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清華園的狀況非常混亂，使我感覺到相當不安全。
此前一天，就是23號開始抄家的那天，我們班有一位同學，他爸爸是老清華社會系的主任，後來社會系撤銷了，沒有他的專業了，他只好到圖書館去當館長。這位同學看見其他老師家裏被抄，就很擔心，私下裏跟我商量：怎麼辦？會不會到我們家來？我說：你提前把東西先藏起來呀。他就邀我到他家去，幫他藏東西。我到了他們家，幫他把家裏的存摺什麼的，藏到鏡框後面。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候也很天真，以為這樣可能就行了。
總之，我們當時還做了一點預防。
我回到母親的住處，她說已經去打探過燈草胡同章宅，發現我父親的住所大門敞開，門外有一群鄰居竊竊私語，說「帶走了，帶走了」。但是帶到哪裏去了，都不知道。事後我才知道，他和當地一些所謂的「牛鬼蛇神」，都被紅衛兵帶到了東安市場北側的吉祥戲院。在那兒有一個「打人集會」，附近所有的「牛鬼蛇神」、「黑五類」，都送到那兒去挨打。大概過了一個月以後，我父親對我講，當時他周圍的很多人，都被打得咽了氣。父親一直練氣功，內功功力比較好，就運氣頂着，我想這可能就是小說里那種「鐵布衫」的功夫，但皮肉傷肯定是難免的。
後來他也被打得昏迷過去，這個時候來了一個當地的片警，他對紅衛兵說，這個人我們得帶走，這個人你們要是打死了，我們不好向中央交代。
「紅八月」里抄家這件事，實際上北京市公安局下達過一個文件，那就是警察系統要配合紅衛兵。所以，各地區的街道，該抄誰家，其實是有名單的。紅衛兵並不熟悉這些街道的情況，他們都是按名單來決定抄哪家，當然，也有一些是派出所或者是街道辦事處提供的名單之外的，他們通過其他一些途徑獲知要抄哪一家。例如我家被抄，據說是因為當時我父親的關係還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國管局的一個員工對她的孩子說，有這麼一家人，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然後他們一幫學生就去抄家了。
有位旅美女作家張辛欣，她當時還是一個小學生。在她的一本自傳體小說里，唯一非虛構真名實姓的人物就是我父親。小說中記述了學生們一起去抄我家的經過，她還特別提到一點，我父親當時拿着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他們說，你們這樣做是違反《憲法》的，《憲法》保護共和國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有這一條的。當然這並不能阻止抄家。
文革中能夠拿出《憲法》來講理的人，我知道除了劉少奇這麼做過，我還知道我父親做得比劉少奇早。但不知是否還有其他人也這樣做過。
「紅八月」里，暴行每天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發生。現在還是回過頭來，談談我所知道的其他人家的情況。
剛才提到，母親居住的那條胡同里，有好幾位鄰居被打死。其中有一位女士叫張潔鳳，她跟我母親很早就認識，也常有一些來往。張潔鳳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的遺孀，年齡並不大，不是司徒美堂的原配，據說原來她是老先生身邊的一個使女，後來收房做太太了。老先生過世的時候，她還很年輕。司徒美堂先生是一位傳奇的人物，當年孫中山先生到美洲去宣傳革命，主要是得到了美洲洪門致公堂的支持，司徒美堂就是致公堂的大佬。中山先生也是美洲洪門致公堂的「紅棍」（會黨中的執法者）。當年美洲華僑踴躍地給革命黨募捐，都是通過致公堂的組織和關係。
司徒美堂後來跟蔣先生鬧翻了，他是支持中共的。1949年，他也被請回來參政議政，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職務（相當於現在的人大常委）。他在1955年過世，當時周恩來、廖承志等都出席了他的葬禮。張潔鳳享受着司徒美堂遺孀的待遇，她年紀還很輕，還是很想結婚，但是如果結婚了，她可能會喪失這個待遇。她就做了一個變通，她與雲南的一位陳姓工程師，悄悄地在外地結了婚，還生了一個女兒。她把女兒帶回北京來，對外說是抱養的。其實呢，我們知道內情的人都知道，這就是她的孩子。
這樣就引起了人們對她的閒言碎語，說她作風不正派。其實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是有婚姻關係的。但她這種情況，在運動中間就很麻煩了。她跟同院的鄰居關係很不好，這鄰居是老先生生前的警衛員，對她家的事都門兒清，為了占她的房子，就去向紅衛兵告密。紅衛兵來抄家，把張潔鳳吊在房樑上打。那時她的孩子還很小，只有四五歲。打到奄奄一息的時候，她哀告說，看在孩子面上你們饒了我吧，再打我就不行了。當時派出所的片警說了一句「革命怎能不流血？」紅衛兵就繼續打，結果把張潔鳳打死了。打死以後，這小女孩就沒有媽了，徘徊在街道上。有人可憐她，就給她點吃的。她每次見到我，都會叫「哥哥」，我心裏很難過，我沒有錢，也沒有帶吃的東西。
這樣大概到了9月份，或者更晚一點的時候，我走在胡同里看見這麼一幕：小女孩的爸爸來了，兩人手裏各拎着一個小包袱，從張潔鳳家出來，沿着胡同往外走。有幾個居委會幹部，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小腳偵緝隊」，遠遠地跟着父女倆。小女孩兒不曉事，看見我就叫我「哥哥」，但是我不敢公然地回答她。點點頭，不作聲，也順着同一方向走。拐出胡同東口的時候，後面小腳偵緝隊還沒跟上來，就有了說話的機會，我就對她爸爸說：「她媽媽是被打死的」。把我所知道的情況，簡要地告訴女孩的父親。這時也走到電車站了，後面的小腳偵緝隊也跟上來了，我們不能再說話，目送他們上車走了。
第二年，他們又到北京來過，還找到我。那位陳工程師跟我談起他得知出事的經過。抄家高潮中，大家都斷了聯繫，也沒有北京的消息了。幸虧司徒家族在北京有人，著名雕塑家司徒傑的夫人寫信給他，說他的妻子出了大事了，他才趕到北京接走了女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