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覺醒來，莫扎特發新歌了……
原來，前段時間，德國萊比錫市圖書館的檔案管理員在一個陳列室內發現了一部莫扎特早期創作的未公開曲目。如今，這一曲目已在音樂平台上線。
這般聽起來「離譜」而又好玩兒的故事在歷史上不勝枚舉。例如，章太炎在日本填戶口調查表，各項分別填的是：職業——聖人；出身——私生子；年齡——萬壽無疆。以及以下這篇！
還有哪些聽起來「離譜」又真實的歷史？
「真香」，慈禧也喜歡在鏡頭前cosplay！
十九世紀中葉，攝影技術伴隨着中國近代化的步伐悄然踏入中國的大門。然而，在這古老帝國的權力中心——紫禁城內，攝影一度被統治者視為異端邪術。
恭親王奕是最早接納攝影術的晚清宗室之一。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恭親王奕留在北京與英法聯軍議和。在《中英北京條約》簽訂儀式上，攝影師費利斯·比托要為恭親王奕拍攝一張肖像照，然而這次拍照並不成功。相機前的奕「面如死灰」，「擔心這個機器可能隨時奪取他的性命」。
英法聯軍中的英國陸軍司令在日記中這樣描述：
「在條約簽訂儀式的過程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比托先生很想給『北京條約的簽訂』拍攝一張好照片，就把他的照相設備搬了進來，把它放在大門正中，用偌大的鏡頭對準了臉色陰沉的恭親王胸口。這位皇帝的兄弟驚恐地抬起頭來，臉唰地一下就變得慘白……以為他對面的這門樣式怪異的大炮會隨時把他的頭給轟掉——那架相機的模樣確實有點像一門上了膛的迫擊炮，準備將炮彈射入他可憐的身體。人們急忙向他解釋這並沒有什麼惡意，當他明白這是在給他拍肖像照時，他臉上驚恐的表情頓時轉陰為晴。」
這一幕映射出的，是那個時代對新事物的普遍恐懼與不解。
11月2日，恭親王拜訪英國代表額爾金勳爵。費利斯·比托再次抓住時機，給恭親王奕補拍一張肖像照片。這是目前我們可知最早的晚清皇室成員的照片。
那麼，攝影技術是如何傳入皇宮的呢？
這就要提到兩個人：珍妃和慈禧。
光緒十五年（1889），光緒皇帝與隆裕皇后大婚，冊瑾妃、珍妃。光緒二十年（1894），珍妃暗中從宮外購進一套攝影器材，潛心研習拍照技術，甚至還令太監開設了一家照相館。珍妃的大膽舉措引起了慈禧的不滿。慈禧將其留在宮中的所有照片全部銷毀。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慈禧命人將珍妃溺死。
儘管慈禧早年間排斥攝影，但在步入晚年後，慈禧卻被攝影深深吸引。
光緒二十九年（1903），慈禧太后做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決定，她特旨召見了曾在西方研習過攝影術的勛齡，命其攜全套先進的照相設備入宮，專門為自己拍照。勛齡的妹妹容齡曾任慈禧御前女官，她這樣回憶：
「有一回，慈禧問我姐妹倆會不會照相，她想在畫像之前先照幾張像，從外邊找人來照相不很方便。我母親說：『她們兩人不會照相，奴才勛齡會照相』。慈禧說：『那很好，明天就讓他進來給我照相，照出像來好讓柯姑娘照着畫』。」
勛齡本人後來憶及這段往事時，說：
「光緒年間，勛齡及兩妹追隨先母，同侍宮闈，凡慈禧太后之御照，莫不由仆一人所攝。」
慈禧對攝影一事頗為看重。根據清宮《聖容賬》記載，慈禧太后共留下786張珍貴影像。就服飾而言，慈禧的衣着有團壽字、纏枝蓮、蝶花、壽蝶等不同的紋飾；就裝飾而言，有兩把頭、耳飾、項飾、護指、佛珠、東珠等。在照相之前，會特傳御旨在其寢宮樂壽堂前搭席棚，用佈景屏風為襯，並按殿內樣佈置豪華的陳設。並且，還要先親自翻閱曆書，選定吉日良辰。拍照時，慈禧常命勛齡為其連續拍上幾張不同姿態的宮裝像。
慈禧流傳至今的照片中，有一組是菩薩扮相。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農曆七月十六日，慈禧身穿團花紋清裝或團形壽字紋袍，頭戴昆盧帽，外加五佛冠，左手捧淨水瓶或擱在膝上，右手執念珠一串或柳枝，打扮成觀音模樣。李蓮英扮善財童子或守護神韋馱站其身右，左邊則有扮龍女者。清代內務府檔案載：
「七月十六日海里照像，乘平船，不要篷。四格格扮善財，穿蓮花衣，着下屋繃。蓮英扮韋馱，想着帶韋馱盔、行頭。三姑娘、五姑娘扮撐船仙女，戴漁家罩，穿素白蛇衣服，想着帶行頭，紅綠亦可。船上槳要兩個，着花園預備。帶竹葉之竹杆十數根，着三順預備。於初八日要齊。呈覽。」
足見慈禧拍照場面之盛大。
次元壁破了！愛因斯坦和陳獨秀？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拘捕。這已是他第五次身陷囹圄。在此之前，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與陳喬年分別於1927年和1928年被國民黨殘酷殺害。
陳獨秀的此次被捕與他對於國民黨當局的明確態度有密切關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陳獨秀發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蔣抗日的主張。他在《抗日救國與赤化》《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路》等文章中，斥責蔣介石依賴國聯主持公理不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現。他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在和平談判的掩蓋之下，實行其對帝國主義投降」。
1932年10月19日深夜，陳獨秀被押上了開往南京的火車。任卓宣在《陳獨秀先生的生平與我的評論》中說：
