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來，他主要是想要討個說法，他也查到是哪個學校的紅衛兵打死了他的太太。另外，他想要求發還被查封的財物。但這些都沒有實現。母親和我只是比較詳盡地對他講了我們知道的情況。但那時文革還在繼續，我們也沒有任何辦法。
十年文革結束，大概是在1979年或1980年，我忽然接到一封信，信上說「我和爸爸來北京了，想約你某月某日某時到北海公園後門見面」。我想了半天，想不出來是什麼人，但總應該是認識我的人，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我也就不管別的，就按那個時間去了。
原來是這父女倆又來北京了，這一次他們還是想要落實政策。這時候整個大形勢變了，文革結束，正在落實政策，我覺得自己能幫上點忙。當時他們在向統戰部申訴，國家僑委也在幫他們說話。女孩的爸爸拿了他們寫的申訴材料給我看，那時我寫這類東西已經很有經驗了，懂得給領導寫呈文應該怎麼寫，寫多長，用什麼方式提要求，等等等等。我一看，就說這個寫法不行，又幫他們重新寫過，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得到消息，已經發還了他們的財產，給小女孩安排了工作，他爸爸也定居在北京。此後，我們也曾經有一些來往。
毛接見紅衛兵後，全國的革命師生就開始了「大串聯」。大串聯，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無法想像到的事情，就是所有的老師和學生，都免費乘坐火車，到全國各地去進行所謂「革命串聯」，各地都設立了紅衛兵接待站，免費提供食物、住宿等。等於是白吃、白住，可以走全國，由此引發了一場人口大流動，這個大流動不是因為經濟，純粹是出於政治原因。像我這樣的出身不好的人，出去串聯是最晚的，因為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允許出去，而出去也要開一封介紹信，才能夠被接待。
我的一個同學也屬於出身不好，他找到我說，聽說現在我們都可以去了。於是我倆就一塊到清華附中革委會開了介紹信，一起南下。初步計劃去蘇州和上海。我母親有一個老同學在蘇州，我叫她張阿姨。我父親也跟我說，你要到蘇州可以替我去看看周瘦鵑，周先生是著名的鴛鴦蝴蝶派作家，我也很想認識他。我就懷揣着這些使命，同時懷揣着父親給我的二十塊錢南下了。一路上其實真的不需要什麼錢，食宿都有接待，只是火車非常的恐怖，那時候火車擠到什麼樣？擠到連座位底下都睡人。我到上海看了我的舅舅。我也到了蘇州。我媽媽的那位老同學，她的父親叫張一麐，曾經是袁世凱的秘書，抗戰時期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早就過世了。我媽媽讓我去看望的張阿姨，租住在蘇州一位朋友的宅子裏，地址是蘇州富郎中巷10號。我找到此地，發現大門緊閉，門上貼着封條，就問街邊一個小女孩，這家人怎麼了？這是不是叫顧乃文的家？
小女孩說「顧－乃－文？她－死－嘞！」我大吃一驚，馬上改口說我不是找她，我是找他們家的房客。這時有一位鄰居走過來，指引我顧家房客搬到了附近的什麼地方去了。蘇州人還是相當和善斯文的，如果在北京，你去打聽這麼一個事兒，立馬會遭遇「小腳偵緝隊」的盤問。但蘇州人好像就沒有這種習慣，政治氣氛沒有北京那麼濃。我很快找到了阿姨。紅衛兵抄她房東顧乃文的家，連帶着把她家也給抄了。張阿姨的女兒跟我是髮小，我也想看看這位小妹妹，但是沒見到，她跟着學校學農去了。我和張阿姨相互訴說各自家裏的情況，覺得她挺樂觀的，我也挺放心，在她那吃了一餐飯就走了。
然後我就打聽周瘦鵑，聽說他也被抄家了，我沒辦法找到他，就放棄了找周瘦鵑的使命。後來才知道周先生不在了，是跳到他家花園的一口井裏自殺的。我母親和張阿姨一直有聯繫，又過了一段時間，到「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這應該是1968年了，聯繫突然斷了。得到一個不太確切的消息，說她和她女兒都自殺了，但母親始終不肯相信，她堅持認為，張阿姨自己沒有什麼歷史問題，絕對不會死的。直到文革結束以後若干年，母親一直沒有放棄要找她這位老同學的念頭，有一天忽然想起，張阿姨在北京還有一個弟弟，這弟弟是從小送給了另一家人了。我們輾轉託人打聽，得知她弟弟也不在了，找到了張阿姨的弟媳婦。我跟這位老太太說，我是章某人的兒子，我媽媽是張阿姨的同學，老太太很平靜地說，我還記得令堂，可惜你要找的張阿姨已經不在了。後來我又提張阿姨女兒的名字，我問她怎麼樣？老太太一下子就哭出聲來了，說她把女兒也帶走了。
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麼會是這樣？老太太跟我講，當時張阿姨全家的生活，就是靠她先生的工資，但是她先生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被囚禁起來了，工資也停發了，她家就斷了生計。這位張阿姨是一位非常自尊的母親，不能夠忍受沒有尊嚴的生活，所以她就帶着女兒一起自殺了。
直到昨天我才聽說，剛才講到的清華園裏那位蒙古公主，她後來在圓明園邊上搭了一個窩棚，就像野人一樣住下了，她的女兒給人打零工。後續具體情況還有待了解核實。
文革是1949年後由官方發動的一場最廣泛的暴力運動，它不像以往什麼鎮反、肅反這一類的暴力（那種暴力還需要走一個形式上的司法程序），這次是全社會的、公開的、甚至算是合法的暴行，包括對公民生命、財產的任意侵犯和剝奪。
當然，這場暴行的規模，也不僅限於其發祥地北京，很快波及到全國各個地方，甚至到最基層的村鎮。例如湖南道縣發生的大規模屠殺事件，廣西發生的大規模的屠殺、甚至吃人肉的事件。還有北京郊區的大興和昌平，都發生了對所謂「四類分子」的屠殺。這些當然是比較極端的事件，但這種暴行在各地蔓延，全中國陷入一種瘋狂的狀態。屬於精神病學上的「精神病流行」狀態，全國變成了一個大瘋人院。
在一個「互害體制」下，年輕人是最好利用的，他們正處在青春的叛逆期，對於任何壓制他們青春衝動的環境，都會有本能的反叛。而文革的發動者恰恰利用了這一點，不僅利用了青年人躁動的情緒，也利用了人民群眾對官僚體制的不滿情緒，以此釋放出巨大的社會能量，來打倒政治對手以及所有想整肅的人，然後隨時可以無情拋棄被利用過的人們。2012年我參加一個研討會，主題是反思共和國第二代。我在會上有個發言，講的就是這個問題。發表時整理者加了一個標題：「我們是怎麼被利用的，為什麼會被利用？」
（章立凡口述，楊東曉記錄）
《記憶》2016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