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滕海清來內蒙古擔任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對內蒙古實行全面軍管。
1968年1月10日，根據由南方支邊來內蒙古大學的一位歷史教員捕風捉影的情報，在自治區革委會核心組幾個負責人的策劃下成立了挖新、老內人黨的工作小組。
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帶着李樹德（內蒙古革委會副主任）向康生、江青匯報準備挖「內人黨」，得到首肯，並得到康生的指示：「內人黨至今還有地下活動，開始可能揪得寬點，不要怕！」
1968年4月14日—26日，在郭以青的指揮、策劃下，對時任內蒙古大學黨委副書記的巴圖進行「車輪戰」式的審判。酷刑下巴圖編造了假口供，指認鮑蔭扎布等16名廳、部、盟、市級幹部是內人黨骨幹。這16人立刻遭到秘密逮捕並分別設立專案進行突審。
1968年4月26日，高錦明簽發了由「滕辦」主任李德臣起草的《關於「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叛國案件的報告》，直接報送了黨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
在全內蒙古範圍內一場駭人聽聞的挖「新內人黨」運動就開始了。
這次從金字塔的頂端發動、領導、佈置，不斷督戰的運動之火，到了金字塔的最底層，火就越燒越旺越大，到後來已發展到無法控制，給國家、給蒙古民族、給內蒙古地區造成的損失是永遠無法計算和估量的。
現在我們就官方發佈的數字，僅看一下能數得過來的損失，就可見一斑了：
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的起訴書指控：「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黨』等冤案，有三十四萬六千多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曾任內蒙古黨委第二書記的廷懋就「內人黨」冤案於1981年8月1日致信黃克誠說：「內蒙在『文革』中打『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和挖『新內人黨』，死兩萬多人，傷殘十七萬，被株連的上百萬人。」
而民間的「三十二寡婦上訪團」的統計數字是：致死4萬多人；傷殘人數為14萬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數大約有70萬。「三十二寡婦上訪團」的數字可能更接近於真實。
當時我在烏蘭察布盟GY縣中學工作。我是這場冤案的受害者之一。
1968年12月6日一早，突然通知我去縣委大禮堂開大會。
禮堂的前門臉上掛的是「寬嚴大會」的會標。一會兒，縣軍管的首腦騰有幾宣佈：今天是寬嚴大會，也是挖「內人黨」的動員大會。話音剛落，在一片有序、高昂的「打倒……！」聲中，原縣委正副書記、正副縣長等6人，每個人都被迫低頭、彎腰、噴氣式由兩個革命派同志一人揪着一隻胳膊再用另一隻手分別壓着他們的左右肩，六個人在十二個人的押送下魚貫出場。此時的口號聲響天震地，聲嘶力竭。看到了真正的「內人黨」，真正的階級敵人，群眾的情緒很是激憤。
宣佈完這6個人的罪行，不斷有人上台批判聲討。
又是排山倒海的口號聲，這時又押上來一個人，這人是廣播站的孟克，蒙古族，我認識他。這麼忠厚老實的人也是「內人黨」？！這太可怕了！押上來的孟克沒有低頭、彎腰，還是穿着那件深咖啡色的中山裝。他被當場宣佈因認罪態度好從寬處理，當場釋放，並立馬給他戴上了一個大大的毛主席像章，金光閃閃。他成了今天被從寬的樣板。
常言說：「不做虧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門。」可是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什麼「常言道」「俗話說」都將失去意義。我似乎看到那台血水四溢、泛着白骨的絞肉機在步步向我逼近。