「陳先生在上海被捕後，押解到南京審判。當時是要軍法審判的，可能處死。輿論之中亦有主張處以極刑的。」
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迅速傳開，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國際知名人士如愛因斯坦、羅素和杜威以及國內的文化名人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都紛紛致電國民黨，請求「矜憐耆舊，愛惜人才，特寬兩觀之誅，開其自新之路」。
在國際、國內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常會建議「為維護司法獨立尊嚴計，應交法院公開審判」。1932年10月24日，國民黨中常會正式決定將陳獨秀及同案彭述之、濮一凡等九人全案移交江蘇高等法院審理。
在法院開庭之前，陳獨秀在接受《晨報》採訪時，坦言自己無力聘請律師辯護。幸運的是，多位知名的教育家、政治家以及大律師如章士釗、張耀曾和董康等人願意無償為他提供法律援助。最終由章士釗出庭為陳獨秀作了長篇有力的辯護。
在庭上，面對指控，陳獨秀當即提出抗議：
「政府並非國家，反對國民政府不等於危害國家，如果反對政府就是叛國，那麼推翻清政府的孫中山、黃興等人也是叛國。」
「余固無罪，罪在於維護工農大眾利益而開罪於國民黨而已。法院欲思對內對外保持司法獨立之精神，應即宣判余之無罪，並責令政府賠償余在押期間物質上精神上之損失。」
繼而由章士釗作為代理律師為陳獨秀進行辯護。有趣的是，章士釗發言後，陳獨秀特別聲明：
「章律師之辯護，以其個人之觀察與批評，貢獻法院，全系其個人之意見，並未徵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張，不能以章律師之辯護為根據，應以本人之文件為根據。」
經上訴，法院將原判陳獨秀褫奪公權部分撤銷，改判為陳獨秀8年有期徒刑。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當局迫於情勢，將陳獨秀提前釋放出獄。
震驚，張大千跟畢加索合影？
在中國現代繪畫史中，張大千無疑是一位極具標誌性的代表人物；而縱觀20世紀的現代派繪畫，畢加索則是無可爭議的天才巨匠。
這兩位藝術家，竟曾有過一次珍貴的會面。
1956年7月，張大千攜四太太徐雯波，帶着翻譯，來到法國南部海濱之城康城加里富尼別墅，拜見畢加索。
張大千此行的契機源自《大公報》上的一篇名為《代表畢加索致東方某畫家》的文章。該文以畢加索的口氣批評張大千是「資本主義的裝飾品」，而張大千卻認為「凡對我捧場獎飾的文章我可以不看，凡對我批評、挖苦我、罵我的文章我倒要仔細看，看人家罵得對不對」。這篇文章非但沒有激怒他，反而激發了他「見見畢加索」的願望。
這一年，畢加索已逾古稀之年，在藝術界頗具盛名。聽聞張大千欲拜會畢加索，張大千的朋友幾乎全都面露憂色，擔心他會遭到拒絕，顏面掃地。就連當時的羅浮宮藝術博物館館長薩爾也對此表示為難，不敢貿然為他引薦。然而，張大千並未將這些擔憂放在心上，他直接聘請一位翻譯，致電畢加索府上表達了拜訪的意願。
令人驚訝的是，畢加索竟爽快地答應了與張大千的會面。1956年7月的某一天，張大千與畢加索在法國南部畢加索的私人別墅里成功會面。交談期間，畢加索親自拿出他臨摹的齊白石中國畫習作，誠懇地向張大千請教。一番深入交流之後，他們共同留下了那張意義非凡的合影。
戈爾巴喬夫：「我演我自己」
1991年12月25日，一場曠日持久的權力鬥爭終於落下帷幕。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簽署了辭去蘇聯總統的命令，並向全國發表辭職講話。隨着克里姆林宮上空蘇聯國旗的緩緩降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宣告了其歷史使命的終結，長達數十年的冷戰格局就此畫上了句號。
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歷史上最後一位領導人，他的名字與這一重大的歷史轉折緊密相連。儘管在卸任的30餘年間，戈爾巴喬夫多次重燃政治熱情，但他也連續多年碰壁。後來，戈爾巴喬夫另闢蹊徑，決心換個賽道。
1993年，戈爾巴喬夫參演了德國經典電影《咫尺天涯》，並在影片中飾演曾經的自己。此後，戈爾巴喬夫多次「本色出演」，在多部電影裏反覆經歷宣佈蘇聯解體的這一時刻。不僅如此，戈爾巴喬夫還參與廣告拍攝、應邀到世界各地講學，並發行了音樂專輯。
2004年，戈爾巴喬夫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合作，為音樂劇《彼得與狼》配音。戈爾巴喬夫用俄語念了旁白，克林頓則用英語為狼配音。他們一起摘得當年的格林美獎，並被《衛報》評為有史以來最奇怪的格林美獎得主之一。
據統計，戈爾巴喬夫一生中演過70多部電影和紀錄片。在離開政壇之後，他搖身一變成了演藝圈的「紅人」，樂此不疲地飾演着曾經的自己。當然，有的時候，是以「存檔膠片」的形式出場。
參考資料：
慈禧攝影史話[J].林京.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03)
《陳獨秀押送車中酣然入夢》，周二中，人民政協報
《陳獨秀五次入獄與出獄》，陳國清，文史雜誌.1990(05)
陳獨秀「危害民國案」辯護始末，孫靜翊，檢察日報
錯位的遊戲：張大千拜見畢加索[J].李兆忠,群言.2020(01)
畢加索對張大千潑墨潑彩繪畫風格的影響研究[J].常慶利,謝競儀,美術教育研究.202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