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遊行的紅衛兵揮舞毛澤東的小紅皮書。
「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江丕嘉同志,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於重慶小龍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學生紅衛兵,六七年三月加入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點五十分,為保衛中央赴渝調查組的安全英勇獻身,年僅二十歲。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終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勇敢戰鬥在鬥爭的最前列,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灑盡了最後一滴血。江丕嘉同志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重於泰山」。這段文字,是位於重慶市沙坪公園內紅衛兵墓群82號墓的碑文。
這段碑文出現了兩個人物,一個偉大領袖,一個紅衛兵小將。偉大領袖領着紅衛兵小將的衣袖,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往前走,走哇走,走哇走,一直走進了冰冷的墓穴。
紅衛兵起底
追溯中共的家譜基因,它是以撒旦為主宰,撒旦教為親爺爺,光照幫為親爹爹,蘇共為大哥哥的魔鬼世家。而在其團體組織內部,卻是黑幫流氓亂黨,從來就內鬥不斷,真是魔窟變幻大王旗,亂鬨鬨你方唱罷他登場。
毛澤東為打倒政治對手劉少奇,決定發動文革。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也是颳起全國文革狂飆的策源地。於是,處在這個中心的青年人,尤其是大、中學校的青年學生,成為「紅衛兵」的始作俑者。
1966年5月29日晚上,清華附中學生卜大華、王銘等七人,悄悄來到學校附近的圓明園廢墟上秘密集會。他們決定仿效蘇聯「青年近衛軍」小組那樣組織起來。在小組名稱上,有人說叫「向陽」,有人提議叫「衛東」,但大多數人贊同用「紅衛兵」,解釋出來就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紅衛兵就這麼在圓明園廢墟上誕生了。5月29日這一天,後來被認定是紅衛兵組織的「誕生日」。
明眼人不難看出,清華附中的學生討論的「向陽」「衛東」「紅衛兵」這三個名字,都清清楚楚表明:紅衛兵是毛澤東的「兵」。
在中共文革山雨欲來的政治氛圍中,「紅衛兵」如瘟疫擴散傳播開來,迅速出現在北京各個中學的校園裏。6月初,以清華附中紅衛兵組織為模式,北京地質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大學附中、北京礦業學院附中等,都相繼成立了「紅衛兵」、「紅旗」、「東風」等秘密學生組織。
《紅衛兵誓詞》與《紅衛兵串聯宣誓書》
我們說紅衛兵是毛澤東的兵,可不是空穴來風,除了紅衛兵這個名字的內涵之外,還有如下兩份文案為證——
《紅衛兵誓詞》內容如下:「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紅衛兵到北京及全國各地大串聯。《通知》發表後,全國性的大串聯活動迅速發展起來。當時串聯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飯住宿全部免費,颳起一股「文革」狂飆中的紅色龍捲風,於是毛澤東1966年8次接見紅衛兵才得以實現,受接見的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青年師生大約1300多萬人。
《紅衛兵串聯宣誓書》內容如下:「最高指示: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毛澤東稱紅衛兵為「同志」
紅衛兵向毛澤東泣血表忠,敢為毛澤東兩肋插刀,毛澤東也不含糊,直接稱呼紅衛兵為「同志」。
1966年8月3日,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在釣魚台,代毛澤東約見了清華附中紅衛兵代表,給他們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之二《毛澤東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
信中,毛澤東這樣寫道,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們:你們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
眾所周知,按照中共的規定,黨內互稱同志。毛澤東賜給這幫乳臭未乾的毛孩子紅衛兵以「同志」這一稱呼,這等同於說紅衛兵是「自家人」。偉大領袖如此抬愛,紅衛兵小將怎不受寵若驚?對毛的忠誠由兩肋插刀,升級為赴湯蹈火。
毛澤東本人的堅決支持,等於宣佈了紅衛兵組織的合法性。一時間,紅衛兵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首都的各大、中學校里,並很快蔓延到全國各地。紅衛兵以其特有的狂熱,在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主宰」了中國,在神州大地上肆虐橫行。
檢閱現場究竟有多瘋狂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有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這次大會,既是慶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閉幕,也是全面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總動員——這也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
資料顯示,從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的紅衛兵總計達1,100萬人,占當時中國總人口的1.6%,創造了世界檢閱史上的奇觀。天安門廣場和北京城,平均每12天就鬧一次「紅海洋」。
時空變幻,紅潮消散。今天的我們,註定無緣見證當年「紅海洋」的真實場景了。但僅從下面這三個花絮式橋段的回放,就足以推測現場的瘋狂了——
