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以來，習近平不斷扶持親信的同時，還以反腐之名，將政治對手派系人馬清洗乾淨，鄧小平之後中共形成的集體領導格局也在習近平手上被終結，一個極其明確的信號是，依託《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習近平要求包括常委在內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每年向黨中央和其本人書面述職，習近平不僅認真審閱述職報告，還會給每名委員親自點評，工作乾的到位與否，思想作風是否做到了絕對忠誠，全憑習近平一句話。
政治局委每年要向習近平述職本身就意味着習近平架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也背離鄧小平設計的防止權力高度集中的「集體領導」潛規則。
第七條，鉗制言論，製造恐怖，讓十多億人莫談國事，讓1億黨員不敢妄議。
「不使用網號、網證也可正常上網」，一個「也」似乎意味着公安部、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聯合強勢推出的《國家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在遭遇公眾抵制後開始有限妥協了。
不過，對於持這種看法的聲音，我還是覺得過於樂觀了，要知道，自從2015年12月，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提出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要堅持依法治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之後，從此，中國人民的互聯網防火牆就越築越高，對公眾言論的鉗制就越來越恐怖，稍有不慎輕則封號約談拘留，重則判刑，互聯網上近乎到了「道路以目」的地步。
曾在北美訪學，現已回到北京的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針對習近平新時代即將推行的網號網證制度就曾直言不諱地批評稱，此舉是給每個網民安上的監視器，所有網上的痕跡（包括瀏覽痕跡）都可一網打盡打盡地輕易加以收集。
勞東燕直言，在網絡實名制推行12年之後，超過十億的網民都已經在各個網絡信息服務提供者處留下認證所需的個人信息，在這種情況下推行網號與網證制度還有多少現實的意義？當初推行網絡實名制，就是以保護普通公眾的名義推出，保護的效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這意味着，《辦法》的推行與網絡實名制一樣，真正的目的是管控人們在網絡上的行為，所謂保護個人信息云云不過是虛晃一槍，至少不是主要的目的所在。
確實，如今已經全面掌控中國人上網路徑的網信辦就是習近平小組治國的重要成果之一，2014年2月，作為「小組治國」頂層設計之一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習近平親自擔任組長，當時僅有四個中央領導小組由習近平直接坐鎮，這意味着網絡治理是習近平任上的優先事項。在同一年，國家網信辦也重整架構，與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中央網信辦」）兩塊牌子、一個機構。國務院和黨中央兩個「網信辦」黨政合一，魯煒的上司由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變成習近平，對互聯網的掌控權力更進一步。2018年，中央網信領導小組制度化為中央網信委員會，也意味着其政治地位更上一級。
2018年黨政機構改革後，網信辦明確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序列，而31個省份，以及市、縣一級也逐漸成立網信辦，作為辦事機構設在各級黨委下，一支由中央滲透到地方的互聯網治理隊伍由此建立。
2014年中央網信辦成立後，接連發佈「微信十條」、「賬號十條」、「約談十條」等文件，對互聯網內容進行了事無巨細的審查。比如，網信辦就「傳播淫穢色情信息」多次約談過網易、新浪、騰訊等互聯網平台企業；認定「城市媳婦回鄉過年不能上桌吃飯怒掀桌子」等消息為謠言並處罰了一批網站；規定網民如何取名（比如不能用「人民曰報」作為名稱）；牽頭工商局、衛計委成立聯合調查組進駐百度，調查「魏則西事件」；下架涉及暴力的APP；表態要整治飯圈「亂象」。政治敏感信息也在網信辦的重點審查之列，2016年2月，網信辦關閉了任志強的微博賬號，此前他因為質疑「黨媒姓黨」而被官方媒體批駁「妄議中央」。
支撐網信辦龐大審查工作量的，是同樣龐大的官僚系統，除了在省、市成立中央網信辦的分支部門，中央網信辦的人力也日漸增加，除了「網絡評論工作局」、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等部門，還有「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互聯網輿情中心」等直屬網信辦的事業單位。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人的言論自由倒退到什麼地步了？最近一個例子是，南京體育學院的一個老師，被人挖出兩年前在微博上說「想念除中國大陸之外的任何地方」，說「印尼的星巴克杯子都比中國內地的好看」，說「喜歡日本」，就因為這個，他被學校以「發表不當言論」的名義停職了。
