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歷史敘述中的形象，是政治家和思想家、學者，也是文學家。他領導了熙寧變法，開創了「荊公新學」，作詩注重煉意修辭，古文更是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這種形象是非常嚴肅的。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偏偏在古代的笑話集中頻頻出現，成為主角，今天能見到的跟王安石有關的笑話大約有幾十篇。其中一些非常有名的段落，還在各種笑話集中廣為轉載。這些故事並不是後人生造的，幾乎每一篇都可以在宋人的筆記中找到來源。也就是這些笑話，勾勒出了和正史並不那麼一致的王安石的形象。
文才與風度：一個活潑潑的士大夫
笑話集特別青睞那些與「巧對」有關的王安石笑話，這些笑話體現出了他和當時士大夫的機敏的文才。北宋士大夫都有卓越的文學才能，賓主設對、制謎、賦詩之類的語言遊戲，是他們在宴席和閒暇中的娛樂，一些有趣的例子會流傳下來，記入當時人作的「筆記」中，接着又被宋代和更晚的一些笑話書用作素材。
王荊公戲作謎語：「畫時圓，寫時方，冬時短，夏時長。」吉甫解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這個謎。」（《遁齋閒覽》）
吉甫是王安石熙寧變法中的風雲人物呂惠卿的字。王安石的謎底和呂惠卿的謎底都是「日」，妙處在於以謎解謎。
王荊公嘗與客飲，喜摘經書中語，作禽言令。燕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久之，無酬者。劉貢父忽曰：「吾摘句取字可乎？」因作鵓鴣令曰：「沽不沽，沽。」坐客皆笑。（《拊掌錄》）
這個故事是王安石在宴會上給賓客們出了一個難題，要摘出經典中那些可以當做鳥叫的擬聲（也就是禽言）的句子當做酒令。這需要對於經書非常熟悉才能做到。更妙的是劉攽還接下了這個酒令。儒家經典雖是聖人遺訓，但不妨王安石拿它開開玩笑。這顯示出他的學問，也顯示出士大夫的風度。
王荊公常舉《書》句語劉季孫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有何可對？季孫應聲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安石大笑。（《劉季孫》，《古今譚概》談資部）
這個笑話里，王安石舉出的上聯是《尚書》中的句子，劉季孫找出的下聯是《心經》最後的咒，都是古人成句。這些故事裏面，王安石常常是提出難題的那一方，是相聲里的「逗哏」。「逗哏」已經很妙，「捧哏」又時常青出於藍，在遊戲中展示了出眾的才學與高雅的趣味，體現了士大夫的風度。
但也有時，王安石在笑話里是不說話的，只是一個形象：
王和甫守金陵，荊公退居半山。一日路遇和甫，公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見公帶藥籠，告之病。公即給以藥。姥酬麻線一縷，語公曰：相公可將歸與相婆。荊公笑而受之。（《相婆》，《古今譚概》不韻部）
這個故事裏的王安石已經罷相，這天，王安石帶着藥籠——宋代的士大夫退居鄉里之後，向鄰里施藥是他們喜歡從事的慈善事業之一，可能是採藥回來，也可能是在附近施藥——路上遇到了正擔任金陵太守的弟弟王安禮（字和甫）。王安石為了迴避他，躲入平民家，順便就向這戶人家裏生病的老婆婆施了藥。老婆婆用一縷麻線作為報答，說「相公可將歸與相婆」。「相婆」是老婆婆不知該如何稱呼王安石的妻子而根據「相公」編造出來的詞語。王安石沒有因為老婆婆用錯了詞而糾正她，反而笑着接受了麻線。這營造出了一個即使在野，仍然不失親民風度的士大夫形象。
從上面這些笑話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既有文才，又有風度的活潑潑的王安石，這已經近似於士大夫的理想的人格。但是在另一類笑話中，王安石的形象就沒有那麼完美了。
《字說》失傳了，卻被笑了幾百年
王安石的笑話里，引用最頻，流傳最廣的，是關於《字說》的笑話。
