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說，即使把陳小魯道歉得到社會歡迎看做是一次「機會」，也不是不可以跟進。但不能說「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應該說「為此前一再錯過道歉而道歉」，尤其要為2007年那一舉動而道歉。1966和2007，這兩個鮮紅的記憶對人刺激太深，人們當時難以在紙媒上公開表達憤怒，今天群起質疑，只不過是壓抑已久的反彈，宋彬彬及其團隊應該有所預料？我為宋彬彬錯過真正屬於她的機會可惜，也為她的團隊能這樣抓住「機會」--按說智商不低，卻如此低估1966、2007積壓的民間憤懣而遺憾。
還有一些地方也同樣令人不適，舉例而言有其三：
一，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誰？這一要害她和她的團隊還是在迴避。就目前所知的情況看，我相信宋彬彬並不是直接殺人犯，但以她當時擔任的校文革職務，事發後曾專門為此向北京市委匯報，2002年起她和她的同伴還專此回國調查，已經查明並說出兇手所在的年級、甚至班級，不可能不知道直接肇事者是誰。要說她們對此事負有「領導責任」，這一責任就是儘快將真相公佈於人，不能再拖了。48年來，她和她的同伴始終在迴避，直至此次「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還是不說，這就難怪人們評論這一次不是「道歉」，而是給宋彬彬個人洗刷。究竟有何難言之隱？人們始終在猜疑，網絡上出現了不止一個被猜疑者的名字，如果這些同學是被無端猜疑，她們也是受害者；如果她們確有其事，則應該有勇氣指認。不說清真相，不僅是對苦主欠缺誠意，也是對無辜被牽連者不負責任。可以為自己洗刷，但也應該為無辜被牽連者辯誣，最有說服力的洗刷與辯誣只有一途：直面事實，說清真相。總不能只有受害者，沒有施害者？至於施害者當時是否到追究法律刑責的年齡，那是另一回事。
我完全贊成徐友漁要求「國家道歉」，但也注意到宋彬彬團隊立刻抓住這一正當呼聲，來為她們自己的責任開脫。須知「國家道歉」與追問兇手並不矛盾，兩者不能相互掩蓋與抵消。這在戰後以色列人全球追尋納粹兇手、德國政府開庭審判柏林圍牆士兵開槍案，都有前例可循。而在今日大陸，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卻是先有「民間追兇」，而「國家道歉」卻遲遲未現，前者對後者呈倒逼態勢，尚未知何日能實現。這也是當下中國的特殊國情，不應如此，卻已然如此。我們當然不能放鬆對「國家道歉」的呼籲，但並無理由以此呼籲來轉移甚至抵消民間追究命案真相的正當申訴。即使將來有一天實現了轉型正義，人們終於看到什麼叫「落實政策」，什麼是「國家道歉」，魚目不能混珠，但致死人命的真相、兇犯還是要追問，也一定會追問。現在人人都會說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這也是一個很可能魚目混珠的問題。要害是看誰在說：如果是受害者說，那確實是寬恕，是容忍；如果是施害者說，那就不是寬恕，而是借寬恕而為兇手避罪，是殘忍。寬恕與避罪，容忍與殘忍，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南非曼德拉與圖圖大主教設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真相」置於「和解」前，沒有真相，談何和解？
二，「沒有保護好校領導」？這句話可以從宋彬彬當時擔任校文革副主任這一角度得到部分解釋，但也激起人們反感，實屬不當。這是上級對下級說的官話，不宜在這種場合說，更不能以學生身份說。也許她是習焉不察，我周圍的老師、學生則普遍感覺刺目，相當不滿。正常校園內是老師保護學生，只有文革反常，才會出現這樣的顛倒：特殊學生手掌權柄，老師乃至「校領導」匍匐其下，需其「保護」。這件事的本質是學生打老師致死--踐踏千古文明底線，而不是官僚科層制的責任倫理--「領導」要「保護好被領導」。宋彬彬如果對當年有足夠反思，應該從學生對老師的謙卑角度說，而不是從「領導保護被領導」的居高臨下角度說。實在要說，首先應該對1966年8月自己作為一個學生怎麼會對「校領導」有「保護」之責，心存羞愧，而不能順着這一「領導之責」向下說。這樣居高臨下的口氣，她恐怕都已經無意識了，但人們聯繫2007年那一幕，卻多少聽出那一代人從歷史深處飄過來的紅色優越感，餘音裊裊，五十年未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