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三四月的時候，幹校所在的那個小山坳里，簡直是美極了。山丘是鬱鬱蔥蔥的松樹和灌木叢，漫山遍野的杜鵑花，把一片一片的山坡映紅，稱謂映山紅，夾雜着白色的梔子花。走進了山林，香氣襲人，沁人肺腑。我們幹校的前面流淌着一條清澈的小河，春天的雨量充沛，跌宕處嘩嘩地流水聲，發出悅耳的歌唱。小河蜿蜒曲折，轉折處形成一個一個小水潭，小河兩岸和水潭周圍是青翠的水竹，和荊棘叢生的灌木，組成了屏障，這成了我們天然的浴場。這裏有好幾個小潭，最前面是一個男浴區，中間一個較大的水潭闢為女浴區，再後又是一個男區，前後保護了女浴區，不使外人進入。每天勞動之後，小河裏傳出歡聲笑語。大人們談天說唱，孩子們嬉戲歡叫，伴隨着牛群歸家的哞叫，遠處拖拉機的轟鳴，襯着落日的晚霞，寂靜的山坳里演奏着美妙和諧的田園交響樂。
憑良心說，這真是一個世外桃源。如果沒有煩心的政治鬥爭，沒有假話空話的學習討論，這樣的生活豈不是神仙般的日子。拿着全額的工資，帶着家眷，從城市裏躲避到這裏休養來了。這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毛澤東也未曾想到的，本來要我們勞其筋骨，餓其肌膚，達到脫胎換骨的鍛煉。結果是在這裏享了福。什麼鍛煉改造，是使用國家和人民的錢，浪費折騰，上下一齊糊弄，做一點欺世盜名的花架子。其實我們在這裏真沒有吃多少苦，倒是過着「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享受大自然之樂。但是我們並沒有心曠神怡的心情。沒有誰來念這個好，沒有人感激這種「幸福」，沒有人打心裏願意接受這些。這是在浪費國家的財富，浪費人民的血汗，也是浪費我們自己的生命，浪費寶貴的時間。
北大和清華的幹校也在江西，在鄱陽湖邊上的鯉魚洲。他們可沒有我們幸運，那裏沒有山清水秀，沒有花香松濤。湖泊平原炎熱潮濕不說，最糟糕的是水裏有血吸蟲。兩校的教師幹部，得上了血吸蟲病的人真不少，而且是終身難愈的。這更是對人才的摧殘。這樣的鍛煉和改造，不是把人往死里送？這個賬算到誰的頭上？
我在種菜班上種了一時期的菜。我們種菜當然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也要種一點，大約有二十多畦。種菜作業主要是澆水和施肥。我從來沒有挑過擔子，種菜每天都需要挑水和挑糞。我一點一點地練習着挑擔子，開始肩腫胳臂酸，慢慢地練得適應了，滿滿的兩桶水，也可以挑着走幾百米。我們天天都要從廁所大糞坑裏舀糞，走在田埂小路上，把糞挑到菜地。然後又從小河裏挑水，糞桶里兌上水潑向菜地。潑糞時有時迎着風向，弄得滿臉糞水甚至濺到嘴裏，糞水不僅臭味難當，還又苦又咸簡直不是滋味。開始時噁心的不得了，時間一長，也沒覺得髒了，也許這就算是被改造過來了。的確就是為了改造，收穫的一點菜送到食堂，也只能是一點搭配，食堂做菜基本還是靠買來的。種菜也倒沒有覺得什麼苦累，我們地質學院的知識分子沒有多少嬌氣，幹什麼也不怵頭，沒有幹不了的。原本改造就是帶有懲罰的含義，偏偏這些人滿不在乎，對這些人又能改造些什麼呢？
七月份早稻成熟開鐮收割，一方面要搶收，抓緊脫粒、曬乾、風選，然後裝袋過秤入庫；另一方面要搶種，趕緊翻土犁田、放水耙平，把晚稻秧苗及時插到田裏。這就是最忙的雙搶季節。這時候真是不分白天黑夜，在田地上、在打穀場裏忙收忙種。連隊組織女同志不時向作業地點送水，送綠豆湯，食堂也加餐做夜宵，供應幹活的勞力。南方此時正是烈日當空，驕陽似火，一天的緊張戰鬥，全仗着在小河裏洗浴汗水，驅散熱氣，解除疲勞。這時候勞動之餘，在小河清涼的水裏一泡，才感到無比地放鬆和愜意。黑夜還需要打着手電筒，拿着棍子打草驚蛇，到小河裏去洗澡。一個月下來，人們一個一個皮膚黝黑髮亮，超過當地農民。南方農民幹活並不赤背光膀子，這是北方人的習慣，農民們看到也感到新鮮。我們和當地農民鮮明的對比，一眼就區別開來了。