《字說》是王安石編寫的一部解釋漢字的書，今天已經見不到它的全貌，但曾經非常流行。這是因為在王安石執政以後，「新學」成為官方科舉考試的內容，《字說》也就成了天下士子必讀書。從王安石自己為《字說》作的序文里可以知道，他是非常重視他的《字說》的，還將這本書當做對許慎《說文解字》做的補充。南宋大詩人陸游的《老學庵筆記》記載，過去《字說》是一門「顯學」，衍生出了《字說解》《字說音訓》《字說偏旁音釋》《字說備檢》《字會》等著作，只是「近時此學既廢」——到南宋初期，《字說》之學已經完全衰落了。
就是這樣一部曇花一現的《字說》，卻在王安石笑話里成為流行話題。這些笑話中，《字說》是當時士大夫與王安石開玩笑的談資。以下兩則笑話出自笑話書《調謔篇》，這是一部蘇東坡笑話集：
東坡聞荊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乎？」坡云：「《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
東坡嘗舉「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荊公默然。
前一則釋「鳩」的故事還見於宋代筆記《高齋漫錄》，後一則見於筆記《鶴林玉露》，都是蘇東坡借用王安石對漢字的解釋方式，與王安石開玩笑。關於笑話的內容需要額外說明的是，上竹下犬是笑字的異體字，今天不太常見。因為關乎蘇東坡和王安石兩位宋代「紅人」，這兩則故事被後世笑話書廣為抄錄。
石甫學士嘗戲荊公云：「鹿之行速於牛，牛之體壯於鹿，蓋以三鹿為犇，三牛為麤，而其字文相反，何耶？」公笑而不答。（《三鹿為犇》，《遁齋閒覽》諧謔篇）
犇即奔字的異體，麤即粗字的異體。這一則是用王安石《字說》中解釋漢字的方式反問他該如何解釋犇、麤二字意思與字形無法相合的問題。這位「石甫學士」是王介，是王安石的朋友，政治觀點又與王安石有所不同，這種反差導致他也成為王安石笑話中經常出現的人物。
這則關於犇、麤的段子，在宋代筆記中記載很多，但主角不都是王介。《澠水燕談錄》將它算作劉敞的發現，《後山談叢》《邵氏聞見後錄》都說是劉攽的發明，《桯史》則將之歸在蘇東坡頭上。明代笑話書《山中一夕話》採用了《桯史》中的說法，而《古今譚概》採用了《後山談叢》和《邵氏聞見後錄》中的說法。
上述這些笑話，在馮夢龍編輯的《古今譚概》裏被並為一則，統稱為《字說》，但那些好笑的例子，可能是他人的發現，不是王安石的原文。但這些例子是用《字說》的理路推演出來的，藉此說明《字說》中一些解讀漢字的方式非常不可靠，尤其是無視了「六書」的原則，將很多形聲字都當做會意字來理解，有望文生義的嫌疑。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也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拊掌錄》）
這一條中可以看見當時士大夫對《字說》的較為直接的批評。除了《字說》，後世笑話書中還收錄了不少當時人對於王安石的知識和文學上的批評，例如下面兩個笑話：
王安石向蘇東坡言：「揚子云大賢，其仕王莽，校書投閣之事，必後人所誣枉，《劇秦美新》，亦好事者所為。」東坡說：「正是，我也有些疑心，只怕漢朝原沒個揚子云。」贊曰：世之好辯者，說的天方地圓，無有了期，東坡猶是戲言。有說文中子隋朝無此人者，使人心中恍惚，恐宋朝亦沒個王安石也。（《笑贊》）
梁王籍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王荊公改用其句曰：一鳥不鳴山更幽。山谷笑曰：此點金成鐵手也。（《點金成鐵》，《古今譚概》苦海部）
在前一則故事中，王安石對蘇東坡談論揚雄，表示以揚雄的才能，不該晚節不保投靠王莽。這些事情恐怕都是誣陷之作。這表現出王安石大膽質疑，不滿足於成說的個性。但是他的假設太大膽，缺少依據。蘇東坡沒有直接反駁他，而是使用了歸謬法，直接丟出了一個「揚雄否定論」的炸彈——說不定揚雄也不存在呢？用這種方式，蘇東坡暗示出他自己的觀點：懷疑應當以合理的依據為基礎，否則不論怎樣懷疑，都是可以的了。這則故事寫出了王安石的大膽，也寫出了蘇東坡的幽默。
在這些對王安石的學問和文學略有調侃的笑話里，蘇東坡似乎總是王安石的冤家對頭。有的故事裏，另一位主角可能並不是蘇東坡，可是流傳着流傳着，就又變成了蘇東坡了——人們喜歡看蘇東坡抬王安石的槓。這首先當然是因為兩人在學術和文學上具有相當的地位，還因為兩人在政治上處於對立的立場。
