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沒有「專制皇權」？這是一個需要釐清的問題。在許多人的想像中，既然君主處於權力金字塔之頂尖，那皇權一定是不受任何限制與約束的，皇帝一定是口含天憲、出口為敕的。也許在帝王「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的秦始皇時代，以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的清王朝，皇權確實是獨裁的。但在其它政治修明之世，特別是在宋代，君主幾乎是不可能搞皇權專制的。在展開我們的論述之前，我想先講述幾個關於宋帝的故事：第一個故事：乾德二年（964年），范質等三位宰相同日辭職，宋太祖隨後任命趙普為相。但在頒發任命詔書時碰上了一個程序上的大麻煩：詔書沒有宰相副署，不具備法律效力；而范質等宰相又已經辭職。太祖想從權，對趙普說：「朕為卿署之可乎？」趙普回答皇上：「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最後，還是由領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銜）銜的開封府尹趙匡義副署，才簽發了這道詔書。（《宋史·趙普傳》）
第二個故事：宋真宗朝有個叫做劉承規的內臣（宦官），「以忠謹得幸」，人也很能幹，曾領銜編修《冊府元龜》。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劉承規病危，向真宗說了人生最後一個心願：「求為節度使。」其實就是得到虛銜過把癮就死。真宗找宰相王旦商量：「將這官兒給他吧，承規待此以瞑目。」王旦堅決不同意，說：「此例一開，他日若有別的內臣求當樞密使，奈何？」真宗只好打消了念頭。（《宋史·王旦傳》）
第三個故事：宋仁宗想提拔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當宣徽使（一個別級高但無多少實權的閒職），但廷議時候未能通過，所以只好作罷。過了一段時間，仁宗因為受了張貴妃的枕邊風，又將這項人事動議提出來。誰知包拯極力反對，「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最後仁宗只得收回成命。（朱弁《曲洧舊聞》）
第四個故事：神宗朝，一次因為陝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批示將一名漕臣斬了。次日，宰相蔡確奏事，神宗問：「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蔡確說：「方欲奏知，皇上要殺他，臣以為不妥。」神宗說：「此人何疑？」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開始破例。」神宗沉吟半晌，說：「那就刺面配遠惡處吧。」這時，門下侍郎（副宰相）章惇說：「如此，不若殺之。」神宗問：「何故？」章惇說：「士可殺，不可辱！」神宗聲色俱厲說：「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氣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侯延慶《退齋筆錄》）
第五個故事：南宋紹興五年（1135年），宋徽宗死於金國，高宗在為父皇服喪期間，將御椅換成了尚未上漆的木椅。有一回，錢塘江錢氏公主入覲，見到這張龍椅，好奇問道：「這是不是檀香做的椅子？」一名姓張的妃子掩口笑道：「宮禁中，妃子、宮女用的胭脂、皂莢多了，宰相都要過問，哪裏敢用檀香做椅子？」其時宰相乃是趙鼎、張浚。宋代實行「以外統內」之制，內廷的一切用度，須經外朝的宰相核准。（陸游《老學庵筆記》）
第六個故事：宋孝宗是個圍棋愛好者，「萬機餘暇，留神棋局」。內廷中供養着一名叫做趙鄂的國手。趙鄂自恃得寵，向皇帝跑官要官，孝宗說：「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大概孝宗也不忍心拒絕老棋友的請託，又給趙鄂出了個主意：「卿與外廷官員有相識否？」趙鄂說：「葛中書是臣之恩家，我找他說說看。」便前往拜見葛中書，但葛中書不客氣地說：「伎術官向無奏薦之理。縱降旨來，定當繳了。」趙鄂又跑去向孝宗訴苦：「臣去見了葛中書，他堅執不從。」孝宗也不敢私自給他封官，只好安慰這位老棋友：「秀才難與他說話，莫要引他。」（張端義《貴耳集》）
第七個故事：南宋光宗朝，皇帝左右的近臣、私臣每每向光宗請求「恩澤」（即請皇帝恩賜個大一點的官做），光宗總是說：「朕倒好說，只恐謝給事有不可耳！」謝給事是時任給事中的謝深甫，曾多次抵制過光宗提拔請託的私旨。樓鑰當中書舍人時，也直接告訴光宗：對不合法度的私旨，「繳奏無所迴避」。光宗很是顧忌，遇到禁中私請，只能推掉：「樓舍人朕也憚也，不如且已。」宋光宗並不是一個具有優良君主品質的皇帝，卻不能不尊重給事中與中書舍人封駁皇帝私旨的權力。（《宋史·謝深甫傳/樓鑰傳》）
