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旅程中，我也努力去摸索那個隱藏在被戰後史阻斷的記憶中的日本身影。接近日本無論如何都是必需的，因為現代日本是台灣人形成自我的鏡像，不可避的母體與他者。只有行經日本，才能抵達台灣。然而所謂「現代日本」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帝國化相互重疊，因此要追尋現代日本的足跡，必然會由核心而邊陲，逐步行經東北地方、北海道、沖繩、台灣和朝鮮，乃至滿洲與南洋。然而即使完成了帝國全境的巡禮，確認了台灣在帝國之內的位置，我們還是無法真正抵達台灣，因為戰前日本帝國的形成是日本與中國、東亞與西方之間相互交涉、齟齬的過程，緊密地鑲嵌在一個更大的世界史脈絡之中。只有理解現代日本在世界史的位置，理解現代日本如何在世界之中定義自己與台灣，我們才能真正抵達台灣，也才能夠理解到第一代台灣現代知識人那些稚拙的自畫像，原來是他們對那個複雜難解的，有着重層的支配／抵抗結構的巨大世界的回應。
這一切都是事後才理解的。要等到完成了論文之後，我才愚鈍地意識到，為了返回現代台灣，我這個日本史與世界史的素人在問題意識、理論與史料的引導下，竟然在無意之間有如背包客一般自力行經了現代的日本和世界。用比較思想史的語言來說，要等到完成了論文之後，我才理解到原來日本統治下台灣民族主義的出現，不只是日本悲劇性的現代化過程所孕生的結果，同時也是整個現代世界史「啟蒙的辯證」（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的產物。
所以這篇論文從最初單純關於台灣民族主義起源的個案研究，逐漸成長為一個對於日本與歐洲帝國的殖民主義支配，以及日本帝國內各殖民地的反殖民抵抗模式的雙重比較研究。在全球的、比較的視野引導下，我摸索出了一種可稱之為「在地文本的全球解讀」（global reading of local texts）的方法，在同時期日本、中國與西洋的多重思想脈絡影響下重新閱讀戰前的台灣文本。這個被我的老師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稱為「從奧林帕斯山頂」的視野，也幫助我看見了在戰前國際政治秩序重層的支配與抵抗結構中，處於西洋—日本雙重支配最底層的台灣（以及朝鮮、沖繩），如何與立於頂端的西洋現代文明進行策略性的論述結盟，以批判日本那種既模仿又抗拒西洋的折衷主義式殖民支配。如此，在那個「長期被隔離於世界文明之外的孤島」（永く世界の文明より隔離せらる孤島）［注1］上被生產出來的那些被人遺忘、輕蔑的小文本（minor texts），突然被帶進了世界史的脈絡之中，出現了層次，而且產生了深度。
為了呈現一個素人／初心者在黑暗中摸索的過程，這冊中譯本大體保留了英文原文的原貌。畢業十餘年後，我對比較帝國史有了更多的學習和理解，於是寫了一篇簡潔的英文論文，將戰前日本民族國家形成與帝國擴張重疊的現象，與十六、七世紀英格蘭在鄰接的凱爾特周邊地區（Celtic fringe）之擴張，以及十九世紀美利堅合眾國在北美大陸上的國家擴張模式做了一次比較分析。透過這三個個案的比較，我才比較清楚理解到日本在沖繩、台灣與朝鮮的「差序式吸收」（differential incorporation）統治模式其實是帝國初期擴張常見的模式，具有某種普遍性。不過，為了保存這本書原有的摸索與思考歷程，我將這篇論文以補論的型態附在全書本文之後。另外，我曾為二○一三年美國亞洲學會（AAS）的研討會撰寫了一篇英文論文，扼要地補充說明台灣民族主義在一九三七年以後，也就是戰中期的發展與變形。這篇簡短的論文，我也以補論形式和前一篇短論一起放在本文之後，供讀者參考。最後必須說明的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東北亞地緣政治局勢發生了劇烈變化，台灣民族主義因此在戰後初期也經歷了一段複雜的起伏和轉型，最終在一個非常不同的歷史脈絡中重新出現。這段故事非常富於戲劇性，也具有高度的理論意涵，不過它已經超出了本書的範圍，因此並未收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照我二○一六年出版的中文論文〈三個祖國〉。［注2］
另一個與歷史發展階段相關的問題，也應該在此一提。本書主題是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民族主義的誕生與發展，本質上是關於台灣民族主義初期型態的實證研究，所呈現的包括這個運動的許諾與限制。初期的台灣民族主義是安德森所說二十世紀前半全球史「最後一波」民族主義的個案，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在擁抱西方現代文明理想的同時，也繼承了文明化意識形態的進化論偏見。第一代台灣民族主義者對原住民族問題的忽視，清楚反映了此種源於現代性意識形態的文明傲慢。這是初期台灣民族主義在思想上的限制。除了思想制約之外，戰前日本對台灣住民採取區隔原漢的二元統治策略，也對兩個族群的社會整合與政治結盟設下了根本的制度性障礙。［注3］就原住民族而言，台灣總督府在霧社事件後採行的「教化理蕃」政策，並用經濟收編與文化同化，有效阻止或遲延了台灣原住民族的自主政治動員。［注4］這些都是初期台灣民族主義發展面臨的歷史限制。詩人艾略特在《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說「只有經由時間才能克服時間」，歷史的限制最終也只能經由歷史來克服。我們必須要在二次戰後的全新歷史脈絡之中，才能看到文明化意識形態的逐步崩解，台灣原住民族政治主體形成的胎動，［注5］以及新一代台灣民族主義者嘗試跨越族群界線，重新定義「台灣人」的契機。［注6］