關於王安石和他的新法和新黨，有一些意見和立場更為直接的政治笑話。蘇東坡也在裏面偶爾閃現。但蘇東坡是否真的因為政治的原因對王安石個人表現出敵意，這其實頗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笑話中的新法與新黨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羮污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指荊公父子也。（《山中一夕話》）
這個卦名令，見載於宋代《酒譜》。用兩個卦名來概述一個歷史事件——也就是「故事」。酒令中的「大有」「同人」「既濟」「未濟」「家人」「小過」「大畜」「小畜」都是《易經》中的卦名。前面的笑話里，蘇東坡通常會和王安石開一些無傷大雅的玩笑，氣氛輕鬆愉快，但這一則里，言辭與情緒都非常激烈。這件事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源頭，是宋代一部已經散佚的筆記《唾玉集》。但是，以蘇東坡的氣度，即使與王安石政見不同，也不像是一個會隨便詛咒王安石被斬首的人。更關鍵的是，歷史上的牛僧孺並沒有被斬，如果這樣行酒令，就不符合「故事」的要求了。所以即便真有此事，酒令中的「先斬」「後斬」也可能是在流傳過程中竄入的。至於用牛僧孺父子來比附王安石父子，更可能是事件記錄者自己的添油加醋——唐代的牛僧孺也是一名改革家，其身份角色確實與王安石有一些相似性。
因為這則笑話事實上損害了蘇東坡的形象，導致前人也有不少認為這則事跡是不可信的。如王世貞編次《調謔編》，記述蘇軾妙語，就未收錄此條。明沈長卿《沈氏日旦》卷三引述了這則笑話，之後說：「……蓋因牛字起見也。而說者附會蘇為荊公父子而發，倘荊公聞之，豈不切齒？……世間讎隙，皆惡口造言者所巧構也。」推斷此則必為好事者挑撥構陷而成。清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三談論此令，也批評說「太露」。筆記小說借東坡之名而寫作、托東坡之事而流傳的極多。這條笑話在明代以後的笑話集裏很少出現，恐怕不僅因為它可信度不高，也和其中「先斬大畜，後斬小畜」的刻薄言論難以為讀者接受有關。
不過，王安石畢竟是在北宋引起了政治風雲的人物，因此，流傳的笑話里，還是有不少針對他的新法和新黨的諷刺，比如下面這些：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某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王問：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欲預求墓誌，俟死而刻之也。又王雱死，有張安國被發借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某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嘲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山中一夕話》）
王荊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為壽。光祿卿鞏申不閒書，以大籠貯雀鴿，搢笏開籠，毎一鴿一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侯割股以獻者，時嘲之曰：虞侯為夫人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割股放生》，《古今譚概》容悅部）
這兩則都是諷刺當時人阿諛奉承王安石的醜態。前一則程、張事見載於《涑水記聞》，《割股放生》的故事本自《東軒筆錄》。從《宋史》中程師孟的傳記看來，他並不是沒有治理的才能，似乎不該逢迎拍馬到這種地步。但是司馬光記錄說這件事是從蘇兗處聽說，可能當時確有這樣的傳聞。
笑話中還有一些當時士大夫因為新法而與王安石抬槓的場景，例如下面這些：