因言獲罪門檻已經低到沒有門檻的習近平新時代，在打擊針對習近平本人的「不當言論」方面更是立下汗馬功勞。2017年6月30日，湖南張家界網民敬迎軍，在微信群「雙溪橋96屆同學群」發言稱「釋放劉xiao波，習包子還能安心訪港？」被張家界市公安局永定分局公佈認定為「侮辱黨和國家領導人」，是「習包子」三個字有據可查的第一次被官方認定為就是習近平外號，侮辱習包子就是侮辱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敬迎軍也因為一句習包子被「處以行政拘留七天」。
這還不算是最荒誕的，浙江海寧市司法局2019年3月20日下發通報文件稱，浙江康恆律師事務所律師竺修遠雖然沒有利用推特直接發佈「侮辱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有害信息」，但他對多條「侮辱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有害信息」點了「喜歡」(點讚)，被認為觸犯了「律師應該把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法治作為從業的基本要求」的行為規範。
2021年1月29號的一份判決書顯示，大連市民盛中華因為在推特上轉發100多條「侮辱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推文，被以尋釁滋事的罪名判刑10個月。
中國裁判文書網刊登一份法律文件顯示，天津市南開區法院的判決書，指天津公民金壽魁因登錄網易網站瀏覽新聞，「跟帖發佈辱罵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言論」於2019年9月28日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2020年5月20日法院認定金壽魁「利用網絡辱罵他人，損害國家形象，嚴重危害國家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尋釁滋事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九個月。
2020年12月28日，上海浦東新區法院開庭審理因言獲罪的張展「尋滋」案。法庭在草草聽取公訴人對張展透過微博、微信和Youtube發表所謂「有問題的言論」的指控後，在既沒有列舉文章或文字，也沒有播放視頻的情況下，當庭判處以沉默抗議的張展有期徒刑4年，刑期至2024年5月14日。
據維權網報道，比較典型的「被尋滋」案有北京作家和編劇、網絡寫手「肥豬滿圈老李」李貴寶，他因發文章被海淀法院判刑1年，2020年12月24日被收押。
另一起典型的「尋滋」案例是天津軟件工程師周紹卿因在推特上發文點讚竟被判刑9個月。周紹卿因點讚和發推120餘條，2020年3月13日被刑拘，8月17日批捕。周紹卿曾被誣陷為精神病人，但法院又稱他有完全責任能力將他判刑9個月，刑期至12月11日。
河南許昌電氣職業技術學院高級講師文長安被指因2018年11月至2019年8月在推特大量轉載並評論發佈「污衊、辱罵國家領導人、中國共產黨及攻擊中國政治體制」等推文1500餘條，2020年8月4日被逮捕，10月14日被判刑一年，罪名是「尋釁滋事」。
45歲的湖北荊門人權活動人士劉艷麗2020年4月24日被以「尋釁滋事」判刑4年。判決書稱，劉艷麗的網上言論攻擊、侮辱黨和國家領導人，有損政府形象。劉艷麗的親屬和辯護律師表示，案件涉及的都是網上發表或轉發的言論，純屬應受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範疇，不構成犯罪。
一些人即使身在國外，因發佈被當局認為「有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言論也會被威脅、騷擾、判刑，甚至累及國內的家人。
一名20歲名叫羅岱青(譯音)(Luo Daiqing)的留學生因2018到2019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就讀期間發推諷刺 中共領導人，「產生了負面的社會影響」，去年7月放假返回武漢後被捕，11月被「尋滋」判刑6個月。
除了這些被抓的普通人，前文提及的任志強因為發佈「討習檄文」，諷刺習近平是「剝光了衣服堅持當皇帝的小丑」被重判18年。勞東燕的清華同事許章潤，因發表文章《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論》等批評習近平文章，2020年7月6日，他被警方以嫖娼為由從北京寓所帶走，7月15日，清華大學以許章潤嫖娼受到公安行政處罰以及2018年7月起多次發表文章違反「新時代高校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有關規定為由，將許章潤開除。8月19日收到清華大學之《失業人員告知書》，正式被校方解僱。
