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時候，社會上把知識分子貶稱做「老九」，起因於對原來打倒和批判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之後，文化大革命中又增加有叛徒、特務、走資派，共八種人。人們於是又把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列為第九，這就是「老九」的來歷。這是文革中民間的流傳，官方正式書面的文字裏沒有這樣的稱呼，而社會上誰都知道「老九」的涵義。因為極「左」思潮對知識的輕視，對人才的不尊重，所有的知識分子都靠邊站。因此也就不分什麼資產階級不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就統稱「老九」。其實，這更多的還是知識分子自己的調侃和自嘲。
1969年秋，學校里已經沒有了學生，教師、幹部、職員們都無事可幹了，不能總是學習批判，閒呆着。這時候中央和地方機關單位也是精簡機構，編餘了大批的幹部，還掛起來不少的領導幹部，為安置這些人，各單位都辦起了「五七幹校」。高等學校和各事業單位也立即效法，辦起幹校。
「五七幹校」是遵循毛澤東的「五七指示」，起名辦起的。1966年5月7日的，毛澤東批轉林彪關於軍隊辦農場的報告，做出一個指示。毛批示說，各行各業均應一業為主，兼學別樣，從事農副業生產，批判資產階級。他還說，學生要學軍、學工、學農。……知識分子要到農村勞動接受貧下中農教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毛總在琢磨怎樣一個辦法，讓知識分子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教育，參加體力勞動，否則「四肢不勤，五穀不分」。毛認為當官的應該輪流的到農村去，不能總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工農，這樣勢必產生特權地位，走向腐化墮落。毛澤東警告，要防止蘇聯修正主義的重演。
1968年，黑龍江省革委會，發表整改經驗，根據毛澤東「五七指示」精神，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勞動，辦了一個農場，定名叫「五七幹校」，既教育了幹部，讓幹部勞動鍛煉，又安置了精簡下來的閒置人員。這個經驗讓毛澤東如獲至寶，毛正愁如何實現他的「反修防修」的設想，讓那麼多的知識分子和黨政幹部，都能到農村去接受教育。黑龍江這個辦法真是兩全其美，既能夠讓幹部下放去學農，接受教育，又能夠大批集中實行軍事化管理。於是讓報紙、廣播宣傳、推薦，又發表評論，責令各地、各部門、各行業都要辦「五七幹校」。知識分子和幹部們要輪流到「五七幹校」勞動鍛煉，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
1868年初69年末，北京機關學校、科研院所、社會團體都辦起了「五七幹校」，開始時只是要受教育的本人去幹校，目的只是單純地進幹校去學習鍛煉。到後來中蘇之間形勢發生驟變，因為戰備的要求，去幹校凡是能舉家全去的，不管夫妻雙方是否是同一個單位，家屬是否是在職職工，都一律同去。這時候正好中蘇邊境發生了兩次戰鬥，據傳林彪下達了一個一號命令：準備打仗，疏散人口。所有的幹校都選在南方遠離北京的地方，也正是表現了這個意圖。人們憂心忡忡，害怕真的打起仗來，不願全家分開。都很自願自覺地拖家帶口到幹校去。一切能帶的東西都帶上了，一些家連蜂窩煤都捨不得扔掉帶上了。這哪裏是去幹校學習，簡直就是舉家逃難。
我們的幹校選在江西峽江縣，贛江之畔，倒是一個環境很不錯的山青水秀的丘陵山區。原是當地的一個農業學校，有不少的校舍，但絕容不下幾百個家庭的安置。凡是有老有小的家庭，都安排住在附近村子裏農戶的家裏。幹校里的組織按連隊編制，我們探工系和機關黨政幹部，加上數學教研室編成了一個連。一到幹校的首要任務就是蓋房子，解決房子不夠住的問題。來到幹校時正是十二月份，江西還不算很冷，大家一起湊合着擠着。有幾個連隊的家屬住在了離幹校很遠的農村里，不必來幹校參加勞動，但是要二丁抽一，一人須住在上面參加勞動。住在上面校部的，夫妻或孩子大的，分別集體住在男女大宿舍里。
我的家和戴學恕的家就在離校部不遠的村子裏，我和愛人徐宏勤輪流到校部，我是參加勞動，徐宏勤在自辦的小學裏教孩子。我們連因為主要是探工系的，以從工為主，為蓋房和修路鑿岩放炮，開山炸石、打鐵、電焊、車床、刨床加工、抽水發電。還有人破竹修篾，帶領體弱女同志編筐編籮，為裝石、裝土、裝糧作工具。傳說某處有煤，還被派去開鑿豎井，挖礦採煤。自造的轆轤提升渣石，當然也就挖了二十米不到，也花不起支護費用，只能作罷。這也是帶隊的軍宣隊的主意，但是再蠻幹下去，他也怕出危險擔當不起責任，停止了異想天開。還有一件更是天方夜譚的事：幹校就一台破車床、小刨床和台鑽，軍宣隊要我們敢想敢幹，破除迷信，自己造拖拉機。干機工的幾個老師不得已，提出了增添設備的要求，當然無法做到，也就不了了之。