王荊公初參政，視廟堂如無人，一旦行新法，怒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簡公同參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公默然。（《不讀書》，《古今譚概》塞語部）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一人獻策曰：決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介甫喜甚，沉思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適在坐，徐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介甫笑而止。（《貢父戲嘲決湖》，《山中一夕話》）
王荊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之。百官餞王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見其行榻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絕以寄之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車騎過江東。（《蝗蟲感德》，《古今譚概》微詞部）
這些段子都可以找到宋代的文獻出處。《不讀書》出自《邵氏聞見後錄》，《貢父戲嘲決湖》出自《涑水紀聞》，《蝗蟲感德》出自《詩林廣記》。這些故事在明代的流行，意味着在明代一般士人中間，對王安石新法的評價普遍是不高的。王安石變法過程中受到了非常多士大夫的反對，但是他始終堅持將新法推行下去，這就導致外界認為王安石的性情中有執拗和不肯變通的一面，因此王安石笑話也經常強調他偏狹的性格，例如下面這一則：
荊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姓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荊公在朝，日與人爭新法，既罷爭墩，亦其性也。（《古今譚概》苦海部）
事跡見於《萍洲可談》。這一則故事渲染了王安石不肯讓步的個性。錢鍾書《談藝錄》中提到王安石作詩喜歡模襲前人成句，標新立異（前文已舉王安石故意從「鳥鳴山更幽」翻出「一鳥不鳴山更幽」，反而導致「點金成鐵」，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時評論說：「公在朝爭法，在野爭墩，故翰墨間亦欲與古爭強梁，佔盡新詞妙句，不惜挪移采折」。所謂「在野爭墩」就是此事。《警世通言》中有小說《拗相公飲恨半山堂》，也是根據這種形象敷演而成。
王安石雕塑
王安石身後，新舊黨爭也沒有停止，崇寧年間再次推崇新法，這又導致明代的笑話書有了新的素材：
初，崇寧既建辟雍，詔以荊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創坐像未幾，其婿蔡卞方烜赫用事，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上。優人嘗因對御戲為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遜位。安石惶懼，拱手雲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安石配享》，《古今譚概》微詞部）
笑話講了這樣一個事件：王安石過世十數年後，在崇寧年間得以配享孔廟，王安石的女婿蔡卞請求將王安石的位置列在孟子之上，這引起了當時戲曲演員的諷刺。戲曲演員假扮了一出孔廟裏的「讓位大戰」：孟子、顏回紛紛謙讓於王安石，最後連孔子都打算讓位，這讓子路看不下去了，拖着公冶長就往外走，指責公冶長：你當了夫子的女婿，怎麼就不如王安石的女婿有本事呢？
關於王安石配享孔廟爭議，在南宋時已經有不少記載。這則笑話的文本，大致與南宋洪邁《夷堅支志》的記載相同，洪邁說因為這齣戲，蔡卞的主張最後沒能實行。但岳珂《桯史》認為該說法在細節上有誤，當時王安石的位置實際上已經超過了孟子。《黃氏日抄》則更進一步，說蔡卞試圖讓王安石超越顏子，乃至取代孔子。可見王安石配享孔廟一事，在他身後引起了極大的爭議，這則笑話就是爭議的餘波。
