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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卞仲耘之死(附:王友琴評宋彬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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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毛澤東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央文革小組」開始直接領導文革。第一個重要行動就是把所有學校的「工作組」全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組」控制學校的時候,卞仲耘已經被劃成「四類」,已經在工作組主持的群眾大會上被罵被打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既然這還被毛澤東叫做「冷冷清清」,那麼,只有發動學生把校長老師打成殘廢或者打死,才是不「冷冷清清」,才能使他滿意了。毛澤東的意向表達得非常清楚:他要把前一階段已經開始的相當殘酷的「鬥爭」再次升級。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人前往北京大學,宣佈北大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更進一層,8月5日,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正式發文「撤銷」劉少奇簽發的關於北京大學制止「亂鬥」的文件。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熱烈支持」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北京大學附中是北京最早開始使用暴力攻擊的中學。通過一連串的措施,對校園暴力的限制被統統撤銷了。

1966年7月31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紅衛兵掌管學校。各校的學生開始免費乘車互相訪問,當時稱作「革命串連」。學校里首先發生的一個大變化,是校園裏果樹首先遭殃,蘋果和梨那時還是青的,都紅衛兵摘掉吃了,枝頭的青柿子苦澀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園裏充滿破壞和惡毒的心理氣氛。

紅衛兵的組織綱領是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即根據家庭地位來確定年輕人的地位。在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期建立的「文革委員會」就是由學校的最高級幹部子女組成的。現在,根據新的「對聯」理論,這些人又理所當然地成為紅衛兵的負責人,以及新的「文革籌委會」的負責人。他們獲得了三項巨大的特權:一是可以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當作「混蛋」來「鬥爭」,二是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鬥爭」校長和教員,三是可以運用暴力攻擊同學和老師。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4日,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在一些班裏鬥爭了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在初二(四)班開「鬥爭會」的時候,教室牆上貼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標語。這個班有45名學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學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長繩繞過她們的脖子把她們拴在一起,其餘「家庭出身不好不壞」的學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繩子拴着的學生被強迫逐個「交代」「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父母的「罪行」,結束的時候,還必須連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同一天下午,一些紅衛兵喊着「黑幫,不許動」,氣勢洶洶地闖進了幾位學校負責人集中在那裏的一間辦公室。他們有的拿着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有的拿着皮帶,狠狠地抽打了他們,他們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回到家裏,對丈夫說,打死一個象她那樣的人,「就象打死一條狗」,她已經知道大禍臨頭,但是毫無辦法。第二天她還是去了學校。事實上,這時候的北京,沒有地方可以躲藏,也無處可逃,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8月5日上午,胡志濤副校長一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負責人,告訴他,他們在中學裏人身安全已經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幫助。但是,給她到的回答是「你回學校去吧。」胡志濤在失望中回到師大女附中。當天下午,她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傷。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幾個小時裏,當她遭到這樣殘酷的毆打和折磨的時候,她想了些什麼。雖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圍,她死在絕對的孤獨之中。當她被打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出來制止暴行。當她快要死去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在身邊表示同情。她從來沒有與這些打死她的人為敵,但是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在打她的時候毫不猶豫,在她被打死後也沒有覺得任何後悔或羞愧。她孤立無援地死在學生的亂棒之下。從一個活人的世界上,她被無情無義地背叛了、拋棄了、犧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無論從處死的方式上,還是從處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絕對殘酷。她的丈夫王晶堯,拿着醫生在紅衛兵虎視眈眈下寫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明,將卞仲耘的屍體送去了東郊火葬場。她在那裏被火化。