那時我已是三口之家，丈夫，也是老師，兒子兩歲半。
從12月6日下午至12月7日晚為「務虛階段」，說是在等待「內人黨」自覺登記。別人的感受是什麼我不知道，我是在難耐的惶遽中一分一秒挨過來的。這時在校內已形成了強大的挖「內人黨」攻勢，各類標語口號都直指「內人黨」。到處可見巨幅口號：「內人黨不投降，就叫它滅亡！」
7日下午，全體教職員工都迅速、主動地貼着各自的大字標語。我也跟在人群後面假作鎮靜地努力參與着。高音喇叭里反覆宣讀着敦促「內人黨」投降書，《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和《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等文章。突然播了一篇校內文章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我校就有「內人黨」分子，在我校的「內人黨」中有老的，有小的；有蒙古族，有漢族；有男的，有女的……
晚上7點整按組集合開會。會議的主題是：敦促「內人黨」自首投降。一直沒有一個人自首投降，但每一個人都在爭先恐後地朗讀《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和《南京政府向何處去》，以表自己的清白。
突然挖肅組長點我的名字並大叫：「不要裝模作樣了，老實交代你的問題！」「站起來，站到中間去！」雖然我有思想準備，但我的第一感覺還是愕然、吃驚和羞辱。
我被勒令站到了中央。人的尊嚴就這樣被剝得精光。我好像被裸體放在了展台上，無處躲，無處藏。羞辱，憤怒，可憐巴巴的無奈。質問聲、勒令聲響成一片。往日的同事、好友馬上轉變了態度與平時判若兩人。火力越來越猛，從開始的「說清楚」逐步升級到「必須交代」，勒令、怒斥，一會兒又升級到人格侮辱和謾罵。
挖肅組長：交代你何時、何地、何人介紹加入了「內人黨！」
我不是「內人黨」。
挖肅組長：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內人黨」嗎？
我是蒙古人，但我決不是「內人黨」。
挖肅組長：拿出你不是「內人黨」的證明！
我無言以答，因為我無法拿出證據。
輪番批鬥、審問，狂呼口號說要打掉反革命氣焰。好笑，我都成了被捆着四個踢子放在祭壇前的豬羊，瞪着可憐的雙眼伸着脖子等着挨刀了，還談何氣焰。辱罵、恫嚇直到凌晨。工、軍宣隊的隊員一起都來了。由工宣隊S指導員出面宣佈了對我的隔離審查。馬上從外面又進來幾個手提棍棒的學生押送我回家。他們推搡着，工宣隊W隊長、S指導員緊跟在後。我暗想，這是去取行李。到家後，我才明白他們是來抄家的，持棍棒者動作敏捷地跳上桌凳，扯開我家紙頂棚，拿着事先準備好的大號手電筒東照西照，大聲地呵斥着。他們將我床上的鋪墊掀開時將我兩歲多的兒子驚醒，孩子被嚇得大聲地嚎叫要媽媽。
抄家大約進行了一個小時左右，他們很掃興，什麼也沒有找到。
我抱着兒子，兒子又睡了。他們宣佈抄家結束；我請求我要帶兒子一起坐牢。工宣隊S指導員馬上轉過身來從我懷中奪過孩子扔在床上，並厲聲勒令我：走！同時將我強行推出門外。孩子在我身後撕心裂肝般地哭嚎着。手持棍棒的學生在工宣隊的陪同下將我押到校內原來的播音室，一間真正的黑屋：所有的門窗全用大字報紙糊得嚴嚴實實，頂棚上吊的是一隻可能是15瓦的燈泡。昏暗、陰冷、霉味。
第二天8點，工、軍宣隊的幾個頭頭和專案組組長來了。他們是來給我做「思想工作」的，動員讓我自己主動承認、交代問題。這時我還是很有信心地希望我能向他們解釋清楚：我不是「內人黨」，抓我是一場誤會。然而，他們是眾口對我一人，每個人一張嘴不是毛主席語錄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從12月8日一早我就開始了「噴氣式」，就是上身和下身要彎成90度角，兩隻手臂從後向上高高舉起。是他們七手八腳強行「幫助」我做好的這個姿勢。並交代說，只要我不交代就一直這樣站下去。難熬的一天過去了，我還寄希望夜晚會休息，10點過了，12點也過了。這時我才被告知：這叫「噴氣式車輪戰」，什麼時候交代清楚了，什麼時候馬上休息。
