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潭縣原由湄潭、鳳岡、綏陽三縣合併而成（有文章誤傳湄潭縣是由湄潭、鳳岡、餘慶三縣合併），這裏地勢平坦，山青水秀，是貴州的產糧區，也是富庶的縣份，農作物主要種植水稻、小麥、玉米，氣候適宜，正常年景，人民豐衣足食。可是自「大躍進」以來，這裏的人民遭受嚴重災難。據縣委辦公室負責人介紹，1958年全縣有62萬多人，1959年至1960年5月，除去正常死亡1萬多人外，屬於非正常死亡的有12.5萬人，佔全縣總人口的20.16%，還剩下49萬人，全縣死絕戶3001戶，孤兒近5000人，外出逃荒5000多人，全縣出現了人吃人，殺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慘劇，吃死人就更多了。
我們一行曾到原綏陽縣城，後為綏陽公社駐在地的綏陽鎮作了一些調查。據綏陽公社一位黨委副書記介紹，有這麼一件駭人聽聞的事件：1959年9月17日（即農曆8月15日中秋節），遵義地委要在這裏召開全專區各縣「捉鬼拿糧」現場會，即反瞞產私分現場會，遵義地委書記孟子明、專員李蘇波要到場。湄潭縣委和綏陽公社為了開好這一現場會，將一些滯留鎮裏的遊民，從農村來的一些饑民、餓漢，到餐館、居民家討飯要飯、抓拿搶吃的人，進行了多次清理、遣送，到9月16日傍晚還有48人仍滯留在鎮裏。於是公社黨委一位書記，讓將這48人暫扣押在公社供銷社一間倉庫里，其中一個瘦個子乘晚上從倉庫門的鉸鏈縫裏逃了出來，還剩下47人在倉庫里。現場會開了2天即散會了。後來過了半個月這位公社黨委書記問起關押的人放出來沒有，人們才想起這件事來，結果打開倉庫門一看，47人全死在裏面。這一事件震動湄潭，也震動遵義地委，貴州省委只有極少數人知道此事。當時的一些人就是這樣關心人民的生命和疾苦的，人性已經泯滅了。
後來「湄潭事件」的蓋子揭開，省、地組織了龐大工作組到這裏來奪權，「整風整社」，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在這裏開展，都是以「左」反「右」，反「左」的結果是基層幹部遭殃，找了一些替罪羊。被處理的基層幹部，包括殺、關、管、集訓、判刑和開除公職，佔60%以上，其中，將湄潭縣副縣長兼綏陽公社黨委書記容鏡等人處決了事。容鏡後來被平反。
隨後我又趕赴畢節專區，專署公安處處長朱廣臣立即派秘書科和治安科兩位同志陪同我到金沙縣調查。金沙縣的地理條件比湄潭縣差一些。這裏自1958年「大躍進」以來，也是「五風」肆虐，幹部違法亂紀嚴重，縣委書記趙廣玉、縣長王國民（彝族）不但緊跟省委，而且還有自己的「發明創造」，將金沙縣搞得千瘡百孔，民不聊生。縣委辦公室一位主任接待了我們。趙廣玉聽說我們去調查死人問題，很緊張，他叮囑這位辦公室主任：不要講得太多。這次我遇到了阻力。我們便要求到平垻公社、安洛公社去做些調查。因為一年前，即1959年6月至9月初，我隨公安廳治安處副處長宋留友等3人，跟隨貴州省人民委員會秘書長張叔成率領的省委工作組到金沙縣工作了兩個多月，認識平垻公社黨委楊書記。楊約略地談了他們公社餓死人的一些情況，我們在這裏沒有停留多久，即前往安洛公社個別訪問和調查。在安洛公社安洛大隊了解到，該大隊有一個生產隊共29戶人家152人，除一人在貴陽鋼鐵廠當工人，一人在習水縣習水造紙廠當工人外，其餘150人全部餓死。後來到1961年底1962年初，金沙縣餓死人的蓋子揭開之後，得知那三年餓死了8萬多人，趙廣玉自己講餓死了4.7萬人。後趙廣玉被逮捕法辦，判處徒刑8年，送到金沙縣大水勞改農場改造，後平反，被安排到銅仁地區工作。縣長王國民後因騎馬摔死，未追究其責任。
