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天下父母心
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從廣東調到北京。李普在新華社北京分社任社長。我本來也可到新華社工作的,新華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調夫婦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況我還是新華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認為夫婦在同一單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單位。
北京分社沒有宿舍,有一陣,我只得在李普的辦公室里搭一張床,和他一起住在辦公室里。當然,這不是長久之計。幾經周折,好友張鐵夫為我們找到了月壇北街五號樓的宿舍。
月壇北街有一排新蓋的五層樓樓房。按現在的標準,可說是簡易房,而在當時就算不錯的了。我們住在四層樓。五號樓正對月壇公園的大門,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吸引力,出門過馬路就可以在公園裏散步。我們有兩套房,一套是一間帶一個廚房,另一套是兩間帶一個廚房。有這三間房,我們當時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們在月壇北街住了大約三年。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驚心動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發生在這三年!而我們的鄰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們這小小的五號樓住處熱鬧非凡。打從到北京以後,最難忘、最熱鬧的可以說就是這月壇北街五號樓了。
我還是從頭慢慢說起。有了房子,就可以和親朋好友走動走動,敘敘舊,吃頓飯。那時還不興上館子,都在自己家裏做幾個菜。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朋友們見面,離不開的話題是如何把子女調回來。我們的朋友大都是戴過各種「帽子」、關過「牛棚」而後「解放」的,子女們都上山下鄉去了。怎麼把子女調回北京是父母最揪心的事。一代年輕人都被剝奪了學習的機會,作為父母怎能不揪心呢。我們的兩個女兒都在廣東。我們也四處奔走、八方打聽調子女的辦法。可誰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後來,聽說中央有一個政策:老同志可以調一個子女來京。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朋友們欣喜欲狂,奔走相告。可是誰也說不出怎麼個調法。我們聽到這個好消息後,首先考慮的是先調大女兒,還是先調小女兒。書信往返,商量再三,決定先調小的。因為大女兒在廣州,還有朋友照應,小女兒遠在韶關一個工廠里。接着發愁的是怎麼個調法。小女兒在韶關一個工廠里當工人,先是開大吊車,後來說女孩子開大吊車太危險,就讓她學會計。好不容易經朋友了解到北京市一輕局要會計,我們就和一輕局聯繫。一輕局人事部門的人說:「只要韶關方面肯放人,我們就下調令。」於是,我們馬上和韶關聯繫,韶關工廠方面則說:「只要對方下調令,我們就放人。」來來回回聯繫多次,都是這兩句,誰也不說第一句話。真不知道奧妙在哪裏。事也湊巧,李普有一個學生在月壇區政府工作,她說可以把戶口先調來,再談工作。經她幫忙,調來了小女兒的戶口,這樣小女兒就進了一輕局。很久以後我才恍然大悟,戶口之所以那麼重要,是因為那時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買什麼東西都要票證。沒有戶口就沒有那些票。在首善之區的北京落戶口更是難如上青天。所以,哪個單位都不願找這個麻煩。
我女兒調來北京,大大鼓舞了我們的朋友們。新華社的老同事田林急急忙忙跑來我們家,打聽我們的女兒是怎麼調回來的。我告訴她先調戶口。但是,我不能再找李普的那位學生了。因為她說過,她是破例幫了這個忙。田林知道了這個竅門,然而卻不知道大門在哪裏,還是急得團團轉。我認識一個小朋友,在中央電視台當攝影記者。有一天他來我家玩。我把田林要調女兒來京的事告訴了他,因為田林的丈夫和這位記者在同一個單位,彼此都認識。這位朋友想了一下,說:他有認識的人,可以幫忙,但是千萬不能讓田林夫婦來找他。因為,台里一旦知道,他的飯碗就難保。我馬上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田林,並且一再叮囑她,千萬不要去找那位記者,又把她女兒的姓名、地址告訴了記者。一切順利,不久孩子也調回來了。誰知田林的丈夫是個十足的書呆子,太高興了,竟跑到記者的辦公室去感謝他。越感謝那位記者越着急,跑到我家來抱怨說怎麼搞的,千叮囑萬叮囑,他還是跑到我的辦公室來了。可憐天下父母心,一高興竟什麼都忘了。這位記者後來到了美國,現在也不在乎泄漏這個秘密了。