他們是三班制。輪流值班的除兩名女老師外，還有紅衛兵學生、工宣隊、軍宣隊的人，已經是第四個晝夜了。這時的我頭腦反而清醒和冷靜了許多，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了我已陷在一個冤案之中，而且我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不然不會在老百姓中第一個抓我。我面對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但我能做到的只能是不和他們爭論、解釋。因為我沒有任何問題可承認和交代，也決不會編假話騙人再亂咬亂供；我的良心和人格都不容許。
我無法回答他們的問題，我精疲力竭。這四晝夜我幾乎沒有吃東西，只是在第四天被軍管的S連長灌了一茶缸子牛奶。從被抓的第一天起我就來了月經，血很多，而且越來越多，棉褲的兩條褲腿成了硬殼。在大學時我是速度滑冰運動員，無冰期的陸上訓練，其中有些練習基本上和「噴氣式」差不多。
第五天晚上我被叫到專案組。他們把我的丈夫叫來做我的思想工作，一看見他，自己的親人，我委屈的淚水怎麼也遏制不住了。抽噎中我只說了一句話：「我不是『內人黨』。」我看見他也哭了，我就更哭了，由抽泣變成了號啕大哭。無奈，他們只好將我丈夫拉走了。
我又被押回了我的黑屋，依然還是那個「噴氣式」。為了能得到幾分鐘的喘息，我頻頻要求去廁所。輪班看我的紅衛兵小將是我教過的高中一年級學生。這次押送我去廁所的是小寧，廁所在操場的東北角上，離我的黑屋有二三百米左右；小寧是個胖乎乎的老實孩子，她母親在縣醫院工作，是一位很熱心的東北老太太，我們認識。小寧突然對我說：「我媽讓轉告你，不行就先承認了，外面已經死人了。」我聽得清清楚楚，我也清清楚楚地告訴她：「我不能，說我是骨幹分子，我交代誰去？」
後來才知道，在下午的會上佈置了下一步的戰略部署，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強調提出：「在挖『內人黨』運動中，一定要穩准狠，其中要在『狠』字上下功夫。」
第六天開始將看押我的人馬全部換了班，接班的是原初二的學生，我沒有教過。這些人已經是十七八歲的大小伙子了。
據說，在這次軍管會的會議上，學校的運動受到了批評。說來也就是，全縣第一個揪的老百姓「內人黨」，居然能始終抗拒不交代，下一步運動怎麼搞？據說，這次會上縣軍管會首領魏政委向中學的各路頭頭攤出了關於我的底牌，並下了死令：「哈斯格爾勒絕對是『內人黨』，我們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關起門來打狗絕不會錯。」
看守們全換成了新面孔，武鬥也升了級。揪頭髮，扇嘴巴，用拳頭打後枕部（因為是低頭彎腰狀態），用大頭鞋踢小腿，將本來就向後翹着的兩隻胳膊再使勁向上提，這叫「燕別翅」，工宣隊S指導員親自上陣，將我「別着翅」的手再使勁向里掰，說這叫「吃豬蹄」。還有「冷靜思考」和「熱情招待」：先將你拉到外面雪地里凍，凍到一定程度，再把你拉回屋裏，讓你緊挨着燒得快紅的鐵火爐站立，並且頭要向着火爐上方。我真擔心我會跌倒在燒紅的火爐上面，因為我已經是在搖搖晃晃中勉強站着，不斷地出現間斷性的意識不清。我常常不知道我是站在哪裏，有時覺得自己是在懸崖邊；或是在深深的谷底，上面的一切都是旋轉狀向我壓來；又好像身處在農村長滿荊棘的田頭小路上，還清清楚楚聽到圍在我身邊的那幾隻猙獰的惡犬，不斷地向我狂吠。真的，我當時確實聽見了狗叫；但是不管我在哪裏，又總覺得我的兒子在我的身後不斷地哭叫着，不斷地拉扯着我的衣服。這時我已經不會思考，可是奇怪的是只要他們對我動武，我馬上頭腦就清醒些。我那時思考的主要問題是：我怎樣才能死？觸電？菜園中有一口深井？割腕？沒有刀。吞金，沒有金。我滿腦子全是各種死亡的構圖。似乎我的全部存在只是為了死亡。