其一:當時的工作人員回憶說:真想不到群眾想毛澤東的心情是那麼迫切,一看到從天安門上下來的工作人員,就搶着跟他們握手,說是他們跟毛澤東握過手,跟他們握手,也等於跟毛澤東握過手了。有一個南方來的小女孩,毛澤東出來時,她上廁所去了,等到回來後已經接見完了,小女孩一聽說,當場就暈倒了。那時的人們瘋了一般地要見毛澤東,這種心情是我們現在不好理解的。那時人們對毛澤東的心情確實有點走火入魔。
其二:有這樣一名紅衛兵,受閱回去還沒覺得什麼,可第二天一起來,感覺脊背痛得很,到醫務室一看,醫生嚇了一跳,說你怎麼受得這麼重的傷?是不是讓人打了?他自己也納悶。後來一想,才明白,昨天集中精力看毛澤東,後面的人激動地用拳頭猛搗他的後背,他竟一點也不知道。
其三:每一次接見完,天安門廣場上都要拉走一車一車的鞋子,踩爛的手錶每回都有好幾十塊。在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的第二天,一位原名叫尹本順,後來因為文革改叫尹向陽的紅衛兵,到天安門廣場尋找他被擠掉的鞋襪。金水橋邊的警衛戰士讓他到中山公園裏去找。見到一座小山一般的衣物,他嚇了一跳,要找自己的鞋襪,還不是大海中撈針?於是,在管理小山般衣物的工作人員地指點下,他隨便找了一雙鞋襪。他看見那衣物山里,還有手錶、鋼筆、錢票等,足可以開個世界上最大型的失物展覽會了。
檢閱有多瘋狂,浩劫就有多慘烈
著名詩人北島主編的《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中,收錄了對原國務院信訪局劉東先生的訪談。據劉東回憶——
1966年8月19日晚,批鬥北京市委教育部部長張文松等教育系統負責人的大會召開,被批鬥的還有市教育局局長、副局長以及原八中校長孫國濱、四中校長楊濱、六中校長朱吟宜等。他們剛被押到會場,立刻就有人把實行準備好的寫有「黑幫分子×××」的大牌子掛在他們身上,大廳內不斷發出震耳的口號聲……他們一個個被押上舞台,沒人背後站着兩個紅衛兵,架着他們做「噴氣式」,不久,所有的被批鬥者一個個大汗淋漓。從觀眾席忽然傳出整齊的呼喊:「跪下!跪下!」押解的紅衛兵們向他們的腿關節處猛踹,頓時「撲通,撲通」,台上呼啦啦跪下一大片……不斷有紅衛兵衝上舞台,掄起軍用皮帶,向「黑幫」們劈頭蓋臉抽去……
「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上面這段話,出自著名作家秦牧之口,算得上是對文革十年浩劫的一個大寫意筆法的勾勒。其中那句「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就是專門指的紅衛兵。而整體畫面,幾乎都可見紅衛兵在偉大領袖揮手間「衝鋒陷陣」的身影。
毛澤東卸磨殺驢
中共在中國是一黨獨裁,而毛澤東在黨內則是一人獨大。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容易的就像是老鷹捉小雞。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與劉最後一次談話時,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向毛鄭重表示:只要能夠解脫廣大幹部,他可以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願意攜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
1969年11月12日,備受精神摧殘和重病折磨的劉少奇在開封去世。火葬單上寫的是化名「劉衛黃」,職業是「無業」。
大紀元《從紅衛兵宋彬彬去世說開還有多少人要懺悔》一文揭露了如下史實:
毛澤東實現了打倒劉少奇等人的目的,因此認為使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的紅衛兵失去了利用的價值,所以毛決定將紅衛兵趕出政治舞台。被毛利用和愚弄後的紅衛兵絕大多數被趕到了廣袤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們的命運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有些永遠地留在了農村。直到此時,他們中的有些人才多少意識到自己是被利用了。
被趕到農村的很多紅衛兵或者命喪「插隊」之地,或者選擇與當地人結婚,後來回城的知青只有一小部分考上大學,改變了命運,更多的是生活在底層,為了每日的柴米油鹽辛苦勞作。此時他們中的一些人,明白了罪魁禍首是誰,並為曾經的無知和所犯下的罪行而懺悔。
「紅衛兵墓園」在訴說什麼
1967年至1968年,山城重慶曾爆發過規模為中國同期之最的「文革」武鬥。死難者被分散掩埋於重慶市區約24處地方。隨着歲月流轉,這些墓地或被搬遷或被剷除,保存完好的僅一處,位於沙坪公園。
根據沙坪公園管理處的數據,墓園裏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約404人死於「文革」中的武鬥。紅衛兵墓園的研究者、重慶出版社編輯陳曉文根據碑文資料考證,墓園中的逝者,工人約佔到58.9%,紅衛兵約40%。年齡最小的14歲,最大的60歲,其中26歲以上者46.5%。墓園佔地約3000平米,正門右側有「文革墓群」字樣。
9號墓墓碑主體題字多為毛體狂草:「死難烈士萬歲」。點綴其間的有時代特徵鮮明的激烈口號:「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能丟;可挨打,可挨鬥,誓死不低革命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很多墓碑上都鐫刻着毛澤東的詩句。這正應了那句話:明明被人給賣了,還在幫人數錢呢!
而「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能丟;可挨打,可挨鬥,誓死不低革命頭」這句話,就好像是在說「生是毛澤東的人,死做毛澤東的鬼」。
結語
重慶一名受過文革迫害的老人,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裏面所有墓碑都是『文革』的恥辱柱,一看見它們,想起它們,我的心就會痛起來。」
重慶民間學者王康,曾親眼目睹人們對紅衛兵墓的泄憤。上世紀70年代,曾在文革中受過迫害的重慶一中某校長,親手把埋了幾十人的紅衛兵墓炸了。
對某校長的舉動,筆者雖然不一定贊成,但卻表示深深的理解。而有所遺憾的是,或許某校長炸錯了對象——那「轟隆」一聲巨響最應該出現的地方,是否應該是天安門廣場的正中央?
因為,正如本文開頭所陳述的那樣,在十年文革浩劫中,「偉大領袖」是主犯首惡,而紅衛兵小將不過是個從犯嘍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