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記協近日公佈幾十名記者及其家人遭到威脅，而騷擾更"連坐"到記者的伴侶、上司、甚至鄰居均收到從投訴到恐嚇的情況。有"愛國者"警告記者相關工作已犯國安法或煽動罪，威脅記者辭掉工作。據悉，受害記者大多是獨立媒體的記者或自由記者，當中連副刊文化類記者亦身受其害。當同行們受到霸凌和恐嚇，香港不少主流媒體已然噤聲，對此一字不提，今日的香港異常寧靜，2021年《蘋果日報》被迫結業後3年間，"由治及興"的年代裏，新聞自由和記者安全受到侵犯的問題正在成為人盡皆知的"潛規則"，再掀不起一點波瀾。
有傳媒人充當國安"中間人"向記者收消息，獨立媒體被追收稅項、被銀行嚴查交易資料，今次記者還需面對前所未有的滋擾霸凌行為，可謂四面受敵。當官方強調香港已進入為何報道真相的記者工作在香港會變成禍及家人的職業？
《國安法》下職業"愛國者"的日常工作
【圖略】2024年香港，隨着第23條安全法的二讀繼續進行，立法會會議廳的窗戶上映出中國和香港的旗幟（ AFP/ Peter PARKS）
9月13日香港記協主席鄭嘉如表示，數十名記者遭受無理滋擾，鄭指出此為最大規模、屬有系統攻擊記者群體的霸凌行為，目的是透過施壓、孤立並威脅記者放棄新聞或工會的工作。值得關注的是，此次受害者除了包括記者本人，還有其家人、鄰居、伴侶、現職兼職上司，而那些本是私隱的資料，比如住址都絕非一般機構或個人可以獲得。當中存在很多匪夷所思的事，例如一名記者入境香港後，隨即收到WhatsApp訊息，稱"歡迎返嚟香港"（歡迎回香港），其中的軟性威脅意味，不言而喻。
據悉，在眾多受滋擾個案，獨立傳媒與獨立記者佔大多數。在某獨立媒體任記者的J先生向筆者指出，自《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他不時從Telegram與電郵收到滋擾，近一、兩年入境香港前手機收到類似"不要以為自己走了便沒有事，一入境便會用'23條'拉（拘捕）你！"，奇怪的是J先生的出入境日期只有同僚或相熟的朋友知道。
其中一位受害者、資深記者如風（化名）透露，7月初他的親人收到投訴信，信中指他的記者工作"反中亂港"，信中內容大多從網絡的資訊拼湊出來，投訴人套上"愛國者"的面具向記者扣"帽子"，稱他"反中亂港"，又不說他哪些過往報道犯了法。記協亦指出，信件中行文風格亦會配合收件的機構或收件人身份來因地制宜的變化：寄向中資機構的，就用共產黨的批判話語；寄往學校則換上"教好你家中的記者"的家長口吻……
有資深記者向筆者透露，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有資深記者已淪為"收風傳話"的中間人，他們大多以"我收到可靠消息"的口吻去放風，言稱"上面要動手"，藉此嚇退一些仍然敢於報道或批評的傳媒人。2021年《蘋果日報》"被結業"後，情況更為嚴重。
在過去一年，J先生留意到記協舉辦任何活動、講座，亦有"突然關心"記協的記者朋友參加，這種人常以敘舊之名四處約記者食飯攀談，實質就是"套料"（套取資料），據悉這些"中間人"能夠從所獲得的資料中"獲利"。而對於香港星羅棋佈的"愛國組織"來說，這更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有時事評論員向筆者透露去年曾經被"愛國者"恐嚇，要求他跟他們"喝茶"交流，否則便會"貼大字報"投訴他的文章違反國安法。該名評論員不知他們背後的底細如何，但這些"愛國者"向他透露，跟他"喝茶"、吃一頓飯也能獲得有$300至上千元不等的收益；而除了金錢利益以外，這也是很多"愛國組織"用來邀功請賞的重要"政績"。
J先生分析指，按記協公佈的資料，泄漏的資訊固然廣泛，但他認為犯案者獲得行內相當準確的訊息，例如知悉記者的伴侶、家庭支柱與兼職上司，有些資訊只能透過銀行轉賬紀錄與好友才可知道。記者背後所面對的巨大陰影不難猜測。
