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性一直是人們關注和研究的問題，它是如何馴化而成的呢？有兩個真實的動物故事，可窺一斑。
"猴子與香蕉"的故事。科學家有個實驗，將五隻猴子關在一個籠子裏，籠中有把梯子，梯子頂端有串香蕉。每當一隻猴子試圖去拿香蕉的時候，所有的猴子都要遭電擊。反覆多次後，猴子都不敢去拿香蕉。
這時人們取出籠中的一隻猴，放只新猴進去，新猴不知過往，剛準備拿香蕉，結果被另外四隻猴一頓揍，因為以前有過教訓：拿香蕉要遭電擊。
如此一隻一隻地置換，直至把老猴全部換走。這時奇蹟發生了，置換進來的新猴儘管都沒有被電擊，但它們都不會去碰香蕉。至於為什麼，不知道。
蘇聯《消息報》原總編輯阿朱別列在《赫魯曉夫的悲劇》一書中講了一則馴鷹的故事：
馴鷹人把鷹帶到帳篷里，用一隻皮口袋罩住它的頭，用繩索紮緊袋口。小鷹開始有些緊張，用爪子緊緊抓住繩子。這時馴鷹人開始使勁地晃蕩繩子，小鷹越來越害怕，因為它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弄不清，只期盼着能讓它歇會兒，喘喘氣。
這時劇烈的晃蕩停下來，取掉鷹頭上的口袋，向它伸出一隻手臂。小鷹呆在手臂上感到格外的安全、穩當。
接着一切又重新開始，罩住小鷹的頭，掄起繩子使勁地晃蕩、晃蕩……需要重複多少次就重複多少次，直到把傲慢的小鷹馴到俯首帖耳為止。
從此，它便能夠為主人獵取野物，把戰利品帶回主人家，並且忘記遼遠的天空與自由的翱翔。
兩個故事講的都是動物馴服的過程，無他，都是暴力、恫嚇、恐怖起作用。比照一下人類，天性的磨滅、奴性的形成不也是這樣的麼？
阿朱別列說，在蘇聯，"數十年來用了種種手段千方百計地向我們灌輸的正是這一套。每個人都強烈渴望得到一種安全感、穩定感，就像有魔鬼在耳邊低聲細語地誘惑：'別發抖，說一聲"同意"吧，多想想你自己，怎麼想都不過分，這是你個人的事，在人世間你必須贊同地接受一切，別人期待你的只此而已。'"
那個低聲細語、"都為你好"的聲音，確實很溫柔，也很像"勸世良言"。實際上，這正是那大幅晃動的繩子，是那足以讓人暈厥的電擊，不知暗藏了多少恐怖、陰毒和損招，就看你服不服。
曾有人寫過一首詩：大意是，一個人第一天被抽打一百鞭子，儘管內心充滿了憤怒，卻沒敢發聲。第二天，鞭子次數減少到八十，他開始看到生活中的一絲希望。第三天，只有五十鞭子，他開始誇獎抽打他的人進步了。第四天，僅剩三十鞭子，他感動流涕跪下。第五天，二十鞭子，他已經感恩戴德。第六天和第七天，他已經習慣在感動中挨鞭子，並開始用鞭子來抽打那些曾同情他的人。
詩作不失誇張。但勾勒奴性馴化的過程一點也不誇張。
奴性是專制的絕配，沒有一個專制權力不是建立在奴性基礎上的。一個政權越專制，這裏的奴性越濃厚。專制登峰造極，奴性登峰造極。人們先是對絕對權力抱着一種期待、一種幻想，甚至有些崇拜。人們都跪下了，偉人就出現了，奴性的馴化也變本加厲了，他們繼續晃蕩着繩子，揮動着鞭子，高舉着電棒子，於是，絕對的權力和絕對的奴性便充斥社會每一個角落，以致達到高度的契合，猶如太監配帝王，交互映襯出和氣致祥的景象，甚至如《二手時間》作者、白俄作家阿列克謝謝耶維奇所說的："人們不僅不會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鍾愛自己的奴性。"
有人把曾經的蘇聯稱為"戰鬥的民族"，我從來不這樣看，更願意將其稱為"奴性的民族"。如果不是奴性，大人物一搞工業化，怎麼就一下子就能餓死七八百萬人，人們寧可"人相食"，也不敢出門去乞食？如果不是奴性，大人物一搞"清洗"，怎麼立刻就幾百萬人頭落地，就連所謂位高權重的人也不由自主跪在大人物腳尖前，甚至把妻子兒女、兄弟姐妹送到劊子手的屠刀下？如果不是奴性，怎麼希特拉的裝甲車剛一侵入，就有百萬將士繳械投降？如果不是奴性，掌權的少數人敲骨吸髓、扼吭奪食、窮奢極欲、紙醉金迷，大批挨餓的人排3小時的隊都買不到一隻麵包，卻還不敢罵那幫傢伙一聲"強盜"？上世紀20年代，詩人徐志摩西行剛踏上這片土地，就立刻感受到新政權一崛起，所有民眾就匍匐在地。絕對權力造就絕對奴性如此之快，令他大為驚訝。
當下，俄烏戰場殺得血肉橫飛、屍橫遍野，鵝民們並非不知道他們打的是非正義戰爭且不可能有好的結局，但仍毫無抗拒地加入到侵略隊伍中去充當炮灰。這告訴人們，奴性不僅難以消失，還會傳宗接代。
奴性的正面是人性，人性的根本是人權，人權的保障是民主和法治。要使更多的人有人性，而不是奴性，那就需要擁有真正的民主法治社會。而這恰恰是掌握絕對權力的人最不情願打開的魔盒。
（2024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