後來他們對我降低了要求，說我是一般成員，只要承認了，就可以馬上回到人民中來；說我沒有發展成員，也用不着揭發別人。顯然這是欺騙，因為從他們之間的談話中我知道，我校在我之後抓的那幾個人，有幾個都指認是我發展了他們。同時還拿來了一本黃顏色紙的32開的小冊子，說這是全縣已挖出的「內人黨」分子名單，共27人。好笑，裏面居然有人指認我是他們的發展人，說只要我在那上面指認一個是我的「內人黨」發展人就行了。我拒絕了，還是唯一的那句話：「我不是『內人黨』。」
對我加大了火力，拳打腳踢、辱罵、繼續「車輪戰」。工宣隊隊長，是一位煤礦工人，嗓音帶有磁性，說話流里流氣，在我的記憶中他只會背一段毛主席語錄：「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今天他親自出馬，又一次讀了那段語錄，大聲勒令我交代，見我沒反應，就衝上來用左手一把揪住我胸部的衣服，近近的逼視着我。他一隻手緊緊的提着我，又唾液四濺地狂吼：
老實交代你的「內人黨」問題！
我說：我不是。
他說：我們有充分的證據。
我說：把證據拿出來。
他說：現在是等你主動交代，立功贖罪。到時候我們會拿出證據。
我強令他放開手，他還真的放開了手。
他說：還有5分鐘12點（夜裏），給你5分鐘時間好好想想；不交代12點整就槍斃。
我當時對「槍斃」一詞是深信不疑的，幾天來我在他們身上已經看不出一點點人性的東西。我從他們之間的談話中和審問我的過程中我了解到：我是全縣老百姓中第一個被揪出來的；我在被揪出來的人中態度又極其不好，一直頑抗；我也得知了外面有人被打死，我對我自己活着出去已不抱希望；更現實的是我被折磨得已經到了根本不想活的地步。我當時唯一痛心的一件事，我對不起我年邁的父母，他們始終掙扎在人間的最底層。父母生養了我，並在那樣困苦的條件下讓我念完了大學。我原本要改變他們處境的想法無法實現了，連養育之恩都不能報了……
工宣隊長說：5分鐘到了，你何去何從？
「你槍斃了我，也不是『內人黨』。」
工宣隊長又一次將我從胸部提拉起來，那副猙獰的面孔離我那麼近，細長的眼睛都變大了，漲紅着臉，咬着牙掄起胳膊狠狠地抽了我兩個大嘴巴。
我當時只覺得我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我兩眼不斷地冒着金星，一切都離我越來越遠了，我聽不到任何聲音了。過了多長時間我不知道，但我漸漸聽清楚了，幾個人在七嘴八舌說我在裝死。我努力睜開了眼睛，在天旋地轉中我尋找着打我的人，滿腔的怒火已使我到了無法呼吸的地步。我的正前方的小課桌上有一個外殼是孔眼鐵皮的熱水瓶。我企圖抄起熱水瓶去砸那個隊長。哪裏有我的行動自由？早有人大叫一聲將我按住。
打人的人更是惱羞成怒，暴跳如雷，那氣勢好像要將我一口吞下，或是兩把就把我扯得粉碎。他搓着雙手，大步走來走去，邊咆哮着：不要臉！給臉不要臉！敬酒不吃吃罰酒……他最後一句話竟是：「再給你5分鐘！」
「5分鐘也不要了。我絕不是『內人黨』！我告訴你們：歷史總有一天會證明我是一個大好人！」
工宣隊長又一次餓虎撲食般地將我揪住，左右開弓打耳光……此後幾天的事情我一點記憶也沒有。
到底打了我多少耳光，我不得而知。但是當時有人見過我去廁所，見的人後來說：絕不敢認那就是我：頭腫得很大，形狀和顏色更像一個大番瓜，目光呆滯，兩個人架着，趔趄着移動着腳步……第二天工宣隊隊長在教工「內人黨」學習班上不無炫耀的惡狠狠地說：「連個小小的黃毛丫頭都拿不下來，笑話！讓她囂張，我一次打了她十六個嘴巴，不是也徹底老實了嗎？這就是不老實的榜樣！」
再後來又是怎麼打的？怎麼站的？誰動手打的？我一概不知。
我一覺醒來發現我躺在床上，還有被褥。看守看見我醒來了，也沒有人對我大喊大叫，也沒有再勒令我做「噴氣式」彎腰、低頭認罪。這時有人對我說：「承認了，就沒事了。看，現在多好。」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承認什麼了？
