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既定方針：「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毛澤東對胡風事件的直接介入，是從1954年《〈紅樓夢〉研究》批判開始的。1953年，毛澤東在6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嚴厲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的「錯誤觀點」。由此而把中國的發展道路由發展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革命、改造和建設的軌道。在思想、文化、文藝領域的任務，也由《共同綱領》規定的「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轉為「批判資產階級思想」。
1954年10月，毛澤東發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表明他看準了批判目標，並且找到了突破口。毛澤東在信里說得很清楚：「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或許可以開展起來了。」「擒賊先擒王」，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戰略思想，胡適正是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影響最大的總代表，批胡適，衝擊力和影響力都最大，算是抓住了根子，如後來中宣部的一個報告裏所說：「這是我黨領導的反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第一次全國規模的思想鬥爭。」而這樣一場大斗爭，毛澤東卻選擇古典文學領域裏的《〈紅樓夢〉研究》作為突破口，而且利用「小人物」（年輕人）來衝擊「大人物」（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都是毛澤東最喜歡，也最擅長的策略手段。因此，這是一次典型的「毛式」思想、文化批判運動。
但毛澤東的部署從一開始就遇到了阻力：《文藝報》《人民日報》拒絕刊載「兩個青年團員」的批判文章。於是就有了對《文藝報》的批判，其發難文章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就是經過毛澤東批准並修改的。這時，毛澤東對周揚還是信任的，實際是把批判胡適與《文藝報》的領導權交給他的。
但這一切——無論是毛澤東的主要意圖是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對他深惡痛絕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進行大清算，還是毛澤東對周揚的信任和重用，胡風都完全不清楚，可以說是蒙在鼓裏，卻憑着自己的主觀臆斷，認為這是從根本上瓦解「周揚宗派統治」的絕好時機，因而在批判《〈紅樓夢〉研究》和《文藝報》時，有意「擴大缺口」，全面攻擊周揚所執行的文藝路線，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在毛澤東看來，這不僅是干擾他批判胡適的部署，而且是自己跳出來向党進攻。於是，就自然把批判的戰線擴大到了胡風。周揚的報告《我們必須戰鬥》的三個部分：「開展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文藝報》的錯誤」，「胡風的觀點和我們之間的分歧」，正是完整地體現了毛澤東三條戰線同時作戰的新的戰略部署：依然以批判胡適（右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中心，同時批《文藝報》（黨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批胡風（打着「左翼」旗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既是排除干擾，也是毛澤東最為在意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鬥爭的全面展開。毛澤東迅速批准了周揚的報告，並作了補充。
毛澤東肯定了周揚的《我們必須戰鬥》的報告，時間是1954年12月。這也就意味着毛澤東終於打破了深不可測的沉默，公開了周揚「後台」的真實身份，胡風和周揚的博弈，就成了胡風和黨與毛澤東本人的對抗。毛澤東自己也從此走到前台，直接指揮批判胡風的鬥爭。而在毛澤東走到前台以後，一直關心胡風問題的周恩來，就不再參與，在《周恩來年譜》裏，僅有一條「1955年5月23日，晚，到毛澤東處開會，會議討論有關胡風問題」的記錄，這也是頗耐尋味的。
毛澤東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決定將胡風1954年7月提交中共中央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中有關「文藝思想」和「組織領導」的兩部分公開發表，「供讀者研究，以便展開討論」。這是毛澤東慣用的做法：他是自以為真理在手的，因此喜歡把論敵的文章、觀點公之於眾，不怕群眾接觸「反面教材」，他深信群眾是會跟着自己走的。直到這時，胡風才恍然大悟，而他是不可能與毛澤東本人對抗的，同時，也是為了保護年輕朋友，他選擇了屈從檢討，開始寫《我的自我批判》，又去面見周揚，據周揚對毛澤東的報告所說，他「表示承認錯誤，說他是以小資產階級觀點來代替無產階級觀點，思想方法片面，並有個人英雄主義，以至發展到與黨所領導的文藝事業相對抗，並說希望不要公開發表他1954年7月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如要發表，也希望作些修改」。當年周揚們批判胡風就是希望他承認這些錯誤。但在毛澤東看來，胡風是避重就輕，於是，就有了嚴厲的批示：「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不要讓他逃到『小資產階級觀點』里躲藏起來」。——這是對胡風問題的一個全新定性。此時的毛澤東已經認定，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所謂「小資產階級思想」就是「資產階級思想」；而堅持、鼓吹資產階級思想本身，就是「反黨反人民」。這樣的嚴重定性，自然是胡風們所絕對不能理解與接受的。但後面還有更嚴重的罪名在等着他們。