四、一個人的命運成為很多人的命運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後,當天晚上,師大女附中「文革籌委會」和紅衛兵的負責人宋彬彬等,來到北京飯店,他們立即見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她們向吳德報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據說,吳德告訴她們,人死了就死了,不要外傳。這是北京第一次發生的紅衛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所以,吳德應該會將這一事件立即報告給他的上級,即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在最高權力圈中,毛澤東、江青或者周恩來等人,一定會對這一死亡有所評論,或者,也可能聽到之後什麼都沒說,不說什麼也是一種表態。然而,關於卞仲耘的死,吳德怎麼報告、上面如何回應,至今沒有知情人說出任何有關情況。無人說出的原因之一,顯然是因為說出這些情況會暴露文革領導人的殘忍。但即使不在黨內上層,從社會上看去,文革領導人的意向實際上也清清楚楚。卞仲耘被打死之後,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室和周恩來總理辦公室,都有幹部來到學校,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談話,告訴他「要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其實意思是說,不准抗議、不准表示不滿、不准追查事情經過。卞仲耘的死亡,絲毫沒有使得文革的領導人覺得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們用了熱情的詞語和熱烈的行動來支持發動紅衛兵運動,把校園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後,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以後還有7次)。8月18日大會是一個花費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力財力舉行的、全面發動和支持紅衛兵運動的大會。這一百萬人的大會通過廣播和電視向全國實況轉播,同時製成新聞記錄電影,在全國各地放映。這次大會把紅衛兵運動推向了最高潮。手持紅色塑料皮《毛主席語錄》的百萬紅衛兵,高喊着「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走過天安門廣場。一些紅衛兵的領導人則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剛成為第二號人物的林彪、以及總理周恩來等握手交談。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彭小蒙,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紅衛兵發表講話。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把一隻紅衛兵的袖章套在毛澤東的手臂上。袖章上印有的「紅衛兵」三個毛筆字,是這個中學的紅衛兵從毛給以前發表的手跡中找出來湊到一起的。宋給毛戴袖章的照片廣泛發行,也在電影記錄片裡被作了突出報道。《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立即發表了獻袖章時毛澤東與宋彬彬的談話:毛問宋彬彬叫什麼名字,當他聽說是「文質彬彬」的「彬彬」時,毛澤東說:「要武嘛。」

由於這段對話,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在8月18日的大會上,也首次公開了最高權力圈子的變動,劉少奇和鄧小平從原來的第二、第七號人物,變為第八、第六號人物,宋彬彬的父親宋任窮,則被提升為中共「政治局」的候補委員。

在8月18日大會上,在天安門城樓上最為矚目的兩個紅衛兵宋彬彬和彭小蒙,一個來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師大女附中,一個來自北京最早開始用暴力毆打折磨老師和同學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在1966年7月26日晚上的北京大學的萬人大會的主席台上,在江青等人的面前,彭小蒙用她腰間的銅頭皮帶打了剛失勢的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所說的「要武嘛」,意義和影響就絕不僅僅是關於一個人的名字的評論。在8月18日大會後大規模升級。校園暴力和殺戮全面展開。中學校長卞仲耘遭受的災禍,變成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運。根據筆者所作的一項調查,在調查所及的115所學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學,有北京和外省的學校,有城市學校和鄉村學校,所有這些學校在文革中全部都發生了紅衛兵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無一例外。在這些學校中,在1966年夏天被紅衛兵殺害的教職員工,有: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師陳葆昆,北京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北京第八中學負責人華錦,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語文教師靳正宇和學校負責人姜培良,北京第52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北京西城區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邵慶玉,北京第六中學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生物教員喻瑞芬,北京景山中學的工友李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的一名女語文老師(名字中有一「嫻」字。),北京宣武區白紙坊中學(現名138中學)負責人張冰潔,,北京第二十五中學的語文老師陳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經被忘卻的工友,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楊俊老師,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負責人梁光琪,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吳興華,上海同濟中學老師林修權,廈門第八中學物理教師黃組彬,廣州第十七中學總務主任龐乘風,南京第二中學歷史教師朱慶頤,南京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李敬儀與其丈夫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學語文教員王冷和王伯恭,西安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這個名單中未包括被毒打和侮辱後自殺的人。

1966年的夏天,全中國的學校變成了刑訊室、監獄,甚至殺人場。大批老師被迫害致死。有人說,在文革中受迫害最深最嚴重的一種人,是中學老師。這是符合事實的。他們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遭受了侮辱、毆打和折磨,有的象卞仲耘一樣被打死,有的留下終身殘疾,有的在飽受摧殘後自戕。殺害這一批教育工作者的,是他們的學生。學生當中,當時高二和高三的學生年滿18歲,其他四個年級的中學生還是未成年人。小學老師也被打死,而小學裏年紀最大的學生只有13歲。文革領導人發動鼓勵中學生甚至小學生打人殺人,鼓勵他們變成殺人兇手,這不但殘忍,而且邪惡。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RFA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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