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田飛龍和趙鼎新的歸因有一個共同的缺陷：他們都用一種相當粗糙的還原主義，將一個複雜的進程歸結於某類人的品質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分裂，原本屬於"自由主義者"的那個群體，在這個過程中日益萎縮。三十年來，一共出現了三次知識分子的大分裂。這三次大分裂主要是：90年代新左派從自由主義者里分裂出來，200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者從自由主義者里分裂出來，2012後激進派從自由主義者里分裂出來。如今的"撕裂狀態"，主要是前兩批分裂出來的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義者，跟激進派和自由派的對抗。
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間有一種"啟蒙自由主義"的共識，他們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對毛式共產主義有一種普遍的反感，於是要回到五四，回到西方現當代思想中去汲取養分，想讓中國重新回到現代文明的康莊大道。其中，影響最大的兩批知識分子是以金觀濤和劉青峰為首的"走向未來"編委會，和以甘陽為首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更是網羅了中國當代思想界最重磅的人物，除了甘陽，還有王慶節、陳嘉映、趙越勝、徐友漁、劉小楓、劉東、杜小真、李銀河、陳平原、陳來、周國平、錢理群、閻步克、郭宏安等。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東歐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都發生了重大的事件，其中蘇聯解體，東歐國家全部變成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只有中國的政權依然維持共產黨的領導。這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有一批知識分子認為中國必須建立強大"國家能力"，才能抗衡資本主義國家的"顛覆"，這其中的代表是王紹光、胡鞍鋼和崔之元，另外一批認為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出現了嚴重的貧富懸殊和官員腐敗，原有的社會主義體制的一些優勢也自己放棄了，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汪暉。這兩批人都對八十年代的"啟蒙自由主義共識"發起了挑戰，認為中國不能照搬西方的發展模式，但他們並不是拿傳統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而是藉助西方馬克思主義、社群主義和當代政治學的理論來批判西方的普適人道主義思想，於是被稱作"新左派"。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攻讀博士的甘陽，也發表了《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對八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想進行批判，並開始以"新左派"或"自由左派"（不同於後來的左翼自由主義者）自居。
與此同時，自由主義者內部也對八十年代的啟蒙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一方面，他們對蘇東劇變和冷戰結束感到振奮，他們相信這充分驗證了弗朗西斯·福山所說的"歷史終結論"：自由民主制度就是所有人類社會的共同未來。另一方面，他們也對中國何以未能追隨"歷史的終結"給出了自己的解釋，李澤厚的"告別革命論"就是在這個語境下提出來的。這種理論認為，近代以來中國的數次轉型失敗，都是被激進思潮所累，如果希望未來中國能轉型成功，那必須走漸進改良的道路：中國必須告別革命，才能變成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否則永遠擺脫不了王朝更替的命運。
這時期的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或可以成為"自由保守主義者"）看似分裂，實際上都以自己的方式認同了現狀。在新左派看來，中國是朝着增強國家能力的方向前進的，其中的代表就是"分稅制"改革，通過這個改革，中央政府大大增加了財政收入，用於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國計民生的提高。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中國也是在朝着他們預想的方向走的，這時期出現了一系列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改革：國企改制，住房、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申請加入WTO等，他們相信假以時日，經濟改革一定會推動政治改革的發生。儘管在90年代，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就相當多的理論問題和社會議題進行了爭論，但他們有一個基本共識，就是接受中國共產黨對目前中國的領導。
