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歐洲中世紀，很多人馬上會想到「黑暗」、「愚昧」、「落後」、「迷信」等形容詞，在大多數的人印象中，那是一個充斥着暴力和宗教的年代，是一個被教會黑暗勢力掌控的時代，相比東方燦爛輝煌的阿拉伯帝國和中華帝國，都堪稱徹徹底底的「黑暗」。
不過，現代學者的研究，似乎發現歐洲中世紀並沒有那麼黑暗和不堪，那麼，歐洲中世紀的真實模樣究竟如何?能否對中世紀做一個公正的評價呢?
筆者試着從幾個方面回答這個問題。
黑暗中世紀說法的來源
中世紀這個概念誕生於15世紀，當時正值文藝復興的高峰期，而中世紀和黑暗掛鈎則是拜啟蒙時期的學者們所賜，以盧梭伏爾泰為首的「進步」人士對天主教和其相關的一切口誅筆伐，進而要在輿論上打到與其相關的一切。
「中世紀」無疑是個最好的靶子，中世紀幾乎完全處於教會和皇帝的控制之下，此二者都是天主教徒或者自稱是天主教的忠實維護者，幾乎所有歐洲人(匈牙利波蘭以西)都是天主教徒。
據此，啟蒙學者們指出，中世紀歐洲處在教會和封建主的雙重奴役之下，宗教禁錮人的理性，封建壓迫人的肉體，所有人都活在繁重的枷鎖和桎梏之下，毫無希望，宛如行屍走肉，是名副其實的黑暗年代。巴黎公社時期的法國左翼運動也破壞了大量標誌「中世紀壓迫象徵」的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屠殺了許多宗教界人士。
諷刺攻佔巴士底獄的繪畫
緊接着，這些觀念影響到了馬大爺和他的唯物史觀，也就是著名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論：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在這個框架下，歐洲中世紀是封建社會的典型代表，而遭到口誅筆伐，蘇俄成立後，進一步加強了唯物史觀的宣傳，這是他們能夠反制沙皇帝制和東正教傳統的重要輿論陣地。
於是，在蘇俄歷史教科書中，中世紀的形象不可逆轉的發黑髮臭，且影響到了中國對中世紀的看法，如今，我們關於歐洲中世紀的印象，正是來源於這種觀念。
戰爭造成的短暫黑暗
廣義上的中世紀是從5世紀西羅馬滅亡到15世紀文藝復興，事實上，真正算的上「黑暗」的時期並沒有這麼長。
只是在5世紀西羅馬帝國崩潰後，原羅馬帝國西部的經貿網絡和城市被紛涌而入的蠻族入侵所摧毀，佔領意大利、西班牙、高盧的日耳曼蠻子剛剛擺脫部落體制和原始的生存方式(漁獵放牧等)，對希臘羅馬文明世界所賴以生存的方式知之甚少，在短暫的時間內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西歐城市的衰敗和文化的倒退。
西方的蠻族入侵
公道的說，這些蠻族在入侵前，已和羅馬帝國有過長期接觸，東西哥特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建立的王國並沒有改變其固有的羅馬痕跡，法蘭克人對高盧的入侵也未造成當地的文化斷層：這從法國人是法蘭克人和拉丁化的高盧人共同的後代，法語仍屬羅曼語族的一員就可見一斑。
最遲到6世紀(西羅馬覆滅後1世紀)，法蘭克墨洛溫王朝基本恢復了原帝國西部的秩序，克洛維一世皈依了天主教，並積極和東羅馬聯絡，獲阿塔納修斯一世賜予執政官職位(彼時基督教大公教會尚未分裂)，可見，這些所謂的「蠻族」並不想破壞羅馬文明，而是想使自己也成為這偉大文明的一員。
