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後的自由主義，不管在知識界還是輿論界，都進入一個異常艱難的時期。在2016年和2018年，自由主義陣營內部又發生了兩次大討論，導致了一些人又脫離了"自由派"。2016年6月楊絳先生去世，出現了一種聲音。這種聲音認為，楊絳和她已經去世的丈夫錢鍾書，在世的時候始終專注於"明哲保身"，沒有盡到"鐵肩擔道義"的責任，不足以作為知識分子的楷模。一些有分量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為楊絳夫婦辯護道：在極端的年代，他們也沒有參與迫害過什麼人，這已屬難得，以過高的標準去要求知識分子，是一種"道德綁架"，甚至可以說違背了"消極自由"原則。另一些同樣有分量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此回應說，對知識分子進行評價，本身和消極自由沒什麼關係；在沒有"自由"的國度大談"消極自由"，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莫大的反諷；在當下，更重要的是先爭取"積極自由"，沒有"積極自由"，就沒有"消極自由"。
爭論的發生，同樣不是因為其中一方道德有問題，而是在一個持續高壓的政治環境下，想逃避和想冒進的傾向都會被放大。擁護"積極自由"的一邊，有的人開始棄用"自由派"的頭銜，自稱"變革派"或"激進變革派"。儘管這些"變革派"沒有提出一個可行的進路去取代他們所反對的"改良派"，但"漸進改良主義"的共識在自由派內部已經全然破裂甚至破產。
對自由主義衝擊更大的一次分裂，是2018年的＃MeToo運動。＃MeToo剛興起的時候，得到大部分自由派的支持，因為它衝擊的都是體制內腐敗的學者，但隨着＃MeToo進入"公知圈"，尤其是趙思樂提出對熊培雲的指控以後，自由派對＃MeToo的質疑就開始加劇。七月下旬，自由派女學者劉瑜在朋友圈發佈了自己對於＃MeToo的17點看法，認為＃Metoo這種控訴形式有"大字報"的嫌疑，迅速引爆輿論。一邊是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轉發和讚賞，一邊是以女權主義者為代表對劉瑜表示失望和憤怒。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那些批判"消極自由"的變革派，基本都站在了＃MeToo的一邊，他們和女權主義者一起形成了"激進派"，不滿足於自由派的憲政法治、程序民主等有限的目的或價值，自由派在輿論中顯得愈發孤立。
激進派與自由派的分裂，除了有全球＃MeToo運動的背景，同樣也有中國政治環境的原因。本屆領導人上台以來，除了對自由派進行了全方位的打擊，也出台多項政策跟女性權益直接沖，比如放開二胎卻又沒有給予女性相應的法律保障，造成職場性別歧視加劇。對於通過吸引公眾關注來維護女性權益的女權主義者，當局更是將其視為棘手的維穩對象。2015年初，"女權五姐妹"被執法部門帶走，關閉多日，女權主義者和當局的緊張關係達到最高點，連希拉里都在推特上進行聲援。＃MeToo的出現，雖然不符合自由派對變革進路的期待，但在一個萬馬齊喑的環境裏，它通過弱勢者的正當訴求，聯合了所有對"父權專制"持批判或否定態度的群體，撼動了自2015年來形成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局面，在中國當代社運史上是一個重大的突破。自由派對＃MeToo的消極反應，可以看做他們對社會變革速度超出自身預測的一種焦慮，是"以觀念的水位上漲帶動社會進步"的漸進改良主義徹底脫離中國現實的標誌。
然而激進派和自由派的分裂並不像前兩次分裂一樣，壯大了自由派的敵人。新左派從自由主義者中分裂出來，與其說他們寄希望於中國政府提高國家能力，在發展的同時糾正改開過程中的官員腐敗和社會不公，不如說"只有國家有能力糾正腐敗和不公"是對現政權的一種正當性論證。文化保守主義者從自由主義者中分裂出來，與其說他們看到了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復興儒家文明的可能性，不如說"只有共產黨才能復興儒家文明"也提供了一種正當性論證。換句話說，他們從自由主義者中分裂出來，背後都帶有國家主義的動機，國家不僅是手段，國家也是目的本身，即使國家在某些方面不符合他們的期待，他們也不會放棄對國家的絕對擁護。在他們看來，自由派是資本主義文明的代言人，妄圖將中國全盤西化，是他們珍視的一切價值的頭號敵人。