過了冬，春耕開始了，比較年輕的教師幹部抽調出來學習開拖拉機，一部分人跟着農民，學習催芽育秧，在小塊田上用牛犁田、耙田。較大的田塊用拖拉機犁田、耙田。要插秧的田地放進水，平整田地，準備插秧。插秧時能勞動的人都一齊上陣，起秧，運秧、插秧。我們倒是不用起早貪黑，人多力量大，很快就完成了插秧任務。儘管大多數人都沒有幹過多少農活，尤其是水田種稻的活，但畢竟是簡單勞動，知識分子們一看也就能跟着會幹了。毛澤東非要知識分子和幹部下到農村勞動，是否就是要這些人經歷吃苦受累，勞其筋骨，達到鍛煉改造的目的，這樣就能防修正主義，防資本主義復辟，防止腐化墮落？但是，這樣的多的人集體勞動幹上那麼一點點，談不上什麼吃苦，比起教學科研的腦力勞動，倒是輕鬆愉快的多。尤其是對這些學地質搞地質的人，這點苦簡直算不得什麼。而我們心裏真苦，苦的是我們學不能所用，在這裏荒廢時光，浪費人力。
當時所謂的政治學習，也就是開開會老一套的學「老三篇」，讀《語錄》，隔三差五地把文化大革命中揪出來的有問題的人和戴着各種帽子的「牛鬼蛇神」批鬥一下。這裏名為學校，實質上是勞動改造場所。我們同一個連的黨政機關和政治教研室的人，他們倒滿不在乎，對這些都無所謂，沒管它是什麼勞動還是學習。在小組會上他們也不過多的官話套話，會下平常更是調侃窮逗，毫無正經，和那些剛在會上遭批判的人，也談笑風生，若無其事。過去我和他們沒有什麼直接接觸，對政工幹部多是敬而遠之。現在較多的接觸，發覺他們的政治敏感性確實比我們強。他們對當時對政治一定會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不表露出來，比我們更有心機。我們探工系的人學工的頭腦還稍活泛一點，數學教研室的人卻是死軸，批判起來真是認真，平時會下對那些所謂有問題的人，也絕對不苟言笑。有一個女老師，後來還是知名教授，並且做了三屆的全國政協委員。就因為說話耿直，家庭出身是舊政府高官，文革中自然會受到衝擊。可是我們那些並不極「左」的政工幹部（極「左」的不會被發到幹校），對她從不另眼看待，還常常直呼其名。我以前認為搞政工的都左，這是很片面的。只是那些愛整人的，他們慣於跟風。現在才感到真正的政治工作者，確是有政治頭腦的，特別那些教政治理論課的更是這樣。
我們在幹校還有一個重大的勞動任務就是砍柴，食堂每天供應一千多口人的三頓飯，用大灶燒掉的就是幾千斤的柴火。一個星期有一天是砍柴日，各連隊全體動員上山砍柴，每個人的砍刀都是自備的。砍柴頭天都磨好柴刀，第二天吃完早飯，就拉上板車集體出發上山砍柴。最初砍柴還在幹校附近的山上，後來越砍越遠，不到一年，就深入到十幾里遠的深山裏。我們砍的柴不是小灌木的毛柴，因為要塞入到大灶膛里，細柴草轟燃一下就沒有了。柴火都是杯口粗細的小樹，砍過以後向前推移，砍過之處就像剃頭一樣光禿一片。老俵燒柴都是細小灌木或修枝砍下的樹枝。而我們砍柴對野生林木除大樹外一律砍盡，現在看絕對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那個時候為了政治需要，即使是造成荒山禿嶺，給農民的家園造成破壞，也是在所不惜。1964年我去到湖南江西交界的大山裏的一個地質隊，看到山上滿是粗大樹木的樹樁。那是為了大煉鋼鐵土法煉鋼，把上百年的林木砍倒燒炭。這樣的破壞有誰來管呢？為防修改造幹部知識分子，燒一些次生山林又有什麼大了不起的。
我們種兩季稻。早稻插下以後，田間管理用不了多少人，大部分人還是忙於蓋房和修路。蓋房用的木料運到了江邊碼頭，我們百多名體力較強的男性學員兩人一組，把松樹原木接力扛運到幹校。大約十公里路程，上百根的木料完全是人力搬運了回來。很快原木打柁上樑，釘板掛瓦，房子搶在了雨季前封頂。一條大約三四公里的連接幹校另一個聚集點的石基路，也在雨季前基本上鋪好，可以通行汽車了。
我們還進行了一項大的基本建設，就是通電工程。我們從十幾公里外的高壓電網上，引入高壓電。原來靠自行發電，電力就不足，又蓋起了很多宿舍，根本解決不了照明問題。沒有電力線路，必須我們自己栽杆架線。在縣電業局人員的指導下，我們翻山越嶺抬着幾百斤的水泥電杆，分別埋設在線路上，固定好擔鐵瓷珠以後，再大家通力合作，把電線拉架到電杆上。十公里不到的直線距離，二十幾根杆子，折騰了我們一個星期，真是把我們累壞了。這還是660伏最低的三相高壓線（也就是最細的線），可見在崇山峻岭架設幾萬伏到幾十萬伏的，上千公里的超高壓線，該是多麼困難。電力建設的工人們和工程技術人員，艱苦的風餐露宿的野外工作條件，逢山攀登逢水跨越，不斷延伸的幸勞作業，一點也不比地質勘探工作者差。為什么小農出身的國家領導人只認為農民辛苦？各行各業都有辛苦的地方。其實農民辛苦的不是勞動，而是農民的生存空間被擠壓得養活不了自己。中國農民可憐的一點耕地，還要接納下放幹部和知識分子，還要安置城市裏的知識青年，甚至城市裏的無業人員。大鍋飯的集體勞動，掙下的一點工分，連買口糧錢都支付不了。下放到農村的人所受到的教育是什麼？是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看到的是農民的苦難，農民生活的艱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