第八個故事：宋度宗有幾次繞過宰相機構，逕自下發「內批」（即私旨），違背了為君之道，監察御史劉黻很憤怒，上書批評他：「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睹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即皇帝的詔敕）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劉黻還告訴皇帝：「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他說的這些道理，度宗也不能反對。（《宋史·劉黻傳》）
在上面引述的八個歷史故事中，涉及的君主為北宋、南宋各四位，其中既有開國皇帝宋太祖，也有處於窮途末路的宋度宗；既有生性仁厚的君主如仁宗，也有昏庸的君主如光宗；既有勵精圖治的君主如神宗，也有碌碌無為的君主如度宗。應該說是有代表性的，是可以反映宋代的權力結構與權力運作的——無論是明君還是昏君，都難以乾綱獨斷，君主一旦露出這樣的苗頭，即受到文官集團的抗議與抵制。
這樣一種對於宋代君權的描述，也挑戰了流俗之見——一直以來，諸多嚴肅的歷史研究者與通俗的歷史敘述者都認為，宋代是「君主獨裁體製得到了空前鞏固和加強」的一個時代。支持這種論斷的依據主要有二：首先是中央集權的強化，用宋人范祖禹的話來說，「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於朝廷。……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察監司而已，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朝廷據其所察而行賞罰。」然而，我們需要明白：中央集權並不等於君主專制。
另一個依據是相權被分化。宋代將軍權與財權從宰相機構中劃分出去，宋人范鎮對此也提出過批評：「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從這個角度言，宋代宰相的權力確實不如漢唐宰相的集中，但實際上，宋代的整個執政集團（包括中書、樞密院）的權力更加穩固，漢唐的外朝法定權力常常被帝王或其非正式代理人（如宦官、外戚、后妃）侵佔，而這樣的事情在宋代則幾乎沒有發生過。從前面列舉的故事中也可以得知，君主的詔書如果沒有宰相副署，則不具備合法的效力，官僚集團有權進行抵制。這恰好可以佐證，宋代的君主假如想獨裁，在法理上、制度上以及權力結構上，都是行不通的。
那麼宋朝人追求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政體呢？我想先引述四位宋朝人的原話：宋仁宗：「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台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
杜范：「凡廢置予奪，一切以宰執熟議其可否，而後見之施行；如有未當，給（給事中）、舍（中書舍人）得以繳駁，台（御史）、諫（諫官）得以論奏。是以天下為天下，不以一己為天下，雖萬世不易可也。」
朱熹：「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
陳亮：「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人事任命）即以熟狀（宰相意見書）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台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上面四人，仁宗是大宋君主，杜范是南宋的宰相，朱熹與陳亮分別為宋代理學與事功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二人既是朋友，也是論敵，在政治哲學上存在非常大的分歧，曾各執己見，爭論不休。有意思的是，此四人對於「共治」政體的陳述，則不論君主，還是官僚，抑或是不同學派之間，都表現出驚人的一致。
我們現在對四人的意見略加分析。根據他們的陳述，宋人心儀的「共治」政體暗含了一個「君主—宰執—台諫」三權分立的結構：君主是名義上的權源，「以制命為職」，一切詔書均以君主的名義頒發；但詔令不可出自君主獨斷，而是「以宰執熟議其可否，而後見之施行」，即由宰相執掌具體的國家治理權；如果政令「有未當者」，則由「台諫劾舉之」，換言之，台諫掌握着監察、審查、司法之權，以制衡宰執的執政大權。三權相對獨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
需要特別指出的一個細節是，上面四人在陳述這樣一種「共治」政體時，仁宗承認這是「祖宗故事」，陳亮也指出這是「自祖宗以來」的制度慣例，杜范則強調這是「雖萬世不易可也」的治道，朱熹也說「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也就是說，「虛君共治」並不僅僅是宋代君臣的理想共識，而且被認為是合乎「古今之常理」（自然法）、並以非成文憲則（習慣法）確立下來、有宋一代大體上一直在運行的政體。在這樣的政體內，我認為，皇權已經被關進了籠子裏。
（選自吳鈎著《重新發現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