這些關於新法的笑話里，直接攻擊王安石的很少，故事裏醜陋得可笑的形象大都不是王安石，而是王安石的追隨者。王安石個人的形象雖然執拗，但算不上邪惡。這種對於王安石的看法，在北宋時期就已經確定。學者程顥認為「介甫性狠愎，眾人以為不可，則執之益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預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緩，委曲平章，尚有聽之之理，使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氏聞見錄》卷十五），這是說王安石執拗的個性，導致他被「小人」包圍了，小人的行事風格刻薄偏激，新法的偏差就無法得到合理的糾正，對社會造成了負面的影響。當時的人大多認為程顥此言是非常公允客觀的看法。
不拘小節：王安石的衛生習慣
有一類有點獨特的笑話，是關於王安石個人的較為滑稽的衛生習慣小故事，也被抄入了笑話集：
荊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荊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須，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游相須，曾經御覽。」荊公亦為之解頤。（《頌虱》，《遁齋閒覽》諧謔篇）
荊公夫人吳，性好潔，與公不合。公自江寧乞歸，私第有一官藤床，吳假用未還，官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公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又嘗為長女製衣贈甥，裂綺將成，忽有貓臥其旁。夫人將衣置浴室下，任其腐敗，終不與人。荊公終日不梳洗，蟣虱滿衣，當是月老錯配。（《潔疾》，《古今譚概》怪誕部）
王介甫面黃黑，問醫，醫曰：「此垢污，非疾也。」進澡豆，令王洗之，王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面黑》，《古今譚概》委蛻部）
以上三則笑話，以第一則在後來的笑話書中被引用最多，流傳最廣，《遁齋閒覽》諧謔篇、《山中一夕話》、《雪濤諧史》、《古今譚概》和《遣愁集》都登載了類似的內容。它還化為事典，被用在詩作里。南宋詩人劉克莊有一詠虱詩云：「嘴利鋒芒毒，形微膽智麤。近緣司諫領，遊戲相君須。」怕這個典故別人看不懂，還加了注說：「『屢游相須』用荊公事。」用來寫詩的工具書《韻府群玉》裏有「綠須虱」條目，《韻府拾遺》有「頌虱」條目，也都是這個典故。這則笑話里，王禹玉用一句話解開了王安石的尷尬，笑話里暗含着對機智與豁達的讚賞，表現出了士大夫們不拘小節的風度。在這一則故事裏，王安石雖然衛生習慣堪憂，形象基本還是正面的。
第二則笑話則是側重於士大夫的家事，展示了王安石夫妻間的生活場景。故事的主角是王安石的那位「相婆」，動作神態的描寫都生動形象，富有喜劇色彩，更不用說裏面還有一隻惹惱了「相婆」的萌貓，實在沒有不引人一笑的道理。
第三則笑話這個故事，在《東軒筆錄》裏的版本是呂惠卿說用芫荽（香菜）洗臉可以去黑，王安石說「天生黑於予，芫荽其如予何」——今天的美容小偏方則會說香菜含有感光素，大量食用會使人容易變黑，倘若如此，則幸好荊公沒有聽呂惠卿的話。這則笑話除了表現王安石的不愛乾淨之外，也突出了他的執拗。王安石在這裏說的話戲仿自《論語》「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似乎暗示王安石的自我期許是成為孔子一樣的人物。
關於王安石，之所以會有個人衛生習慣較差的印象，一方面是因為宋人的筆記里，確實有不少關於王安石衛生習慣的記載，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為《辨奸論》這篇古文名篇，塑造了一個「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的「反派」形象，被認為是針對王安石而作的。在信息傳播不甚發達的古代，可以想見，很多人會因為讀了《辨奸論》而好奇王安石是否真的是一個不愛乾淨的人。在這種好奇的驅使下，關於王安石衛生習慣的種種笑話大行其道，變得有聲有色，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笑話是怎麼被「轉發」的