激進派與自由派的分裂，背後卻沒有這樣的國家主義動機。不寧唯是，與自由派相比，他們對體制的批判還要更為徹底，對自身的正當訴求更為不妥協，可接受的變革手段也更為靈活，自由派內部或許有些人惑於國家發展帶來的好處，也有些不願承受社會變革所帶來的代價，只想靜等時變。可在根本的方向上，激進派和自由派都是反國家主義的，他們都反對肆無忌憚的權力和全面保守化的國家政策，這使得他們的分裂只是暫時的。
趙鼎新認為輿論的兩極分化存在於"左右"之間，這不僅是一種簡單化，也是對近年中國知識界和輿論界的狀況缺乏了解：如今撕裂的雙方並非存在"左"與"右"之間，而是"國家主義者"和"反國家主義者"之間。由於中國特殊的當代史，中國的"左"具有非常複雜的脈絡，但它依然包含"平等主義"的內涵，很難想像劉小楓這樣的極端反平等主義者，居然可以被稱作"左派"。與自由派對立的新左派、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聯盟其實同時網羅了左右兩邊的國家主義者，用"左派"來涵蓋實在是亂燉一鍋粥。在另一邊，反國家主義者內部有"左翼自由主義者"，還有"激進女權"、"馬克思主義女權"等，同樣不能被歸為"右派"。這兩年浮出水面的"左翼青年"，有不少公然宣佈"反國家主義"的立場（包括一些毛左），這也打破了以往認為"左"必然蘊含"國家主義"的刻板印象。
如果我的分析能夠成立，趙鼎新和田飛龍對觀念市場兩極分化的歸因也是極其片面的。在輿論層面，自由派一直在2012年都佔據優勢，但在知識界，自由派知識分子從90年代開始已經經歷了兩次分裂，並且在他們的對立面，集聚了一個強大的橫跨左右的力量。在2012後，自由派遭到政權全面打壓，不管在知識界和輿論界，自由派都被急劇邊緣化。如今出現的輿論兩極分化的狀態，固然有一部分源於民間對政府過分壓制的反彈，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從自由派分裂出去的激進派，採取了比自由派更靈活的議程設置，進行了更廣泛的社會動員，他們和自由派組成了反國家主義陣營，以對抗知識界和輿論界的國家主義聲音。這就是為什麼在輿論界，支持香港反修例的聲音會比想像中要更大，也是扭曲事實的田飛龍在知識界會遭到自由派知識分子集體抵制的原因。
有的人可能不太理解為什麼我要談知識界的分裂，畢竟趙鼎新談的只是輿論界，沒有談知識界，為什麼我不把自由派的在輿論界的失勢和如今輿論界的兩極分化講清楚就夠？這大概源於我對中國特殊國情的理解，在我看來，中國的觀念市場還是離不開知識分子的影響，只是知識界的風向不會那麼快傳到輿論界。沒有80年代來自由派的啟蒙，今天輿論界不會使用那麼多自由主義的"公共理由"，沒有知識界裏文化－政治保守主義者的理論"努力"，今天輿論界的國家主義就不會有那麼多炮彈（比如那個譁眾取寵的趙皓陽，從新左派里吸收了多少理論資源？）。不把知識界的分裂說清楚，我們就沒辦法把輿論界國家主義和反國家主義的兩極對立說清楚。
當然，我並沒有說知識界的能動性是分裂和對立的根源，相反，知識界的分裂，輿論界的對立，大多都是因大的局勢變化而起。比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社會陣營發生的大事件，以及中國社會出現的腐敗和不公，就造成了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分裂，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國國力的迅速增長和階級結構變化，也導致了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興起。趙鼎新的文章，不僅對中國輿論各方的此消彼長刻畫錯誤，而且對輿論態勢之轉變的歸因也犯了簡單化和道德化的錯誤，這不得不說讓人感到十分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