香港記者安全狀況今非昔比
受到滋擾的副刊記者阿葵（化名）向香港商業電台《睛朗的一天出發》節目稱，在6月至8月期間一日收到20多個不明來歷的電話，對方以不純正的廣東話自稱"國安"，能說出他的名字與一些個人資料，對方指有人舉報或國安要作通緝，要求停止或減少從事傳媒工作。有香港社運人士稱，目前騷擾記者的手法像對付他們一樣，2017年總書記習近平訪港時，一天到晚也有不明來歷的來電，其來電的頻密程度，導致電話根本不能接收到其他訊息。
在新聞界跟保安、政治線10多年的記者K向筆者直指"以前套用在社運人士的方法，現在照搬用在記者身上"。K指，恐嚇事主親友、僱主、鄰居與伴侶，這種"社會謀殺"的技倆過去用於民陣、社運人士或後國安法餘下民主派人士，目的要令事主身邊人感到困擾，繼而向他施壓，除非對方斷六親，否則很難不受影響。
當然，上面所談的這些手段同樣早早的出現在了被無國界記者組織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記者監獄"的中國。"喝茶"、施壓、監控甚至非法逮捕和審判，無國界記者組織在2024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中也指出有106名記者和三名媒體合作人被拘留關押在條件惡劣的地方。 中共當局利用監視、脅迫、恐嚇和騷擾來阻止獨立記者報道它認為"敏感"的問題。在近來關注度非常高的黃雪琴、王建兵案中，在二人被捕後，便有至少有超過70位黃雪琴與王建兵的朋友或家庭聚會參與者被傳喚，進行超過24小時的審訊和恐嚇，更強迫部分人簽署由警方編造的虛假口供。而更多的情況則是記者被騷擾的情況變得更加日常化而越來越難以獲得外界關注。
9月13日記協公佈大批記者被滋擾之後，業界一片哀鳴，有記者慨嘆受到威嚇固然恐慌，但最令他們懼怕卻是主流媒體的冷處理。"報紙只有《明報》做港聞頭（頭條），《信報》只是一則報道，《經濟日報》400字報道，《南華早報》完全沒有，這才是令我心寒呢⋯⋯"，K慨嘆道。事實上，翌日新聞以民生為主的《東方日報》與偏政府立場的《星島日報》亦一字不提；而受影響的13家國際及香港本地的大、中、小型媒體、兩家新聞教育機構，大部分亦不敢向外承認受滋擾，其中一間電子媒體更因為收到相關"愛國者"投訴而不與一名新記者續約。
【圖略】2014年，明報總編輯鍾天祥（右）參加香港反對針對記者暴力的遊行（ REUTERS/ Tyrone Siu）
香港記者猶記得十年前那個黑暗的日子，2014年2月《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身中六刀後感言"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一字一句烙印在記者心坎處。當年記協於周日組織遊行，剛履新的總編輯鍾天祥身穿印有"不容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的黑T-shirt參與其中。當時警方稱8,600參與遊行，港島總區指揮官李建輝親手接下記協的請願書，表示不會容忍暴力事件，而時任特首梁振英亦發聲明指對暴行表示憤慨，警方會全力調查。
記協指出，8名記者家中受到恐嚇信，至少36名記者在網上被點名指控，有帖文具威嚇性，在記者樣貌附上刀、血、槍擊目標的圖象，上述行為已構成恐嚇罪名。記協公開事件第4天，特首李家超於周二（17日）中秋節回應只說"任何人有需要執法部門協助，可以報警"，又稱會秉公辦理，聲明中沒有譴責恐嚇行為。比對十年前後的官方回應，態度明顯有所改變。令人有了只是當時已惘然的感慨。
獨立媒體成國安"潛規則"重災區
【圖略】2021年香港，警方搜查了立場新聞辦公室並收集了一箱箱證據（ REUTERS/ Tyrone Siu）