其次，任何地區的大規模戰爭都會造成文明的衰退。同時期中國差不多處於南北朝時期，也面臨着和羅馬帝國一樣的問題：邊境上蠢蠢欲動的蠻族紛紛湧入文明地區，中原等核心地區戰亂頻仍，老百姓生活悲慘，朝不保夕，甚至出現了供人獵食的軍民，如此慘況，如何不算「黑暗」?相比中世紀歐洲，說更黑暗毫不為過。
南北朝時期，中國遺失了大量先秦兩漢時期的珍貴傳統，包括很多禮儀、註疏、以及宮廷音樂。以至於隋唐時期需要大量借鑑西域音樂和樂器來重建整個禮樂體系。
東方的蠻族入侵
殘酷的戰爭，無論在何處都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黑暗」，這點不足為奇，這一點，看看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戰爭的殘酷就足以明白了。
歐洲商業城市的復甦和崛起
6世紀開始，法蘭克王國保護下的西歐逐步恢復了生機，城市的人口在增加，商業也逐漸回到了熟悉的軌道。
墨洛溫王朝時期的貨幣制度仍然嚴格遵循着羅馬-拜占庭傳統。法蘭克鑄幣廠鑄造的金幣正面是皇帝的胸像，反面是皇帝勝利的標記(invictus，這一標記源自異教神祇密特拉，原作不可戰勝的太陽神密特拉)，這表明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仍存在着緊密的商業聯繫。
墨洛溫王朝金幣
西歐主要港口仍發揮着和原來一樣的重要作用。馬賽港是一個充滿朝氣的商業中心，在那裏，你能買到來自埃及的紙草、香料、來自遙遠東方的華麗絲綢和紡織品、來自希臘的葡萄酒和橄欖油，大量的猶太、敘利亞商人定居於馬賽。
馬賽的貨物通過福斯、阿爾、土倫、索格、瓦朗斯、維也納以及阿維尼翁輸入西歐腹地，當時索恩河、羅納河上的貨物運輸也非常繁忙，這無疑體現了法蘭克王朝時期西歐商業體系的完整性並不亞於羅馬時代。
9世紀開始，由於穆斯林的極度擴張，佔領了整個中東、北非和西班牙，一度徹底斷絕了西歐城市和地中海東部(原屬拜占庭帝國管轄)的商業往來，兼之北歐海盜的不斷襲擊，在這一期間，西歐城市的崛起勢頭遭到了沉重打擊。
商業的萎靡導致商業城市的荒廢，此時，天主教的主教城市發揮了自己的作用，civitas(城市)的含義發生了變化，意為主教管區或主教管轄城市。
中世紀典型的civitas
儘管面臨着許多困難，但西歐商業城市並沒有停下成長的腳步。隨着北歐人的皈依(基督教)，以及阿拉伯帝國的解體，西歐南北端都掀起了一股商業熱潮.
南部是以威尼斯為首的意大利商業城市的興旺，北部則是以佛蘭德爾為首的波羅的海-北海貿易聯盟的崛起。在南部，十字軍東征也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得到大量私人援助的聖殿騎士團積累了無數財富，做起了跨國銀行業務。
十字軍的武力+意大利人的商業頭腦，令威尼斯人、熱那亞人、比薩人能夠深入紅海、大馬士革、黑海、甚至巴格達展開貿易，當時的意大利商業城邦發展迅速，商業的需要催生了許多新制度的誕生：第一份海運保險(和現代保險幾乎一致)，複式記賬法(佛羅倫薩式、威尼斯式以及熱那亞式)的發明，等等，既體現了西歐商業的發達，也促進了西歐商業的進一步繁榮。
在北方，以佛蘭德爾為中心，英格蘭和西歐北部的羊毛-紡織品貿易進行的如火如荼，斯堪的納維亞人也放下了「屠刀」，轉行做起了商人。很快，德意志人為主的漢莎同盟興起於波羅的海之間。
布魯日是中世紀重要的商業中心，如今仍保留着當時的風貌
僅僅經過1-2個世紀的發展，商業即已滲透入西歐的每個角落，各種交通便利之地入海邊、河流交匯處，道路交匯處如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了許多新興的商業城市，平均每20公里就能見到一處這樣的商業聚落-城市。威悉河、易北河、萊茵河、羅納河、塞納河、維斯杜拉河、埃斯克河因為貿易而連成一片，阿爾卑斯山也無法阻擋商人逐利的腳步，連通整個西歐的貿易網絡形成了：