雙搶最忙碌的時候，接到北京徐宏勤家裏來的電報，說她母親摔了，腿部骨折住院，她趕緊請假帶着兩個孩子回京。我也請了一天假，坐船到樟樹，把他們送上了火車。我應該跟着送到上海，再轉車到北京，但正是大忙時節，沒有辦法，只好托上海的同學幫忙買票轉車。她到了北京照顧，媽媽病情好轉。原本說好了再回到幹校，這時候她看到北京許多單位，正在大抓「516」。她一想我一定不會脫掉干係，就決定不再回來了。回到他們學校和校長一說，就留下回學校上班了。
幸虧她這樣決定了，果真是那樣。9月份之後，幹校開始了聲勢浩大的清查「516」分子的運動，成了幹校的中心工作。我自然是重點被清查的對象，《東方紅報》編輯的身份，被當作是「516」，那是絕對沒跑的。我也預感到災難的來臨，在清查到我頭上之前，我趕緊利用了一個星期天，把徐宏勤和孩子們的東西，託運回到北京。不久以後，我也就失去了自由，被所謂的隔離審查，實際上就是被看管了起來，沒完沒了地責令寫材料，交待問題。在我之前，已經拿下了好幾個重點的「516」分子了。
1970年前多半年，先是忙於基本建設，又是忙於農業生產。直到秋收大忙之後，幹校的中心工作就是清查「516」，幾乎是用了一年的時間，到1971年10月，都是搞的這一項政治鬥爭。那真是戰果纍纍，地質學院的教師幹部三分之一的人，被打成「516」。1971年沒有了基本建設，農業生產也已是輕車熟路，所以那些執行上級命令者，就全力以赴地抓「516」。越抓越多，抓人的那些人，不少自己最後也成了「516」。我被關了四個多月，從70年10月到71年2月，交待了他們所想要的所謂「516問題」，把我放了出來，恢復了人身自由，回到了連里參加農業生產勞動。
那真是沒有多少事好干。我們二十多人管理了一片十幾畝的麥田，鋤鋤草、松鬆土，麥穗長出來之後，人們輪流地到田間轟鳥。那是一長條的山坡地，農村生產隊閒棄的土地，無法種稻，我們反正人多就試着播種了小麥，起一點看管的作用。一塊孤零零的狹長麥田，左面是河，右面是山林。麥子出穗之後，成了眾鳥之的，我們不能不在田邊四周設人轟鳥，否則顆粒無收。難怪農民放棄這塊田。對我們來說，收多收少都是無所謂的，不能讓我們閒呆着。我們只能採取人力轟鳥的笨辦法，從清晨天麻麻亮到晚上擦黑，都派人輪流值守。堅持了個把月和鳥戰鬥，直到割完麥運回場地。就是這樣還是讓鳥連吃帶禍害損失了不少。
儘管清查「516」如火如荼，表面很緊張，但是人們似乎並沒有把這個當作多大的政治鬥爭，不像過去搞反右那樣。抓出來的「516」就好像沒事似的，照樣都是嘻嘻哈哈。宿舍里最熱鬧的就是抬槓。說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對的說，應該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為魔代表的是造反的，道是玉皇大帝。爭辯者反駁：道是如來佛，孫猴子翻不過如來佛的手心。又有人反駁，如來不是道，道是如來的下屬，可以翻過來，如來是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又有人爭辯說沒有絕對權威，魔是人民群眾，權威也能打倒。「哈哈！『516』就是要造反……」。激烈的爭辯，讓搞政治的老師感到要出格，趕忙岔開問道：不管魔和道誰大誰小，到底什麼是魔？魔和鬼有什麼區別？眾嘴紛紛：「魔就是鬼，魔鬼魔鬼嘛！」「魔是鬼頭，要不鬼怎麼叫小鬼。」「魔比鬼有本事，道行深。」「那麼，魔就是經過深造了的鬼。」「不對，不用上學，魔是鬼中傑出者，打拼出來的。」「不，他是不擇手段，踩着別的鬼爬上來的。」有一人突然語出驚人；「你們看魔字怎麼寫，魔就是長了麻子的鬼！」大家轟然大笑，一場抬槓也就收場了。仔細想想也很有意思，這種調侃和起鬨，不也是一種深層的對勞動改造的滿不在乎麼？似乎還有點影射什麼。
