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已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佔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佔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以公然反對和要挾政治協商會議。因要求未能得逞，中共便立即大打出手，於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並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唯一的一場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遂只能以中共在東北所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來作為它痛苦的歸結。
三、中共破壞「制憲國民大會」
雖然中共在雙十會談和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均按照它的「既定方針」，照打不誤，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還是對中共採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所以，按照政協會議的決議，仍然堅持邀請中共參加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召開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但因此時，中共在東北的內戰正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於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國民政府只好將制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之後，當蔣介石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戰勝利周年紀念日發表文告，提出六項主張，表示願意先改組政府、再召開國大時，中共又提出必須在四十名政府委員中，由中共佔十席，民盟佔四席，然後再將一名無黨無派者的席位撥給中共推薦，以求穩獲三分之一票以奪取否決權，藉以阻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同時，中共還在張家口集結重兵，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所提出的「政治問題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不屑一顧，企圖將東北的內戰烽火燒向華北，以威脅召開在即的制憲國民大會。
由於國民政府沒有接受中共的無理要求，政府軍又在張家口挫敗了中共的軍事攻勢，中共才在戰況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的名單，以行緩兵之計。但是，當政府為召開國民大會而單方面宣佈張家口停戰十日，中共於張家口的不利戰況已得以解除時，中共又為奪取否決權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員中佔十四名不可」，並要求政府軍於關內恢復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戰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時要求馬歇爾轉告美國政府，不要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從中國撤兵。因為美國調停雖然大大地幫助過中共發動內戰，但此刻已經成為它進一步發動內戰的絆腳石。
最後，當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已達開會期限，中華民國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參加會議，不僅於十一月八日再次頒佈全國性的停戰命令，而且再次將會議延後三天，專門以待中共。然而，直至三天後會議已經開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參加會議，並且於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正式發表聲明，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甚至宣佈要籌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在南京的發言人已經宣稱：「我軍已於各地先發制人，並準備奮鬥到底！」
我顯然應該補充說明的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憲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艱難奮鬥才獲得的巨大民主成果，並成為現代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歷史性豐碑。這一部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經明確地寫入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和各級監察、考試委員必須超越黨派」等條文的真正民主憲法，雖然中共曾派人參加修改和制定，但它卻在最後一次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虛假的停戰談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談判時，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談判條件，就是「必須廢除《中華民國憲法》」。如果套用中共開山人物李大釗的話來說，就是「專制與民主不並存」吧。
第五、中共打贏內戰、打敗國民黨的五個關鍵手段
反美運動
第一個手段就是「假談真打」和「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
所謂「假談真打」，我就不多說了。而所謂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我想補充的是，由於美國對中共非但不了解，甚至曾浪漫地認為，國民黨才是專制的，共產黨才是民主的，所以，在中共已經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內戰時，它竟一再地包庇中共，為難中華民國政府。所以，這一時期的中共，是要利用美帝國主義的，並因此而佔了不少的便宜。後來，當美國已經明了中共才是真打和狠打，甚至要求中共停戰，並要追查中共劫殺軍調小組兩名成員一案時，中共便立即策劃利用所謂民族情緒，不擇手段地發動了一場反美運動。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軍五十三團曹志福部在河北香河縣安平鎮召開「反美運動大會」，高呼反對與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求馬歇爾滾回美國去。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襲擊路過安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三十餘人，當場打死美軍三人，傷十二人。事後共軍再次襲擊塘沽附近美軍軍火庫，美軍死五人，傷十六人。這就是中共一手策劃的「安平事件」。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黨員、職業學生沈崇勾引一美軍士兵於北平跑馬場野合，並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員「當場捉姦」，在全中國製造了一場人盡皆知的「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女學生案」，「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更為中共發動一場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利的輿論條件。與此同時，中共卻絕不會為無數遭受了蘇軍姦淫的東北女同胞發起一場「反蘇運動」，因為蘇軍支持並幫助中共打內戰，顛覆中華民國。雖然中共職業學生沈崇在用自己的貞操為中共欺騙天下之後，所得到的獎賞竟然只是中共無情的「遺棄」。今日已經在美國定居的沈崇女士，對自己的年輕時候的「上當受騙」，已然是「痛徹心脾」。
第二個手段就是在「毛管區」發動軍民打內戰，卻在蔣管區發動人民和策動學潮「反內戰」，以開闢中共打內戰的「第二條戰線」。請大家看下面的事實：
一九四五年年底，就在中共需要時間以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根據地時，中共發動了昆明學生運動，它的口號就是「反內戰與要和平」。而一九四六年的「一‧二一」學生反內戰運動，就是這場運動的高潮。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則是：「一‧二一運動，就是為開闢這條戰線而吹響的第一聲號角和點燃的第一堆烈火。」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當中共在內戰中戰況不利時，中共又策動和組織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赴南京請願，「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和要求民主、反對獨裁」。這個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負責人和後來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蓄意策劃沈崇事件就是為了發動一場以「抗議美軍暴行運動」為藉口的「反美運動」。用中共黨史學家們的話來說，這場運動在「性質、規模、影響和作用方面與歷次學生運動相比，不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蔣鬥爭中，僅次於人民解放軍」。
一九四七年春天，當內戰處於膠着狀態時，中共又一手策劃和領導了名為「紅五月」的學生運動，喊出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用中共黨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又把「經濟鬥爭、生活鬥爭上升到了政治鬥爭，規模也從小型的分散的鬥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的鬥爭」，從而被中共稱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的新起點」。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蔣管區的鬥爭方針的指示電」已經指示說：「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着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澤東更在題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頁的注釋，則這樣地評述道：「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隨着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便對中共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地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
事實證明，由毛澤東和中共編劇導演，和由單純的青年學生們上演的「第二條戰線」，就是這樣地為中共發動內戰和打內戰，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馬功勞。一九八九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後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三菜一湯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着地下黨上街去『反飢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