士林笑話里的王安石總是與他的政治生涯難分難解，此是有關王安石的笑話的一大特色。這些笑話的故事在宋代的大多記載於筆記中，後來的各種記載里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筆記作者自己的「發明」。故事每被「轉發」一次，都會增加一些新的內容，代表了筆記作者自己的意見。這導致不同的記載，對於同一個故事，會作出大相逕庭的闡釋。
例如鞏申為王安石放生祝壽的故事，前人就有不同的解釋。比較早的《東軒筆錄》直接說鞏申是個「佞而好進」「趨附不已」的人。但是到了明代，這個故事作為笑話收入《古今譚概》時，多了一段馮夢龍的評論，認為鞏申這是在規勸、諷刺王安石，暗示他「作業太重，多多放生，或致冥祐」。可能是擔心這麼斷言，說服力不夠，馮夢龍就又舉例子說：「唐大理正成敬奇視姚崇疾，置生雀數頭，一一手執而放之曰：願令公速愈。姚相惡之。」認為鞏申是在模仿唐人，諷刺王安石。雖然馮夢龍也認為王安石的政治作為不可取，但經他的解釋，鞏申的動機竟然就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彎，從小人變成了君子，從佞臣變成了忠臣。其實依照《東軒筆錄》裏的記載，當時連販夫走卒都在王安石宅邸放生，作為追捧。將鞏申的行為解釋為故意效仿成敬奇，可能是不成立的。
再如《三鹿為犇》的故事，《遁齋閒覽》中說這個現象是王介發現的，而我們知道王介是可以與王安石相互嘲戲的朋友，這無傷大雅。在《後山談叢》裏，這個笑話就出自那個傳說經常當王安石面諷刺新法的劉攽之口，多了針砭時弊的意思，劉攽說「宜三牛為麤，三鹿為犇，苟難於遽改，令各權發遣」，《後山談叢》解釋說，這個「權發遣」，就是諷刺當時新黨為了推行新法，往往越級用人，資歷淺的新人也可以佔據重要位置。越級用人，在宋代的官職任命里就稱為「權發遣」。經這麼一解釋，幽默就變成了諷刺。
《桯史》在「轉發」這個故事時，情感基調又出現了異變：
「王荊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賾微窅，窮製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某義皆反之，何也？荊公無以答，迄不為變。黨伐之論於是浸開，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也。」
明代《山中一夕話》摘錄的笑話就是這個版本。這個版本認為，蘇東坡用「犇」「麤」兩字為難王安石，導致了王安石對蘇東坡有了怨懟，後來被貶也與此事有關。然而，考慮到王安石執政時期，曾經對導致烏台詩案的《錢塘集》視若無睹，所謂王安石和蘇軾的私人恩怨，可能只是外人臆想。加上對王安石的評價，在南宋經歷了一個急劇下降的過程，《桯史》中的記載恐怕不是事實。
笑話書的編寫者，能獲得如此豐富的王安石笑話素材，要歸功於宋人有意識的筆記寫作，使得大量的朝野趣聞在筆記中得以保存。這既和宋朝興盛的士林文化有關，也和宋人的「笑話意識」分不開。《群居解頤》、《善謔集》、《開顏錄》、《絕倒錄》、《漫笑錄》、《諧史》、《拊掌錄》這些專門笑話集都湧現於宋。還有一些文集語錄為笑話特別設立篇目，范正敏《遁齋閒覽》中的《諧噱》篇，以及羅燁《醉翁談錄》中的《嘲戲綺語》篇就屬於這種情形。這些笑話集因為明代《說郛》的再次轉載，保留了下來。除此之外，還有《路氏笑林》、《戲語集說》、《滑稽集》、《林下笑談》、《悅神集》、《談諧錄》等，大都散佚，僅見於著錄。
對這些趣聞的「轉發」，必然會導致故事在流傳中發生一些變化，尤其是那些與政治有關的笑話。但是，這些「轉發」也促進了故事的保存。倘若不是因為古人保存這些趣聞的熱情，這許多朝野趣聞或許就會散佚得不見蹤影。隨着時過境遷，笑話的政治意義變得不再重要，更能打動人的，還是故事裏那些閃爍着學識和機智的光芒的言辭記錄，富有喜劇色彩的人物形象。王安石有詩讚孟子，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
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這或許也可以用來形容笑話中的王安石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