英格蘭牧民可以將羊毛出售給布魯日和佛蘭德爾的商人(他們會去倫敦的集市收購)，再由後者加工轉賣，查理曼大帝就曾送給阿拔斯哈里發一個弗里斯蘭羊毛斗篷，他說「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禮物了」。威尼斯人壟斷了和東方薩拉森人的貿易，但進口貨物通往阿爾卑斯西北的道路則掌握在倫巴第商人手中，他們開闢了數條商道來滿足貿易需求。
中世紀歐洲的貿易線路
法蘭克人對王權的限制
早在法蘭克王國時期，西歐人就已經開始限制王權，國王在西方的權力從來不像中國皇帝那麼大，能夠為所欲為。
法蘭克國王克洛維一世
國王和其封臣間的權力義務都通過法律條理規定。對於事先約定的土地、權力贈與，國王也不能不通過程序即行收回，國王也不能濫用權力，隨意搶奪屬下財產，剝奪臣子性命。
以王國中的教會條例而論：法蘭克國王在任命自己國土上的主教時，需要尊重前一任主教的遺願及所在地市民的認可。在主教涉嫌犯罪後，國王也不能單方面剝奪其主教職位，也不能自行判罰其罪。而是需要召集全體主教召開主教大會，並允許被告在大會上會自行辯護，最後由主教大會做出其是否犯罪，是否需要處罰的決定。
中世紀的主教會議
國王也有專門研究法律的法學顧問，以確保其行動能合乎國家法律的程序。
天主教學術和現代大學的誕生
天主教會和其神學向來被指責為「愚弄」百姓，鉗制思想。
但事實上，天主教保留了許多希臘-羅馬學術傳統，其高級學者無不是精通希臘-羅馬哲學的飽學碩儒。神學並非東方語境下的玄學，而是用哲學解釋聖經的一種學問。神學院的培訓異常嚴格，合格的畢業生需要學習並掌握古典哲學、邏輯學(中世紀的邏輯發展迅速，特別是對亞里士多德三段論的進一步發展和闡述，意義尤其重大)、修辭學等，且必須能夠熟練運用拉丁語。
天主教的主要教義(如三位一體等)，也正是在這些發達頭腦不停的論證之下形成的(早期教父無一不通希臘哲學)。正因為如此，西方神學即天主教神學(主要為經院哲學)是建立在一種高度理性的基礎之上的，13世紀，經院哲學阿奎那和其巨作《神學大全》更是達到了理性的高峰，他試圖化解「理性和宗教之間的矛盾，並力證其中完全和諧」。
神學大全
當然，教會當局始終牢牢把控着《聖經》的解釋權，這是因為在教會看來，未經過高等教育培訓的普通人沒有能力理解聖經，若放任他們自行其是，則會造成教義的混亂和迷信的產生(西方語境下的迷信主要指的是一些低級宗教信仰，比如薩滿教，民間巫術等，即未經過理性提煉)，這在現在看來無疑是控制思想，但在當時看來卻無可厚非，對比中國的獨尊儒術和八股文，並無過分之處。
此外，教會繼承了羅馬法的傳統，羅馬-教會法無疑也是古代唯一的具備高度理性的法律。教會的條例、律令以及法律，也體現出了高度的程序化特徵。
11世紀，在教會學校的學術背景(好學)，和繁榮的商業共同催化下(實用)，意大利的博洛尼亞誕生了第一座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最早是由一群哲學家、邏輯學家、修辭學家聚在一起評註羅馬法，進而形成了大學，最初主要教授法學。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甚至頒佈法令：宣佈博洛尼亞大學是獨立的研究機構，無需受任何權力左右。(在東方，無論是當時的穆斯林世界還是中國，這種學術自由都是無法想像的，甚至根本沒有這種概念，這是典型無父無君的禽獸行徑，若如此行為的中世紀歐洲被定性為黑暗，其他的又該如何評價？)