幾十年後，在呼和浩特的大街上邂逅一個原該中學的女學生，寒暄過後，她特別詳細地詢問我的身體狀況。我一一如實作答：眼底，腰椎，胸椎，尾椎，尾骶骨，神經系統都有問題，只是我這個人不太在乎，不會輕易趴下。她看着我，笑了笑，猶豫了一下說：「老師，搞『內人黨』時，搞你搞到第九晝夜時值班的有我一個，不過我先聲明我絕對沒有打過你。」我有些愕然，這是唯一的一個當時參與搞我「內人黨」的那麼多人中，敢於承認事實，當面說出真相的人。她緊接着說：「老師，我真佩服你的堅強，同學們也都佩服你的為人和骨氣。最後幾天你已完全神智不清，開始胡說。總是反覆說：小瑋回家（註：小瑋是我兒子，當時只有兩歲多）……往哪兒拉我呀？槍斃我也是好人！但當工、軍宣隊審問時，只要問是不是『內人黨』，都堅決說：不是。而對其他一些問題的回答顯然都文不對題地胡說。後來人家就不再問『是不是』這樣的問題了，而只強調時間、地點、人。你的回答居然是1942年（註：我的出生年），這當然不行。反反覆覆，問來問去，突然他們就宣佈說承認了。那種狀態下，話都不會說了，能承認啥？」
「那麼認罪書？……」我久久搞不清，是誰替我寫了「認罪書」。
學生說：是工宣隊W隊長寫的。你當時既不會正常說話，更不會寫字了。工宣隊W隊長自告奮勇說：「我替她寫吧，讓她休息。」短短的一頁東西，前後又都是套話，十分鐘不到就寫好了。那個隊長真流氓，因為你不會寫字了，只好按手印，真就像拉楊白勞那樣按的手印。
我「承認」了，我承認了真好，不挨武鬥了，不用「車輪戰」了。但有時，不知道是他們高興了，還是他們不高興的時候，我還得低頭彎腰「噴氣式」。他們說，這是因為我態度始終不好，還沒有交代罪惡，因此還是一直關押着。
不要說夜裏，白天就出現幻視，幻聽。反反覆覆叨叨的就是我的兒子。不知是惻隱還是策略，真的有人把我兒子領來了。兒子真懂事，讓來就來，讓走就走，一點也不哭鬧。我估計在他那小小的心眼兒里早已知道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厲害。還是在「車輪戰」期間，不知是哪位好心的老師做了點飯菜，放在飯盒裏讓只有兩歲多的兒子給我送來，有半尺深的雪，兒子是怎麼走來的？從宿舍到關我的黑屋足有200米的距離。我聽到了是我兒子在喊我，突然工宣隊W隊長一邊大喊「去」一邊一腳踢開了門，門正好是向外開，門口的兩個小台階比門口大不了多少，兒子驚恐中被門一撞就滾下了台階，飯菜全撒了。
現在好了，能不時地見到兒子了。兒子的到來無疑對我是一劑最佳良藥，我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開始好轉。
有一天一大早來通知說，一會兒去參加「寬嚴大會」。馬上工宣隊W隊長進來嚴厲警告我：「只准老老實實，不准亂說亂動。」我仍然是由幾個人押送着去了會場——學生大食堂。不知道為什麼讓我坐在最後。一會兒宣佈「寬嚴大會」開始。只見我丈夫走上了主席台，他要做啥？我眼睜睜地看着他開始了發言，用他那略帶南方調的普通話說，「我現在講一講，我是怎樣加入的『內人黨』和如何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的」，我目瞪口呆，我無法理解他在說什麼；也不明白他在做什麼。當他說到他是怎樣受了我的騙，上了我的賊船時，我突然抑制不住，竟然哈哈大笑起來。
他被嚇壞了？是膽小？是自衛？還是習慣？
然而，不管怎麼說，當我看見一個人能如此輕易地放棄直立行走，而馬上順從地像狗一樣爬行，並且按着主人的意圖去表演一切時，我鄙視。
後來我才清楚，工、軍宣隊給他自由和寬大的條件是徹底揭發我，和我劃清界限；他按着工、軍宣隊的意圖，毫無羞色地承認，是我發展他加入了「內人黨」。他的出賣和背叛對我的傷害是致命的，比工、軍宣隊，比無產階級的鐵拳還要厲害！
我被抓起來時還只有26歲，1964年大學畢業。沒有親歷過認真的政治運動。雖然不是紅旗下出生，卻是在共產黨的教育下長大的。對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也沒有懷疑過；對社會，對國家，對政治向來也沒有過認真的思考和分析，對存在的一切向來不會提出什麼懷疑和意見。
