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第三帝國三部曲，很有感觸。
看完後得出一個結論，當時的德國之所以拋棄了民主的魏瑪政府，與一戰後惡劣的外部環境密切相關。英法逼迫德國簽下的《凡爾賽條約》內容過於苛刻，疊加30年代的經濟危機，讓魏瑪政府幾乎無法生存，在極度的困窘下德國人擁抱了渴望打破現狀，不惜進行軍事擴張的納粹。
《凡爾賽條約》簽訂後的72年，西方陣營再次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那就是在俄羅斯轉型的關鍵時期沒有給予充分的援助，直接導致俄羅斯轉型失敗，民眾重新擁抱威權主義，考慮當時各國的形勢，第二次錯誤比第一次錯誤更加不可饒恕。
第一個錯誤是一戰後對德國的處置。《凡爾賽條約》不僅要求德國割地，還要求德國賠償1320億金馬克，以黃金、商品、艦船、股票的形式支付，為保證條約的執行，萊茵蘭及萊茵河以東橋頭堡將由協約國軍隊佔領，為期十五年。
在《凡爾賽條約》的框架下，德國失去了2.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700萬的人口，德國軍隊也被限制在10萬人以下。
領土的喪失讓主導魏瑪政府的社民黨一開始就陷入了「賣國賊」的困境，而巨額的賠款則讓新政府陷入了財政崩潰的境地，政府不得不濫發貨幣以至於物價飛漲。
1918年戰爭剛結束時，1美元可以兌換47馬克，到1922年年底1美元已經可以兌換7000馬克，到1923年7月，1美元已經相當於35萬馬克。
在通脹最劇烈的時期，一件商品在同一天內的上下午價格就會發生劇烈波動，比如一杯咖啡價格是5000馬克，一小時後起身結賬，價格已經變為8000馬克。在當時，常見的景象是人們剛領取工資就飛奔向商店，將所有貨幣兌換為實物，以儘量降低惡性通脹的影響。當時普通家庭90%的收入都用來購買商品。
從1918年到1933年，德國的物價高達戰前水平的10000億倍，蕭條程度前所未有，相比之下，其他戰敗國的情況要輕微得多，奧地利的通脹水平是戰前的14000倍，新生國家波蘭是250萬倍，而蘇俄是40億倍，情況都好於德國。
在戰前，德國是歐洲相對富裕的國家，但在戰後，德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幾乎成為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除了通脹，德國的工業產量還迅速下滑，按照《條約》，德國發達的工業區洛林和西里西亞已經被割讓，導致1919年德國的工業產量只相當於戰前的42%，糧食產量下降了50%，企業陷入崩潰，政府拿不到稅收。到大蕭條期間，德法的失業人數已經達到600萬，算上他們的親屬一共1300萬，達到德國人口的1/5。
惡性通脹和稅源減少讓魏瑪政府不得不削減開支，這直接導致公務員、退伍軍人對政府不滿。比如1923-1924年，一年內82萬公務員中就有13.5萬人被裁員。剩下的人也遭遇減薪，幅度在19%-23%。
更糟的是，魏瑪政府無力支付軍人的退伍金，戰後大量前線軍人回到後方，他們大都身有殘疾，需要政府供養，但崩潰的財政讓政府無力支付福利，魏瑪政府只能不斷縮小福利發放的範圍，制定更加苛刻的條件，並想方設法拖欠福利發放，這讓龐大的退伍軍人群體完全站到了政府的對立面。
可以說，在20-30年代，整個德國幾乎沒有一個階層對現狀滿意，他們對魏瑪政府充滿了仇恨，進而開始抱怨民主制度，由於戰前的水平遠高於戰後，他們開始懷念君主制度和軍國主義，並認為是共產主義者和猶太人的背刺才讓德國輸掉了戰爭，他們希望有一個領袖能重新讓德國獲得尊嚴，這是納粹崛起的民意土壤。
現在會有學者分析魏瑪德國出現民主倒退是因為魏瑪的民主制度不成熟或者民眾仍缺乏民主文化，但更根本的原因是當時的經濟狀況讓德國民眾完全喪失了信心，沒有人能在餓肚子的情況下保持理智。
一戰後協約國對德國的處置一開始就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伏筆。
也正因為一戰的教訓，在二戰德國失敗後，美國沒有急於讓德國繳納賠款，而是施行了馬歇爾計劃，幫助德國恢復工業，在蘇聯圍困柏林期間，美國更是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柏林空運」，以保障柏林市民的基本生活，這次空運讓德國人對盟軍充滿信心，並願意接受與盟軍和解的民主政府。蘇聯這一共同敵人也幫助西德融入了西方陣營。
在美國幫助下，二戰結束十年後，德國經濟已經基本恢復，並在60年代實現了經濟騰飛，1960年經濟增長更是高達8.8%，生活水平遠超戰前，成為了最受矚目的經濟體。在融入西方後過得更好，讓德國人開始完全接受民主制度和自由主義。
