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宋史的朋友都知道，北宋自從真宗朝以後，就開始陷入了三冗的危機。至於三冗是什麼，我本來把天章閣待制、同判禮院宋祁在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奏摺都複製了幾句，但是發現裏面有些詞恐怕有點那個，想來想去還是不解釋了，大家自己猜吧。
我敢於把時間、人物都寫得那麼詳細，甚至精確到天，就表示我不是瞎編的，方便有興趣的朋友自己去查詢。
其實對於一個皇朝來說，這種情況是很正常的。
到宋祁寫這個奏摺的時候，北宋已經建國快八十年，在這些歲月里，皇族從趙匡胤、趙光義、趙廷美三人已經發展到一個極其龐大的樹狀圖，各個開國大臣、大將的家族也不斷生根發芽，再加上通過科舉出現的大臣、越來越多的外戚，朝廷只能不斷擴大政府機構和編制來容納他們，可想而知，朝廷財政需要負擔的開銷是多麼的恐怖。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宋真宗有一個特別喜歡的家丁，名叫張耆，後來官運亨通，在宋仁宗朝被劉太后劉娥提拔為了樞密使。
宋真宗年輕時候把劉娥買回家，他爹宋太宗不喜歡，宋真宗只好把劉娥送出王宮，就是藏在張耆的家裏，害得張耆每天在王宮值通宵班不敢回去，要在主子面前避嫌。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張耆一共生了42個兒子，你想想他的家族有多龐大。
這些兒子、孫子以及後人中，成名的也不少，包括貝州之亂被誅殺的張得一、北宋末年的樞密張叔夜（搞定宋江那位），如此龐大的家族，不乏自食其力者，當然也不乏通過恩蔭享受福利者。
朝廷供養這些人，以及上百萬的軍隊（慶曆禁、廂軍總一百二十五萬），那是相當吃力了，國家財政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所以，宋祁等人才建議解決三冗危機，把財政從懸崖邊上拉回來。
第一個做出行動的人就是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在西北打仗回來之後深知問題的根源所在，於是他就開始搞《條陳十事》，即所謂的慶曆新政。
范仲淹天真爛漫地把一二條措施用來淘汰冗官，三四條措施用來限制新入官員，後面六條才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整飭軍隊的。
按照范仲淹的構想，冗官是最大的問題，現在嚴進寬出，加大水池的放水龍頭，減小水池的進水龍頭，不出三年必然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結果不出兩年，范仲淹自己被解決了，淘汰冗官沒成功，自己被淘汰出開封核心管理層了。問題沒解決，還落了個「朋黨」的滿身騷。
為什麼？搞不動，憑他的能力，搞不動這麼龐大的勢力。
宋仁宗也沒辦法，就把這個問題擱置了下來，繼續當自己紙面上的天下第一仁君，終於把試卷交給了宋神宗。
宋神宗和王安石搭夥的時候，問題更加嚴重，因為又過了三十來年了，這幫人更多了。
問題還是要解決三冗啊，怎麼辦？
這兩個小機靈鬼，換了一個思路：既然三冗解決不了，那就讓它繼續冗着，我們找錢來填這個坑即可。
所以王安石上來以後，連續頒佈了十幾條法令，咦，大家有沒有發現，沒有一條是針對冗官的。
有針對農民和農田的，有針對勞役和水利的，有針對商業和科舉的，有針對軍隊和軍需的，搞了一圈下來，最大的成效就是把朝廷的一百一十六萬二千人的軍隊，裁撤為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精確到個位數，說明不是我瞎編的）。
結果呢，冗官幾乎沒動。
但是，宋神宗有錢了呀，不但填補了財政的虧空，還能拿錢出來五路伐夏。變法能夠斷斷續續搞幾十年、直到宋徽宗都念念不忘，那就是肯定有它獨特的效果的。
這些巨款哪裏來的呢？我一個學歷史的，不擅長經濟，我也不知道，王安石說「民不加賦國用足」，那就肯定是沒加賦，這些錢都是大家創造出來的增長點。
因為王安石「善理財」嘛，是個高手。
2024年0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