1955年3月，中共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解決「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問題。毛澤東在3月21日所作的《開幕詞》裏如此給高、饒定性：「這個反黨聯盟的罪惡目的，是要分裂我們的黨，用陰謀方法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對以後胡風事件的發展起到決定作用的，是毛澤東由高饒事件引出的對階級鬥爭形勢的判斷與對策。毛澤東明確提出：高饒事件「它是現階段階級鬥爭的一種尖銳的表現」，並由此而對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和動向作出新的分析。他認為，新政權的威脅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國外帝國主義發動戰爭，進行突然襲擊；二是「國內反革命殘餘勢力還很猖獗」，有發生反革命復辟的可能；三是黨內類似高饒這樣的反黨集團隨時可能出現。這樣，毛澤東就確定了今後階級鬥爭的三大目標：帝國主義，國內反革命分子以及他們在黨內的代理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講話里，毛澤東對打擊國內反革命分子，還作了具體的部署：「我們必須有計劃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來，藉以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安全。」應該說，這是毛澤東在粉碎了他所說的黨內反黨集團之後，所作的一個重大戰略部署，就是要在軍事上作好應對帝國主義突然襲擊的同時，要有計劃地給國內「暗藏的反革命」以「幾個打擊」。他說，「如果我們在上述兩個方面都做了適當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敵人給我們的重大危害，否則，我們可能要犯錯誤」。
毛澤東的思路與部署
毛澤東的決策既定，就開始具體部署起來。我們可以根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提供的材料和相關材料，對毛澤東的思路與部署，按時間作一個排列：
3月21日，在全國代表會議開幕詞裏，宣佈決定對「國內反革命殘餘勢力」，「有計劃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給予「幾個打擊」。
3月31日，在代表大會的《結論》裏，重申「三個準備」：「準備對付突然事變。準備對（付）反革命復辟，準備對付高饒事件的重複發生」，「從最壞的可能性着想總不吃虧」。
正在毛澤東謀劃對「反革命殘餘」進行新的打擊時，5月9日晚，周揚把胡風的《自我批判》和舒蕪整理的《關於胡風小集團的材料》清樣一起呈送毛澤東。
5月11日，毛澤東將舒蕪編撰的材料，改題為《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並親自撰寫《編者按》。——仔細閱讀，就可以發現三個要點。《按語》首先指明：「胡風和他所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這裏所說「反黨反人民的文藝團體」應該是對胡風集團的新定性，也是毛澤東把舒蕪說的「小集團」改為「反黨集團」的原因；在此之前，毛澤東已經把胡風文藝思想定性為「反黨反人民」，現在則將胡風一人擴展到整個集團。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下面這句話：「從這些信上發散出來的氣味，難道不是同我們曾經從國民黨特務機關出版的《社會新聞》、《新聞天地》一類刊物上嗅到過的一模一樣嗎？」這也應該是毛澤東讀到這些信件的第一反應。毛澤東早已判定全國有許多「活動猖獗」的「暗藏的反革命」，面對胡風們用密語方式寫作的信件，就必然激發出他的豐富的政治想像力，他用自己既定的階級鬥爭的邏輯與意識形態去解讀，就臆想、炮製出了一個後來他所描述的「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的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如果至少在3月21日毛澤東就計劃要對「暗藏的反革命」給予幾次打擊；那麼，毛澤東在不到一個月的5月9日或10日就找到了實現他預定計劃的突破口。這時候，胡風和他的朋友之間的信件已經成為一個政治武器，對它的解讀是否符合原意，已經不再重要，政治家毛澤東考慮的只是如何利用這些材料，去發動群眾，打一場他預設的在全國範圍內打擊暗藏的反革命的「人民戰爭」。當然，毛澤東也還有講究政治策略的一面：儘管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斷定胡風和他的小集團都是「反革命」，但為了使群眾有一個接受的過程，就仍然先定性為「反黨集團」，同時在《按語》裏又發出了「剝去假面，揭露真相」的動員令，並點名要求路翎等交出信件，以為下一步的鬥爭打下一個基礎。
5月1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出號召：「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這是要開展「肅反運動」的第一個信息。毛澤東已經考慮要擴大戰果了，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只是一個突破口。
5月13日，毛澤東寫有《按語》的舒蕪署名的《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及加有《編者按》的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及該文《附記》發表於《人民日報》。當天下午，周揚帶回毛澤東的最新指示：「（胡風）成了反革命了」，「要逮捕」。
5月15日，毛澤東將《人民日報》擬發的一組批判胡風的文章重擬總標題：「提高警惕，揭露胡風」，並對其中一段文字作了修改補充，強調「不把他們的破壞活動加以制止」，「讓他們一天天發展和擴大下去，他們就要用他們的『集束手榴彈』給我們的事業以嚴重損害。」這一組文章後發表於5月18日《人民日報》。
5月16日晚，公安部派員拘捕胡風。
5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逮捕胡風。在此前後，所謂「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如牛漢、賈植芳、耿庸、何滿子、謝韜、徐放、路翎、綠原等紛紛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