1971年9月份，我被批准回京探親一個月。回到學校，看到四處冷冷清清，學校留守看攤的沒有多少人。我也沒住在校內，徐宏勤回到小學之後，在學校附近的一個大單位里，借了一間平房住。我休假還不到一個月，幹校就來電報催我回去，說傳達重要文件，參加學習討論。回到幹校之後，傳達林彪叛逃的「913」事件，的確令人震驚。我感到驚愕的是，抓「516」要我們交代的重點，就是反「中央文革」、反江青、反林彪。黨章上定下的接班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成了十惡不赦的敵人，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學習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成了我們幹校的主要任務，清查「516」早就扔到了一邊去了。
1970年，地質學院決定外遷到湖北，湖北省選址在荊州。1971年北京派出的軍宣隊，也要換成湖北派出的軍宣隊。原來北京的軍宣隊是空軍政治學院的，本身絕大多數也是知識分子或准知識分子，只是林彪一套的「三忠於四無限」貫徹執行得特別好，多數是政治指導員出身，能說會道（「913」之後他們的下場極慘）。相比之下，荊州軍分區派出的軍宣隊，都是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大兵出身，他們對大學裏的知識分子根本玩兒不轉。軍宣隊的領導於是決定，把「五七幹校」搬回湖北，便於管理。1972年過年過後，我們就忙於準備搬家。他們也不考慮經濟損失，不考慮搬遷的複雜性，硬是要搬家。結果是折騰得剛剛在湖北沙洋落腳，形勢發生變化，軍宣隊指揮不靈了，一個一個灰溜溜地溜走了。
湖北沙洋原是公安部所屬全國最大的勞改農場之一，文化大革命後認為不安全，撤銷遷到更遠的大西北了。方圓幾十里的農場，安置了北京湖北幾十個單位的「五七幹校」。我是第一批打前站到達沙洋的人員之一，我們的任務就是想辦法安置全部人員的住宿。在這裏只能是搭建臨時的窩棚，不能再像江西那樣建設半永久性的平房。又是花了不少的錢。購買了毛竹、葦席，搭成了圓拱形葦棚，上面再糊上泥，實際就是當地放鴨子人住的棚子，稱為鴨棚。我們剛去的時候已是是初夏，盛夏棚子裏是40度以上的高溫，人們只能在外邊用雨布塑料布扯起涼棚休息。夜晚午後再回到棚內睡覺。
我在沙洋幹校基本上沒有住在農場，我被派在沙洋鎮上舒服地住在鎮招待所里，接待從江西到武漢，再坐船到沙洋的人員和行李物資。江西過來的人員分成了數批，多數人坐汽車到幹校農場，也有少數的坐船過來，下船後用卡車送到幹校農場。大宗的行李是從火車貨運到武漢，包駁船運到沙洋，我再找馬車拉到農場。我駐守在沙洋鎮差不多有兩個月，完成了全部的物資和行李的轉運工作，回到了幹校農場。這時候派來的軍宣隊已經悄悄地撤走了，幹校歸在遷到江陵的地質學院校部直接領導了。我的任務已經完成，八月份我申請回京探親。到了10月，我寫信問幹校，說我要回去，他們回信叫我別回去了，這裏的人都要回北京，那裏沒法過冬。我的東西他們會給我運回來的。幹校就這樣稀里糊塗地結束了。沒有結業式，沒有鑑定，沒有任何說法，作鳥獸散。我想，所有的上千個「五七幹校」大概都是如此。至今，官方文件從來也未提起這個勞民傷財的「五七幹校」。連公開的文藝作品，也沒有涉及過這個題材，看來這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五七幹校，將來有誰來書寫這一筆呢？
現在有時候，我們退休了的人碰到了一起聊天，其中有些去過幹校的人，開玩笑地說：我們是經過幹校學習深造的，我們比你們（指沒去過幹校的人）學歷高，我們是「高材生」，說起來有些調侃。拋開政治的層面，政治的糾纏，那段生活還真是令人懷念的。
《記憶》2016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