加強鉗制十多億人言論的同時，在習近平治下，「妄議中央」也成為1億黨員不可觸碰的紅線。按照中共敘事，妄議中央，是指黨員幹部不按照正確程序和渠道，對黨的方針政策妄加議論和批評。有的人對黨中央的大政方針說三道四，甚至在網絡社交媒體上大放厥詞、肆無忌憚，是不正確、不合規、不負責的行為，容易導致黨內紀律鬆弛、人心渙散，阻礙政令暢通，久而久之還會嚴重毒化政治生態，妨礙干擾中央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
明眼人都清楚，所謂的「中央」，其實就是「習近平」，妄議中央就是妄議習近平。可以預見，網證網號實行之後，中國人的言論空間會進一步萎縮，憲法35條繼續成為擺設。
第八條，隱瞞疫情真相，導致新冠全球蔓延，中國人遭受三年封控。
在中共的歷史敘事中，建政前、建政後，文革前、文革後，改開前、改開後，是已經形成歷史定論的劃代節點，到了習近平新時代，無論是中共的官方敘事還是民間的日常閒談中，又悄然增添了「疫情前、疫情後」的新節點。憑此一點，就能看出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三年防疫革命運動」對中國人的戕害之深。
其實，關於隱瞞疫情真相導致新冠全球蔓延這條習近平重大罪狀，原本不需要我在這裏繼續贅述，疫情初期任志強寫下的《剝光衣服堅持當皇帝的小丑》一文，已經將這個事情闡述明白了。
在這篇導致任志強被重判18年的文章中，任志強寫道，網上許多人在用各種方式吹噓和吹捧這次大會的偉大意義，並且格外的強調這次會議中最重要的黨的主席的長篇講話，是一個鼓舞人心、英明正確的戰略部署，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號召用舉國體制的力量，應對大考，戰勝疫情，並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勝利。「體現了」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正確的，「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都在為偉大領袖的講話而歡呼雀躍，似乎中國又進入了那個曾經偉大的大躍進時代，又進入了四處紅旗飄舞，高舉紅寶書，三呼領袖「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時代。更有許多人從各個角度解釋自己從2月23日講話中發現的精華，以為中國又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我也好奇並認真的學習了這篇講話，但我從中看到的卻與各種新聞媒體和網絡上報道的「偉大」完全相反。那裏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儘管高舉一塊又一塊的遮羞布試圖掩蓋自己根本就沒穿衣服的現實，但絲毫也不掩飾自己要堅決當皇帝的野心，和誰不讓我當皇帝，就讓你滅亡的決心！
不止任志強，之前我也曾經多次說過，三年疫情期間是我評論寫作的最高峰，也是我被網信辦刪帖封號約談，被民警騷擾問詢，到最終一紙指令將我在微博、今日頭條、百度、網易、搜狐、知乎、抖音、快手、嗶哩嗶哩等幾乎所有中國互聯網開放平台徹底封殺的重要原因。
確實，限於中共言論審核和管制，我在所有評論中都沒有直接寫過一次「習近平」三個字，但每一篇評論落筆的批評對象從來沒有第二個人，中國三年封控防疫製造的人為悲劇，責任人有也且只能是一個人，那就是習近平本人。
紐約時報「新新世界」專欄作家袁莉在《「清零」三年：中國人的集體創傷和一個永不會道歉的政府》寫道，自從全國各地罕見地爆發了抗議活動、政府於上周突然放棄嚴厲的「新冠清零」政策以來，許多中國老百姓已接受了新生活。他們一直渴望重新獲得一些基本權利，儘管這意味着新冠病毒目前正在迅速傳播。
但在寬慰之下是一種集體的、難以治癒的深深創傷。被悲傷、焦慮和抑鬱籠罩着的人民想對國家出了什麼問題算一個總帳。一些人現在甚至近乎異想天開地認為，政府應該承認嚴厲的清零政策是個嚴重的錯誤，並應該為政策造成的傷害道歉。
習近平主導的「清零運動」到底導致了多少生命悲劇，在我的記憶中早就變得模糊。被徵用為2019冠狀病毒病集中隔離點，事發時有集中隔離觀察人員58人的泉州欣佳酒店，2020年3月7日倒塌事故，共造成29人死亡，42人受傷；2022年9月18日凌晨2時40分，政府強制轉運貴陽市涉疫人員隔離的車輛在貴州省黔南州三荔高速（貴陽往荔波方向）發生側翻事故，造成27人身亡，20人受傷；2022年11月24日19時49分，烏魯木齊市天山區吉祥苑小區發生火災，造成10人死亡，9人受傷。
網絡上的中國民眾認為，2019冠狀病毒病封控措施阻礙了救援，居民無法逃生。此火災在中國大陸引發爭議，並成為白紙運動的導火索，最終推動了官方在12月7日發佈新十條終結清零政策。
時至今日，中國人走出疫情陰霾不過一年半時間，除了留下一句「疫情前」，仿若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第九條，樓市爛尾，股市爛尾，金融爛尾，以合法手段攫取百姓財富，讓全民走向共同貧窮。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發表題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主題報告，提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