博洛尼亞大學
社會發展階段理論的適用範圍
馬大爺筆下的社會發展階段，只適用於他所在和熟悉的歐洲，只有西歐社會才真正做到了快速的在這些社會中不斷發展。他對東方國家的評價是：遲緩且沒有任何進步的老大帝國。因此，若以這個理論去比較同期的東西方，得出的結果必然不會是正確的。
略舉一例：西周滅亡後，秦漢直到清朝，中國仍保留有大量的奴隸(難道西周滅亡了，之前的奴隸就全部原地解放了?生產關係馬上從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了?這在基本的事實邏輯上就是說不通的)。阿拉伯穆斯林世界裏，販賣和使用奴隸更是冠絕全地，從哈里發的宮廷到蘇丹的軍隊，幾乎全是奴隸。現代北非那許多信仰伊斯蘭的黑人，基本都是阿拉伯人當年的奴役買賣對象。
無論從哪個標準來說，奴隸制不僅未在東方真正根絕(同期根據基督教教義，奴隸制度基本在西歐根絕，但也有殘餘)，且一直發展「興旺」，若不是西方殖民者介入強行廢除，當會一直「繁榮」至今(如今以沙特王爺為代表的阿拉伯土豪仍有在黑市上買賣奴隸的「好」習慣)。
光緒年代仍有賣身契
中國古代自秦到清的模式，如今更多的被稱為「大一統帝制(秦制國家)」，甚至有些學者(日本學者)稱之為「國家奴隸主義」(大量無償的勞役徭役，隨意徵收的稅收等，大多數人只是「國家」的奴隸)。和西方的社會發展階段大相逕庭。
小結
中世紀歐洲確曾經歷過一段黑暗的時光，但主要是拜戰爭所導致的社會巨變所賜。戰爭會破壞原有的秩序，對商業文明的破壞力尤其大。這也是每個文明都經歷過的「黑暗」時代，中國歷史上，戰亂一樣會導致「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這種情況不可能不導致文明的衰退。
很快，歐洲從混亂中走出，日耳曼的自由傳統(日耳曼人最愛自由)，和羅馬-教會法的程序理性，讓王權從一開始就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大憲章絕不是英國人一拍腦袋的結果，而是長期薰陶的結果);
商業的興盛，打破了封建制度下靜止的土地-農民生產關係，形成了一支具有獨立政治力量的商人階級，並和原來的城市公民階級一起，共同夯實了西歐的公民意識和契約精神，打牢了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制度基礎;
教會中始終不斷的學術傳統，以及對邏輯、修辭、哲學不間斷的興趣，最終形成了現代學術的開端，並一直延續至今。
當然，西歐在發展過程中，也有過許多問題，如黑死病的爆發和傳播、封建割據對商業的阻礙、衛生醫療習慣的落後等，但在當時的整個環境中，並不顯得特別「黑暗」。
宋朝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醫療福利機構之一
總體而言，啟蒙學者口中「黑暗」的中世紀主要是歐洲歷史縱向比較，而不是和其他文明進行橫向比較的結果：和無比輝煌的古希臘-羅馬、群星璀璨的文藝復興相比，中世紀無疑顯得有點黯淡，這種黯淡被他們鄙視為「黑暗」，又因為宗教等原因而無限誇大，乃至徹底否定其正面作用。
但若進行橫向同時間比較，那基本都是「中世紀」一般黑暗。
只需要基本的邏輯就可以知道：文藝復興之花絕不可能在貧瘠的土地上誕生，而中世紀的西歐，則毫無疑問是最肥沃、養料最充足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