2021年6月《蘋果日報》倒下，《立場新聞》被取締、《眾新聞》宣佈停運，獨立記者散落民間，或組織自媒體、成立獨立媒體公司，一步一步重新建立被摧毀的獨立平台。在2023至2024年間，警方並沒有向媒體作出任何拘捕行動，外界以為紅線已定，傳媒只要按新規則步步為營，港府還是可容納細弱的獨立聲音。
在噤聲的新香港，訊息並不流通，事實上對於獨立媒體的打擊從沒有停止。獨立媒體在過去兩年被查稅、查銀行賬戶，用內地"查水錶、查消防"相似的行政手段逼迫獨立媒體經營陷入困局。自2023年，陸續有獨立媒體或媒體創辦人被稅局追稅，金額不少於10萬港元；亦有媒體被銀行以"更新資料"名義，詳細調查過往的合作單位，索取合作合約條款及單據，其仔細的程度已超出銀行"更新資料"的範圍，有些要求亦違反私隱條例。
跟內地、獨立澳門記者談及香港記者目前情況，他們均表示擔憂。有澳門獨立記者向筆者透露，澳門一般只有在6月4日遭警員跟蹤，雙方互不干擾，記者早習以為常，他們看到香港記者的遭遇，亦感到心寒。
全面控制主流媒體後浪獨媒成新目標
在後國安法年代，作為後浪的獨立媒體為何如此被緊盯？無國界記者組織今年公佈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香港在180國家或地區中香港由10年前61位劇跌至135位，相對排名172位的中國，香港在牆與牆之間還存有僅餘的狹窄空間，題材如LGBT+、勞工議題與中國公司違法等偵查報道還可散見於獨立媒體——而正是這小小的縫隙，似乎也令官方警惕。縱觀這三四年間香港新聞自由下滑的速度，近年幾乎沒有一個地區可比擬。
7月香港記協新一屆執委、主席上任後，剛履新的主席鄭嘉如的第一個工作卻諷刺地要為自己"維權"。她當時任職的《華爾街日報》高層曾向她施壓不要參選記協主席，她當選後隨即被公司解僱，《華爾街日報》母公司道瓊斯公司的員工工會IAPE支持鄭嘉如復職。眼前這則新聞必然會出現國際反響，一間本地電視台的新聞記者當時已整裝待發到記招採訪，豈料採訪主任稱"不要去，連攝影師也不用去。"——縱使今日傳媒人手緊絀，不派攝影師有違電視台向來"先搶最新畫面"的大原則。官方可謂牢牢掌握香港電子傳媒的報道內容；對於報章的操控，如今也只餘下有民主派讀者支持、65年歷史的《明報》在如履薄冰的生存着。
即便如此，近年《明報》一個又一個專欄作家受到不可抗力的壓力被撤走專欄，早期有時評人羅永生、政治漫畫尊子與支持民主自由的導演、傳媒人，一一失去在《明報》發表觀點的園地。據悉，中聯辦相關人士與《明報》高層有定期聚會，"北大人"眼眉一皺，便下達對哪篇文章有意見。"北大人"雖沒有具體批評，《明報》高層亦"知錯能改"。8月《明報》總編劉頌陽特意致函予所有專欄作者稱"評論要建基於準確事實，知法守法、知所分寸，否則難保說不定哪天危機會降臨。"這種"溫馨提示"反映自我審查的氛圍由香港本地新聞擴至生活副刊版面，手法突兀，不知是否是某種不得已而為之。
前線記者漸漸要適應"美麗新香港"新聞界的"潛規則"：每年如果是六月四日前後的"敏感時刻"，報刊只剩下報道"被動消息"的可能性。何謂"被動報道"？按香港新聞傳統，每逢六月必做六四專題系列，記者通常會主動做資料搜集、約訪問，記者主動發掘題材，此為"主動報道"；倘若六月四日記者報道維園周遭警方佈防、現場有人被拘捕的消息，記者按眼前所見報道，此便為之"被動報道"。隨着香港逐漸剿滅政治反對聲音、表面時局越來越寂靜，記者在這"什麼都沒有發生"的香港的報道空間便越來越小。
香港中聯辦、警方透過報刊高層、採訪主任、編輯一層一層操控，主流媒體記者需跟從潛規則，報道才可曝光。寧靜的香港背後正隱藏着這種捏脖子的高壓管控，令新聞無聲無息窒息至死，而言論自由最後的那根稻草，就是香港剩餘的獨立媒體。不過，據目前四至五間香港獨立媒體公開的訂閱人數數字，總數約1萬人，平均700名港人才有1人訂閱，訂閱數字難以支撐幼苗生長，單是乾枯和烈日，政府便可以不費吹灰之力靜靜等待獨立媒體邁向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