在最高領袖親自為樓市指明方向之後，面對2017年初中國大陸樓市北京、廣州、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廈門房價出現15%以上的增長，住建部部長陳政高也在2017年2月23日重申了領袖厘定的「房住不炒」論調，三月份開始全國40多個市、縣、區出台了「史上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政策。
此後幾年中，「房住不炒」分別在2018年、2020年、2021年三次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政府也開始採取強力手段打擊房地產相關的信貸擴張，控制房價上漲和金融風險，抑制房地產的投資屬性，削減地方土地財政依賴，並在2020年進一步提出了三條紅線的房企債務限制。
但隨着三條紅線政策的提出，以及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於中國大陸經濟帶來的衝擊，部分房地產企業財務困難，大陸房地產市場熱度開始降溫，地方政府土地財政面臨壓力。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上半年，房地產市場銷售、開工等數據均較2022年同比下滑[6]，中國大陸居民對房地產持續已經有所扭轉。在此背景下，2023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未再提出「房住不炒」，對房地產的表述更改為「房地產市場供求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新形勢，適時調整優化房地產政策」，被視為「房住不炒」政策的重大轉變。
伴隨着習近平政策方向的重大轉向，包括恆大在內的一大批房地產企業應聲而倒，全國多地爛尾樓業主天天上街抗議，眼看一場可能掀起燎原之勢的「爛尾樓革命星火」就會席捲全國，不少地方的房產價格出現三分之一甚至腰斬局面，不少人高位貸款購買的房產，甚至出現了資不抵債的情況，卻唯獨不見領袖為此負責。
有人說，凡是習近平指明方向的行業註定爛尾，果不其然，中國股市和金融市場形同扶不上牆的爛泥，成為依託政策合法收割韭菜的大規模詐騙集團，河南信用社的儲戶甚至因為要拿回屬於自己的存款在疫情期間被集體賦紅碼，因為屢次討要存款被暴力維穩，放眼全球，這種風景獨屬中國。
經濟下行壓力下，青年失業率不再公佈，經濟數據以統計手法欺騙民眾，重要指標變更統計口徑或者索性不再公開，曾經意氣風發指明方向的偉大領袖，到了此刻，儼然像鴕鳥一樣把腦袋埋進土裏，加裝看不見。
時下的中國，完全可以用民不聊生來形容，失業率高企，投資股市和房產的積蓄又在不斷貶值，集結了六個荷包的財富被中共依法攫取，在習近平共同富裕的忽悠下，實則全民正在走向共同貧窮。
經濟儼然已經如此沉淪，比可能在未來很多年維持這一「新常態」，但習近平本人卻依舊痴迷「封橋經驗」，2020年4月下旬，中國面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後，嚴峻的經濟衰退威脅，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赴陝西考察時，再度強調「楓橋經驗」，習近平指出：「要做好高校畢業生、農民工、退役軍人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多渠道促進就業創業。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堅持和完善新時代『楓橋經驗』，深化掃黑除惡專項鬥爭。」
2023年3月兩會期間，習近平下團組到人大江蘇代表團發表講話，指出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機制，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
習近平治下，所謂的「楓橋經驗」就是發動群眾鬥群眾，是中國一場新的社會悲劇的開端。
2022年10月13日，處在疫情陰霾下靜待中共二十大開啟習近平帝王之路的北京四通橋上，勇士彭立發喊出口號「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領袖要選票，不要謊言要尊嚴，不做奴才做公民」，公開反對習近平，稱其為「獨裁國賊」，鼓動全國人民「罷工罷課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之後的白紙運動延續了彭立發的主張，但無奈在中共高壓之下多名參與者被抓，或關進監獄，或流亡海外，反抗中公和倒習運動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都是一年無法完成的事情，但我們不應該放棄信心，利用輿論聲浪揭穿中共欺騙本性，喚醒中共統治的基本盤，是瓦解中共的必經之路，此篇「九評」，亦為「倒習檄文」，與全球同道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