1960年12月至1961年5月，我隨劉世傑同志到六盤水地區的水城縣參加整風整社工作。先是在該縣的尖山垻公社，我在工作隊隊部工作。尖山垻公社地勢平坦，是水城縣的產糧區，「大躍進」以來，「五風」嚴重，幹部瞎折騰，違法亂紀的也多，秋收過後就出現餓飯，反瞞產私分運動中搞得農村雞飛狗跳，浮腫病人多，婦女普遍出現停經、不孕、子宮下垂三種病症，1959年至1960年全社餓死一萬多人。我們省政法機關來的100多工作人員全部被派到全社各管理區、生產大隊。我們沒有按照省委的部署來「奪壞人的權」，而是採取「團結、依靠、信任」絕大多數基層幹部，靠生產自救，救治浮腫病人，清理、整頓公共食堂，經過3個多月的工作，生產在恢復，浮腫病得到初步遏制，食堂恢復了生機。在這裏我們除對幾個違法亂紀致死人命的幹部搜集、整理材料，上報水城縣去處理外，其他人我們一個也未動。1961年3月12日工作隊全部撤離該社。我與另外兩位同志留下來作鞏固工作，直到3月20日我們三人經由縣城到該縣南開公社繼續參加該縣的整風整社工作。我們三人在去南開公社的途中，翻越了一座高山，坐下來休息時，便到路邊一社員家討水喝，發現一位40來歲的婦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屍體，這個小孩屍體的手腳被肢解，頭部已砍下放在一邊，屍體發出腥臭，我們詢問她為什麼殺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殺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餓死的，全家人餓飯，沒有辦法，為了救命，不得不拿來吃啊！」又說：「哪個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經她這一說，我們也無心討水喝了，立刻退了出來。第二天我們趕到南開公社工作隊所在地，將這一情況向工作隊作了報告，工作隊隊部的同志說，全社吃死人的情況還有幾起，後來經過工作隊搜集了解，從1959年至1961年5月我們撤離，該社餓死幾千人，全水城縣餓死8萬多人。後來縣委書記劉福臣被逮捕法辦，判刑勞改。
後來得知，銅仁專區的江口縣餓死近一半人。
周林和貴州省委那一班人的作為，給貴州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災難與傷害。後來周林慢慢有所醒悟，發現了一些問題，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放寬了一些農村政策，如恢復自留地，開放集市貿易，三年免徵公糧和默許包產到戶等等，使農村人民恢復元氣。這又招致中共中央於1964年9月調整、撤換了貴州省委領導班子，撤換了周林等省委負責人，調四川省省長李大章、中央監委主任錢瑛、公安部副部長梁國斌、國家計委副主任賈啟允等人，組成貴州省委班子，說「貴州是當時全國爛掉的四個省之一」，並從中央、一些部隊、一些省市抽調2000多名「支黔幹部」到貴州來奪權和開展「四清」運動。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做出的決議指出：貴州自解放以來「三關沒有把好」，「兩個不徹底」，「一個根子不正」。所謂「三關沒有把好」，是指「清理中內層關沒有把握好，工商業公私合營、手工業合作化關沒有把好，審干關沒有把好」；「兩個不徹底」是指「土改不徹底，鎮反不徹底」；「一個根子不正」是指「黨的基層組織基礎不正」。這就全盤否定了貴州省自1949年建立政權以來所取得的成績。「文革」中周林受到揪鬥、批判，1975年恢復工作後，擔任過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教育部副部長等職，在任北大黨委書記期間，為被毛澤東定為「反動學術權威」的馬寅初平反，1997年去世。
《炎黃春秋》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