26歲的我，已成了重度傷殘。除了肉體上的傷殘及病痛外，更要命的是整個人完全處於麻木狀態：大腦，思想，心靈，也包括靈魂。
單獨在黑屋裏隔離關了43天，放我回家是因為我的孩子已病得生命垂危。而且當時軍管還有令：任何醫院不得收治「內人黨」及其家屬。兒子能活下來是偶遇一位好心醫生冒險伸出了援手緊急施救，兒子才得以逃生。救命之恩，感激終生。
白天還必須參加繼續交代和揭發「內人黨」問題的「學習班」，讓我參加的是重點人特殊管理小「學習班」，依然沒有任何自由。這種情況一直到1969年5月7日，我又一次心臟出問題並伴隨扁桃體化膿，我住進了包頭市二醫院。等我病好轉出院後，回到家裏，整個形勢已經有了明顯變化。已經給一些人平反了，但是不包括我。
有一天，我前夫回包頭市看望他父母，我在整理東西時發現了他的一個綠色塑料皮的筆記本，比32開本略小，我翻開一看，頓時我目瞪口呆，天旋地轉，這竟然是他揭發我的提綱？光是提綱就有8頁！？這時的我呆呆地癱坐在那裏，已經無力再憤怒、無力傷心了。過了好大一會兒，我還是強制自己平靜下來看了一遍這篇追命的提綱。他把凡是他知道的有關我和我娘家人的過去和現在的一些真實的事情都寫上了，這些事情當然不是什麼階級敵人活動，卻都在後面生硬地加了一個「內人黨」尾巴，比如說，我曾於1963年暑假去巴盟探望過我的表姐，就在這個真實的事情後面，他卻能編造說，這是我專程去那裏發展「內人黨」組織。他的所謂揭發材料幾乎全是這樣構成的。這樣的揭發是最具殺傷力的。
看過「提綱」後，我又開始神志恍惚。徹夜無眠，一大早我請一個學生幫忙把我的行李搬到了一個空房子裏，從此我徹底離開了那個倒霉的家，離開了那個革命的男人。
我最親的親人——丈夫在我大難臨頭之際背叛了我、出賣了我，我孤立無助到了極點。
這場噩夢，它給我造成的損失是極其慘重的，26歲我就成了重殘，整整10年我不能和正常人一樣的生活，學習，工作。也是這場運動給我只有兩歲多的兒子留下了無法改變的傷殘和病痛，永遠奪去了他的健康和幸福，並且從小就離開了親生父親。
然而，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災難，我只是整個冤案中的七十萬分之一；我只是傷殘者中的十幾萬分之一。
下面是幾個盟市的統計數字（根據內蒙黨委落辦文件和阿拉騰德力海編著的《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一書）。
這裏的「盟」的級別等於其他省的「地區」，但人口要少得多。當時整個蒙古族人口大約是130萬。
1.錫林郭勒盟挖「內人黨」打死、逼死1863人。
2.伊克昭盟打「內人黨」15萬人，占當時74萬人口的21%。打死1260人。打傷5016人。打殘2322人，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739人。
3.烏蘭察布盟打死1686人，傷8628人，殘4650人。
4.巴彥淖爾盟挖8415人，死363人，重殘3608人。
5.哲里木盟挖48500人，死3900人，傷殘14000人。
6.呼倫貝爾盟挖47500人，關押14329人，死2307人。
這裏統計的死亡人數只是6個盟的數字，就已達11379人。顯然這裏沒有包括阿拉善盟，昭烏達盟、興安盟、呼和浩特市和包頭市的死亡人數。
這裏統計的傷殘人數，也只是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巴彥淖爾盟和哲里木盟4個盟的數字，就已達38224人。
這裏面還沒有包括內蒙古軍區，各盟軍分區打死、打殘的人數。光一個內蒙古軍區政治部就打死10人，一個省軍區有多少個部？內蒙古軍區打「烏蘭夫反黨集團」235人，挖「內人黨」3567人。軍區機關挖「內人黨」：司令部160人；政治部195人（死亡率10／195），後勤部217人。
《炎黃春秋》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