到家裏來拜年，跟父親說，還是搬到機關宿舍去吧，也算是照顧你，那裏設備好，有暖氣，有抽水馬桶，房租也比私人的房便宜，家裏有了什麼事情，同志們之間還可以互相照應。父親拿出我來作擋箭牌，說我的小朋友都住在附近，從小一塊兒長大，離不開。事後我聽見父親和母親在說，八小時在一起上班還不夠，晚上還往一處湊。張家長，李家短，麻煩在後面呢。依我看，火爐子、茅坑就挺好。母親是什麼都聽父親的，這樣，我們家在李家小院一直住到「文化革命」後被掃地出門，轟到鄉下的「幹校」為止。
這種個性也幫了父親一小把。「文革」中父親被揪出來，同事中不管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自然有那喜歡打「太平拳」的，能揍一巴掌就快活一下。可是從沒有在一起住過，「私德」揭發不出來什麼，只好在「公德」上狠下功夫。罪行當然就少了一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