「泡病號」的日子
我沒有進新華社,調到了北京市廣播電台。那時還是「四人幫」的天下,工作了一陣,實在干不下去,就稱病在家「泡病號」。像我那樣「泡病號」的人當時還不在少數。我和李普每天一大早就到月壇公園去鍛煉身體。
有一天,不記得在什麼情況下遇見了原電影局副局長司徒慧敏。他住在統戰部他夫人的宿舍里,每天到文化部上班要經過月壇北街。當他知道我們在月壇公園鍛煉身體,就自告奮勇每天來教我們打太極拳。有一陣我們每天一大早就在月壇公園跟司徒慧敏學太極拳,打完拳回家和司徒共進早餐,海闊天空地聊一陣。司徒的到來,使我們「泡病號」的日子中,多少增加了一點色彩。司徒在上個世紀30年代江青當電影演員時,曾當過江青的導演。上海電影界的人,凡是和江青有點關係的,都在劫難逃,廖沫沙和江青有過某種特殊的關係,沫沙在「文革」一開始就提心弔膽,很快他就在全國大張旗鼓討伐「三家村」的事件中給逮住了,他是「三家村」的一家。司徒和江青接觸更多,而他竟能倖免,我不知道他有個什麼竅門。他為人和善,健談,見多識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懂一點俄文、法文,人們戲稱他懂「八國英文」。在共進早餐時,他常常說一些笑話,引得我們哈哈大笑。有一次,他講他曾陪茅盾去蘇聯,茅盾要司徒陪他去逛公園。到了公園,遊客聽說茅盾是中國的一位大作家,圍住了他。茅盾即席發表演說。司徒只好給他當翻譯。司徒說:「我懂得的俄文有限,一般日常用語可以對付,而茅盾大講特講文學,我沒辦法,只好茅盾說茅盾的,我說我的,翻來覆去講中蘇友誼,因為我只會說這兩句話。」雖然我們一天不落地去公園跟司徒學拳,不記得學了多久,但是始終沒有學會。
我們的好朋友中有三位解放初曾在漢口《長江日報》用「馬鐵丁」這個筆名發表了一系列雜文,這些雜文名噪一時,後來結集出版,洛陽紙貴。這三位朋友是詩人郭小川、後來當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的張鐵夫和《人民日報》副刊主編陳笑雨。我們到北京時,郭小川聽從友人的勸告到河南躲了起來。陳笑雨在「文革」開始不久自殺了。他是副刊主編,理所當然屬於文藝黑線人物。批鬥文藝黑線人物,他被拉去陪鬥了一場,他就自殺了。聽說他陪鬥以後回到家裏又挨家人批鬥。紅衛兵批鬥,那是「造反有理,革命有功」,當然不問是非,不分青紅皂白;如果自己的親人也和紅衛兵一樣,那真是無路可走了。無獨有偶,郭小川的妻子也在揭發郭小川,所以,有人叫郭小川趕快躲起來。有一天下午,郭小川的小女兒梅梅來我們家,她說,她在外面聽到一些說法,回家說了說,她媽媽馬上記下來。梅梅嚇壞了,不敢再回家,在我們家吃了晚飯,馬上乘火車到河南她爸爸那裏去了。這一場革命真是史無前例,妻子出賣丈夫,媽媽出賣女兒,難道人們真是瘋了?郭小川死得很奇特,剛粉碎「四人幫」,他十分興奮,那時他還在河南。晚上,他吃了安眠藥,躺在床上抽煙,煙頭點着了床褥,他竟沒有發覺,就這樣走了。
「馬鐵丁」中僅剩的一位張鐵夫,住在月壇南街,離我家很近,我們經常往來。我們經常在他家吃飯,有時還住在他家。張鐵夫刀功極好,他可以把黃瓜、胡蘿蔔等蔬菜切得很細,拌成涼菜,真是一絕。後來,我們搬了幾次家,鐵夫也搬到萬壽路,相距遠了,見面的機會也就少了。去年,我們特地買了一盆杜鵑花去看望他。他正在吸氧氣,哮喘很厲害。談到「馬鐵丁」那本雜文時,他嘆了一口氣說:「『馬鐵丁』分家了。」這真具有諷刺意味,他說:最早是陳笑雨的妻子把「馬鐵丁」雜文集中陳笑雨的文章抽走了,要另外出書;接着,郭小川的妻子也把郭小川的文章抽走了。他說:「剩下的就是我的了。」
對門的「葉師傅」
我們住的四層樓,還有一套房子,是三間一套,他們的房門對着我們兩間一套的房門。我們這位鄰居叫葉子龍,是大大有名的跟隨毛澤東多年的秘書。我們兩家的房門常常是敞開的,互相常來常往。葉子龍帶着一個女兒和一個小外孫住在那裏。葉子龍那時還沒有「解放」。他身強力壯,精力旺盛,很會生活,又健談。在生活方面,他是我們的顧問。那會兒時興稱呼「師傅」。我們都叫他「葉師傅」。因為,像我們這一號人,稱什麼「長」不合適,稱「同志」既生分,而又不知道對方有沒有什麼問題,稱「師傅」還帶點工人階級的味道。現在想來,稱「師傅」充滿了「時代感」,妙極了。他的小女兒小名叫二娃子,是陝北人的叫法。小外孫才四五歲,有時候他們出門,就把他放在我們家。葉師傅做的豆腐乳賽過任何店裏買的。他教給我做:先把買來的豆腐蒸一下,然後切成小方塊讓它發霉,用小茴香、鹽、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勻,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塊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後,打開瓶蓋,香氣撲鼻,味道鮮美。葉師傅還會醃雪裡紅,他用小魚乾放點辣椒炒雪裡紅,又是一道美味佳肴。葉師傅做了什麼好菜,總要給我們一點嘗嘗。我們家做了什麼好菜也要送一點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