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會如此呢？
回歸到大學申請，我想更需要問的是：為什麼普林斯頓大學等美國頂尖大學的學生都是如此呢？為什麼只接受認同以「開放」和「包容」為代表的左派價值觀的高中生作為它們的學生？
第一個答案是，學校希望通過教育學生中獲得什麼：維持自身作為頂尖高等教育機構的地位。
普林斯頓大學等「藤校」們所享受的盛譽並非自其成立以來就產生，而這些學校根據經濟社會條件不斷改變其招生標準和方式的結果。
普林斯頓大學在其1746年成立時僅是「新澤西學院」（College of New Jersey），主要用來教育新澤西州希望成為基督教教士的白人男性學生。
「普林斯頓」這一名字在新澤西州外鮮有人知，更不要說在美國的其他州縣，或是全球範圍內。
■1896年的普林斯頓大學
這一校園定位直到美國進入鍍金時代（gilded age）後才得以改變。
19世紀70年代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科學技術的蓬勃帶來了新興的城市資產階級。
時任校長托馬斯·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敏銳地洞察到「大學」這一概念所需的轉變，在招生中將重心前移到學術要求上，開始使用標準化考試測評學生進行學習、研究和創新的潛質。
「威爾遜讓普利斯頓大學從一個昏昏欲睡的小學院轉變成了一所強大的綜合性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現任校長Christopher Eisgruber寫道。
當越來越多的大學發現只有通過錄取高學術成就的學生才能維持自身的存在時，SAT考試在1926年被發明了。
■1926年的SAT題目
而1960年代後，頂尖學術機構開始錄取非白人男性學生，部分出於其害怕錯失人才的恐懼，擴大自己對於非裔招生數量。
普林斯頓因同樣的原因在1973屆中開始招收女性學生。今年，最高法院法官Elena Kagan（1981屆）就是普林斯頓最早一批女性校友之一。
90年代末的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浪潮，大學需要吸納人才的範圍擴大了，伴隨此改變的是一所學校需要證明自身價值的範圍——
頂尖的學術機構愈發需要證明自身的「全球影響力」或者對於「全人類」的影響。
2013年上任後，Eisgruber校長在普林斯頓的校訓「普林斯頓為國家服務（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後加了一句「同時為人類文明服務（and in the service of humanityy）」。
於是，其要求學生具擁抱「多樣性」（diversity）——堅信愈多國家和文化的人聚在一起，愈有利於成功——和「包容性」（inclusion）——要接受各個國家和文化的人。
「多樣性」和「包容性」因此從來都不是學術機構自發的道德準則，而是資本和信息全球化下對於學術機構競爭力的要求。
■Tiktok博主收集的藤校種族多元性數據
藤校成為價值觀最單一的地方
於是，無論學生來自哪個國家或文化，是否能成為「各個國家和文化的代表」成為了普林斯頓的本科招生標準之一。
文書就是重要呈現。
申請者被要求講述自身「無法缺少的重要性」，能為學校的多樣性產生怎樣的價值；附加文書再次要求學生講述自己的身份，同時解釋自己為什麼符合學校對於多樣性的需求。
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的附加文書，則要求學生解釋自己能為解決人類共同的問題作出怎樣的貢獻。
一定程度上，美國學校的身份政治是要求學生將一種植根於全球化的身份——「全球公民」——墊在任何的性別、族裔、國籍、甚至是宗教信仰之下。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美國頂尖大學既是文化、性別、宗教身份上最多樣的地方，又是價值觀上最單一的地方。
■藤校學生中認為自己是LGBTQ+的比例，大於美國00後平均比例
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認識的猶太人和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或是韓國人和牙買加人，無一不對川普的民族主義、反全球化主義思想而退避三尺，即使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韓國國內中充斥的這些聲音。
可能這就是大多數國際學生無法被錄取的緣故。
可是對於大多數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甚至是受其負面影響的美國人來講，「多樣性」和「包容性」被當作左翼政客試圖通過進一步的經濟全球化來損傷自身利益的藉口。
所以當普林斯頓大學為其全球競爭力先入為主地拒絕一切不以「多樣性」和「包容性」為價值觀的學生時，自然就無法期待自己的校園內出現理解右翼政治的學生群體。
■哈佛校報《深紅》曾調查過教授的政治傾向，發現保守派是極其稀缺的
與此同時，「高等教育已經成為灌輸左翼價值觀的場所」，已成為美國許多公眾對於頂尖高等教育機構的重要印象。
美國的右翼政治和頂尖高等教育機構，已成為從本質上無法妥協的兩方。
在「多樣化」的旗幟下，美國的頂尖高等教育機構正在招收和教育一個價值觀及其雷同的學生群體；有更多希望得到錄取的申請者，正在努力在申請中爭先恐後地迎合「多樣性」和「包容性」，自身具有能夠參與全球化、擴大全球化的潛力。
■左翼和右翼的區別
可惜的是，如普林斯頓這樣的頂尖高等學校仍然拒絕反思「多樣性」「包容性」的左翼價值觀來源，而一味地拒絕錄取和貶低具有反對左翼價值觀傾向的學生和民眾。
我能來到普林斯頓讀書，也受益於全球化和多元化，但這也不妨礙我反思，到底什麼是真正的「多元化」？
如今，川普上台後一系列政策，引發了藤校內部價值觀的細微分化，也將切實影響國際學生的未來。
我想，如果美國精英大學仍然不做出改變，那麼在未來的大趨勢下，可能普林斯頓會召開越來越多「安慰會」，發出越來越多的安慰蛋糕了。
■一波精英轉變了思維，如川普內閣幾乎大多畢業於美國名校，川普本人也曾就讀賓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