進入2000年以後，新文化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爭論，逐漸取代了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爭論。文化保守主義者主要是兩批人，一批是以甘陽、劉小楓為首的"施派"，另一批是以蔣慶、康曉光和陳明為代表的"大陸新儒家"。前者與自由主義之爭論的緣起，看似有一點個人的色彩：2000年左右，甘陽將列奧·施特勞斯介紹給了劉小楓，劉小楓迅速拉起自己的學生故友，將施特勞斯及其門下弟子之著作譯為中文，並編輯"經典與解釋"叢書，一時盛若"文化：中國與世界"。劉小楓與甘陽一樣，從80年代以來，經歷過數次學術轉型，最終兩人又齊聚"施特勞斯"旗下。施特勞斯對自由主義的批判集中在"虛無主義"：在施特勞斯看來，近代政治思想自馬基雅維利以來，歷經霍布斯、洛克、盧梭、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爾，變得越來越虛無主義，解決的辦法在於重新引入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古典政治思想，為現代社會重新奠定價值基礎。劉小楓和甘陽認為施特勞斯的批判對自由主義是致命的，將施特勞斯引入中國，可以對沖自由主義在中國知識界的"霸權"。
大陸新儒家的興起，與甘陽和劉小楓沒有直接關係，但兩個陣營後來卻互相交織。在90年代，蔣慶就從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義轉向"政治儒家"，在90年代末和新世紀初，蔣慶陸續出版《公羊學引論》和《政治儒家》，提出了自己的"王道政治"理念。蔣慶認為，傳統儒學有兩個維度，一個是以"宋明理學"為代表的"心性儒學"，另一個是以"公羊學"為代表的"政治儒學"。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及其弟子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只發展了"心性儒學"，而他的"王道政治"，才把"政治儒學"重新引入中國當代思想的舞台。中國未來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建立在"政治儒學"之上，方能具備"三重合法性"（超越神聖合法性、歷史文化合法性、人心民意合法性），以真正超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這兩批文化保守主義者，一批主張回到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一批主要回到中國古典政治思想，似乎關聯不大。然而，施派對自由主義的批判，破除了國內知識界對西方現代思想的"迷信"，恰好給中西古典政治思想都開拓了道路，施派自身，也逐漸從西方的古典政治思想，走向中國的古典政治思想。甘陽自己，藉助"公羊學"的"通三統"概念，提出當代中國兼通了"儒、毛、鄧"三統，有着強大的文明創造力。劉小楓也在闡述施特勞斯的基礎上，不斷出版關於儒學和近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著作，並將毛澤東稱為現代中國的"聖王"。相當一部分大陸新儒家（比如康曉光），同樣認為可以在中國共產黨的基礎上，再次建立一個儒家的文明。施派和大陸新儒家，正是以這樣的方式走到了一起，他們進一步聯合了一些新左派，一個橫跨左右的"文化－政治保守主義者"的陣營得以形成。
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登場和集結，更深層的原因其實是中國的崛起和其意識形態危機。自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的GDP每年以相當驚人的速度在增長，一路趕超各種老牌發達國家，並於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有着全球最完善的產業鏈，並開始出現能在國際市場上與一流公司競爭的民營企業。2008年全球發生金融海嘯，中國政府憑着強大的財政能力和調控能力使中國經濟保持了穩定增長。中國國力的壯大，刺激了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的野心，他們不滿足於讓中國成為"世界民族之林"的其中一個，也不滿足於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他們希望讓中國恢復一個"文明國家"的地位，重新開創一個新的"天下秩序"。另一方面，在"績效合法性"（趙鼎新的概念）不斷增長的同時，某些文化保守主義者很早就看到中國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短板。由於中國的階級結構已經發生變化，從長遠來看，馬克思主義是必須得到揚棄的。甘陽的"通三統"和蔣慶的"王道政治"，背後都有"取而代之"的意圖，蔣慶想直接讓儒家取代馬克思主義，甘陽的用"毛"來替換掉馬克思主義。後起的其他大陸新儒家，基本上走的都是"儒家與馬克思主義並舉"的路線，他們既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合法的執政黨，也承認馬克思主義是當下中國的意識形態基礎，他們不斷用儒家的概念去解釋馬克思主義，以保證"意識形態轉型"的成功。
與90年代不同，在與新的對手的爭論中，自由主義者顯得招架無力。香港周保松的《自由主義、寬容與虛無主義》，台灣錢永祥的《多元論與美好生活：試探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兩項誤解》可以視作華語學界的自由主義者對施派的回應，但在"施特勞斯熱"之下，但大陸自由主義陣營沒有發展出足以抗衡"施派理論"的系統論述，尤其是這套理論裏面還有自由主義的死敵卡爾·施米特。趙鼎新判斷2003年到2014年是自由主義在輿論上失勢，從而使輿論界出現"正態分佈"的時期，但據我的觀察，一直到2012年，自由主義言論還在輿論場上佔據相對的優勢。這也就是說，知識界的"戰況"並沒有迅速傳導到輿論界，自由主義在知識界的敗退，沒有影響到自由主義在輿論界的地位。自由主義言論在輿論場上的式微，和他們自身的腐敗也沒有特別大的關係，根源在於公權力的全面打壓，打壓的高潮是2015年：《慈善法》出台、709律師被逮捕、微博"公知"悉數被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