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孫中山頗受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詬病,其「聯俄容共」政策爭議極大,有人把1949年中共建政歸咎於孫,甚至有人認為他晚年在思想上已經赤化。值此孫中山百年祭辰之際,筆者針對上述問題撰寫了一篇兩萬餘字的論文《拒絕赤化——孫中山思想辨析與政策評判》。本短文概述了論文的大意,論說的順序有所調整。
「聯俄容共」始自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發佈聯合宣言,在第一條申明「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這是明面上的共識,實際情況如何呢?
1994年在俄國出版的俄共解密檔案匯編是一個重要的參照。解密檔案顯示,越飛在上述宣言發佈的同一天還為蘇俄撰寫了題為《越飛對同孫逸仙合作的前景和可能產生的後果的看法》的絕密文件,通篇講的都是孫中山的軍事和政治行動計劃以及中俄談判(主要圍繞着俄國在蒙古駐軍和中東鐵路問題),隻字不提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此前此後發自越飛的全部文件也都沒有表現出赤化中國的意向。
甚至,1923年8月2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責成鮑羅廷同志在與孫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決不要迷戀於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的目的。」綜合而言,俄共政治局在孫中山聯俄過程中具有明顯的務實風格。對此,學者陳之宏在202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蘇俄在政權的戰略利益與「世界革命」這兩個經常衝突的目的之間,1923年即已意識到「世界革命」無法很快實現,政權利益成為其主要的考量。
然而,俄共的延伸機構——共產國際一直在尋找赤化中國的機會。雖然共產國際並非俄國的決策者,但是利用其作為聯絡機構的影響力,試圖把國民黨向左推搡。1923年11月,共產國際通過決議提出國民黨應當重新解讀三民主義,以階級革命理論把民族主義偷梁換柱(「消滅本國軍閥制度的壓迫」、「消滅本國資本的殘酷剝削」、「不致遭受本國資產階級的壓迫」),以極左政策取代溫和的民生主義(外國產業和民族工業收歸國有、地主土地直接分給佃農)。孫中山拒絕了共產國際的指手畫腳,在聯俄過程中通過十六場演講詳細闡述三民主義,與聯俄之前的論述一致,並未因為聯俄而改變自己的主張。孫之民族主義在民國建立後就是對內共建國族、對外平等自立,其民權主義除了五權憲法政府架構設計,還包括推行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大民權,民生主義則一直是平均地權(地價增值部分收稅用於福利)、節制資本(壟斷性質的產業由國家經營)。這些具體主張的細節固然值得推敲,但中共之所謂「新三民主義」純屬子虛烏有。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在1924年多次提及「帝國主義」時僅僅是尋求列強面前不受壓迫、爭取平等地位,不但沒有對抗的意圖,而且主張國際資本共同開發中國。對此,解密檔案中的鮑羅廷1924年2月札記提供了印證。鮑羅廷不無憤恨地寫道:「如果說,國民黨在其言論、綱領和宣言中有時也談到帝國主義問題的話,那麼這是因為現實生活本身迫使它涉及中國的國際地位問題……。從主觀上說,國民黨是不反帝的。」「在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時,孫從來沒有放棄尋求同帝國主義列強的妥協。」「有時我覺得,無論給這頭老狼餵多少東西,他還是盯着『自由民族』(按:指的是西方國家)……」「我再說一遍,國民黨並不是完全反對帝國主義的。它並不認為帝國主義有很大的危害,相反,那些本該被視為民族眼中釘的租界,實際上在許多國民黨人看來,是一些應該仿效的模範城鎮,就像一個農夫應該仿效一個模範農場一樣。……每年派往國外,主要是派往美國的幾千名中國學生當中,有許多人回來時成了美國等地的出色宣傳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