實際上，今天德國採取的政治制度，包括議會制、比例代表制、州為行政單位，與魏瑪共和國別無二致，今天德國的國旗也是魏瑪的旗幟，為什麼同樣的制度在兩個時間段的評價截然不同，根本原因就是所處的外部環境，尤其是經濟環境不同。魏瑪時期德國遭遇的困境已經無法用強調法治和程序的民主制度解決，德國除了擁抱軍國主義，似乎也沒有第二個選項。
遺憾的是，即使有一戰後的教訓和二戰後的經驗，在1991年蘇聯解體時西方陣營卻再次妄自尊大，沒有趁勢徹底解決俄羅斯問題。
作為一個完全實行列寧主義和計劃經濟的國家，俄羅斯的轉型難度遠大於其他東歐國家，俄羅斯要想轉型成功需要外界的支持。但在轉型的關鍵時期，西方既沒有給俄羅斯足夠的援助，也沒有深度介入俄羅斯的轉型進程，反而縱容俄羅斯的資本外逃，導致俄羅斯的金融系統趨於崩潰。
1991-1995年，俄羅斯的GDP下降了42%，工業產值下降了46%，投資下降了66%，和1990年對比，居民消費價格上漲了3668倍。因為經濟全面崩潰，俄羅斯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在去除通脹因素後，1995年俄羅斯人的收入僅相當於1990年的48%，人均壽命也下降了8歲，其中男性不足60歲。
與一戰後的德國一樣，經濟狀況的急劇惡化讓俄羅斯政府的財政枯竭，很快無法維護蘇聯時期的公共服務，這導致俄羅斯治安惡化，醫療、教育、公共交通趨於癱瘓，這是俄羅斯人人均壽命下降的根本原因。
除了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俄羅斯的轉型過程完全被蘇聯的官僚主導，他們化公為私，用不正當的手段迅速侵吞國家資產，到1997年，俄羅斯7個最大的寡頭掌握了50%的俄羅斯經濟產值，他們在獲得錢財後又將財富轉移到歐美，這直接導致俄羅斯財產的流失。
也正是因為轉型後的混亂，俄羅斯人談「改革」色變，對於市場經濟也敬而遠之，他們也不信任民主制度，而是希望一個強人出來帶領俄羅斯走出困境。
在俄羅斯人看來，俄羅斯人遵照了西方的意願，希望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中找到角色，但最終西方沒有接納他們，他們得不到西方的援助，還喪失了過去的一切，成為了失敗國家，這種怨恨情緒是俄羅斯挑釁國際秩序的根源。
現在的全球化秩序，俄羅斯人所獲甚少，對他們來說，沒有比現在更差的情況，既然本就一無所有，不如進行軍事冒險。
蘇聯解體後，西方陣營志得意滿，福山甚至說出了「歷史的終結」，這讓整個西方沒有意識到現實的嚴峻性，沒有在最好的時機解決二戰遺留問題。西方在90年代的失誤直接導致了2020年代的困局。
相對而言，1991年西方的失誤甚至比1918年更不可饒恕，1918年，英法等國也損失慘重，沒有餘力顧及德國，美國還不是首屈一指的世界霸主，仍是強國之一，也沒有義務深度介入歐陸事務。
而1991年，美國國力達到鼎盛，西方陣營無論是經濟、財政、軍事都是絕對優勢的狀態，但他們依然沒有對俄羅斯的情況做出正確回應。
一個國家處在轉型階段時是最為脆弱的，那時舊制度已經崩潰，新制度還未建立，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幾乎不可能順利轉型。
人們對民主制度的信心取決於他們的生活狀態是否改善，或者至少保持穩定，如果連基本的溫飽和安全都不能保證，則民主帶來的自由一文不值。即使美國這樣民主傳統深厚的國家，在大蕭條時期也會出現羅斯福這樣，獨掌乾坤的強人總統，更何況那些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呢？
這其中也揭示出西方民主國家的弱點，外交是一門需要專業知識的學科，只有精英才有能力站在國家的角度去考慮，而民眾只會在乎短暫的經濟利益，他們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去思考長期問題。但在普選制下，民眾對外交政策又是具有巨大影響的。
比如30年代，出於理性英法早應遏制羽翼未豐的納粹，但民眾因為極度厭戰，英法採取了綏靖政策，直到德國狼子野心完全暴露民眾才支持開戰，但那時付出的代價要多十幾倍。
1991年也是如此，西方民眾只會在乎眼前的福利，不會去思考重大問題，直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歐洲人才如夢初醒，但即使如此，也不足以讓歐美改變，承平日久，民眾厭惡戰爭，不願意為支持烏克蘭而犧牲福利，除非俄羅斯正式進攻北約成員國，否則西方陣營都不會真正予以反應，這種短視是實行普選制度的西方國家難以克服的弱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