論文寫完了，然而旅程尚未結束。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在《剝奪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裏面曾經總結說，他一生為巴勒斯坦寫作，主要就是為了要「證明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注7］我在芝加哥大學讀到這句話時深受感動，覺得仿佛是在為我艱困孤獨的旅程所下的註腳。三十餘年之後，世界史的發展自身已經以一種極為激烈和危險的方式，證明了台灣的存在，不再需要我這個象牙塔內的學徒微不足道的努力。儘管如此，我的個人旅程尚未結束，但我已經不再尋找回到台灣的路了。如今我追尋的，是經由台灣而回返世界，回返人類共同的精神原鄉的道路，而這冊習作則成為我持續中旅程的一個經過點。
這本用英文寫成的論文在二○二三年先以日文譯本形式在日本出版，［注8］接着再從日本回到台灣。這或許是天意。日本是孕生了近代台灣的母體和他者，我整個寫作過程就是與這個兩義的日本的一場漫長的搏鬥。雖然我努力想站在一個世界史的高度來保持和日本（與台灣）的距離，但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始終都是面向着日本和台灣──面向着這兩個我無從選擇的故鄉，和他們對話、爭辯、探究、詢問，向他們尋求關於歷史與認同的解答。在這個非常個人，非常存在性的意義上，日本和台灣共同孕生了這本書。我不確定英文版最終會不會出現，但這篇習作能先與日本和台灣的讀者見面，或許是我潛意識中一直在期待的結果。我對此結果深懷感激。
這本書終於在台灣出版，仿佛一次遲來的鮭魚返鄉，對此我最應該感謝的是春山出版社的總編輯莊瑞琳。沒有她近乎固執的催促與鼓勵，我不可能走出──或者被逼着走出──那如餘燼般的倦怠、遲滯與無所作為。從《想像的共同體》中譯本增訂版，到《受困的思想》的中日文版，乃至本書，我見證了一個優秀專業編輯和她傑出團隊的知識勞動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一個屬於台灣本土的編輯者傳統（editor tradition）的誕生。事實上，小瑞與同世代，乃至更年輕世代的專業編輯者們，長久以來持續不輟地進行着一場以書籍為媒介的文化運動，透過一本一本好書的出版，靜靜地重塑台灣社會淺薄、喧囂、躁動外表底下的文化根基，賦予它厚度與深度。能以作者身份參與這場文化運動，我感到無比榮幸。我也要對本書主要譯者胡宗香深致謝意，這位傑出的翻譯者從〈比較史、地緣政治，以及在日本從事台灣研究的寂寞〉（二○一六）到本書，一路耐性地將我過於雕琢的英文轉化成優美流暢的中文，救贖了我的疏懶與炫學。最後必須特別一提的是，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受惠於京都大學駒込武教授的《植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一九九六）甚多。這部比較殖民史傑作在知識上給予我多方啟發，但同時也誘發了我的反論欲望，而經由這個激烈的內在對話過程，這本書逐漸成為我努力試圖超越的一座里程碑。對於這位博識、正直而熱情的畏友，我終生懷抱感激與敬意。
吳叡人
台灣草山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林呈祿，〈新時代に処する台灣青年の覚悟〉，《台灣青年》第一卷第一號（一九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和文之部，頁35。
2吳叡人，〈三個祖國：戰後初期台灣的國家認同競爭，一九四五－一九五○〉，蕭阿勤、汪宏倫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二○一六），頁二三至八二。
3本書第三章關於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論述的分析中，對初期民族主義的歷史限制有較深入的討論。
4關於霧社事件後總督府教化理蕃政策的政治效果，參見吳叡人，〈台灣原住民自治主義的意識形態根源：樂信．瓦旦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政治思想初探〉，洪麗完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二○○九），頁一九三至二二九。
5關於二次戰後初期興起的台灣原住民運動，參見吳叡人，〈台灣原住民自治主義的意識形態根源：樂信．瓦旦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政治思想初探〉，以及吳叡人〈「台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件之政治史的初步重建〉，收於《二二八事件60周年紀念論文集》（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二○○八），頁三二五至三六三。
6關於一九六○年代史明對台灣原住民族態度的討論，參見吳叡人，〈啟示與召喚：《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思想史定位〉，收於《實踐哲學：青年讀史明》（台北：台灣教授協會，二○一二），頁二八至三六。
7 Edward Said, 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5[1994]), p. xvi.
8吳叡人著，梅森直之、山本和行譯，《フォルモサ・イデオロギー：台灣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勃興》（東京：みすず書房，二○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