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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一段時間，是2023年我最開心的十幾天。冬季與春季困擾我的一切都已結束。我決定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者，開始嘗試各種不同風格的文稿，決定修復之前的創傷，改掉不由自主的壞脾氣。
余文生和許艷平靜的生活也在繼續，許艷包了一頓薺菜餡餃子，多年沒吃到薺菜餃子的我看着圖片也垂涎欲滴；他們一起看書，一起打籃球運動；余鎮洋過了十八歲生日，迅速地考下了駕照；余文生說石景山政保又來了，同時掛出一張中英文的"不歡迎Do not welcome"圖片，我們考慮在一家女性主義的淘寶店裏買一個"不歡迎"的腳墊送給余文生……
我一度以為生活就會那樣繼續下去，直到那一天，星期四下午，余文生和許艷頻繁地發出緊急的信號，直播在會見歐盟人權官員的路上被攔截，上了警車，要被帶到派出所，然後他們的短視頻戛然而止。
沒有人意識到發生了什麼，此前也有過人權律師或妻子因為在使館區活動被傳喚，因為辦案被傳喚，因為見朋友被傳喚……
沒事的，我們想。
24小時過去了，我不顧一切匿名、安全之類操作規範。去他媽的，國保知道我的電話號碼又怎樣，我要知道許艷是否還好，我要她棉花糖一樣柔軟的擁抱。
我站在陽台上，看着隔壁老頭養的鴿子，用顫抖的手播了電話，她的手機關機。
我去找圈內前輩，他說，大概就是治安拘留吧。
兩天之後，我知道我錯得離譜，那位經歷過大風大浪的前輩也錯得離譜，我們終究還是低估了極權的惡。
周六晚上，我正在北京的一家青年空間，與一位因抗爭活動被拘留幾個月，剛剛取保候審的朋友見面。我與她素不相識，因白紙運動陰差陽錯參與了對她的救援，時至今日，我仍不知我當時的行為是對是錯，但我見到她的第一個瞬間，我把她擁抱得透不過氣，隨後從我的毛衣——見許艷那天穿的米色春季毛衣上摘下一位前輩送我的胸章，送給了她。
一隻和平鴿，鴿子身上印着秋瑾《勉女權歌》的第一句："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
狂喜後的一兩個小時，我知道余文生和許艷已經被刑拘，彼時我的手裏端着一杯雞尾酒，我感受到晶瑩的橙色液體隨我的全身顫動，只剩下一個念頭，不要摔壞朋友們的杯子，不要毀掉她們用心調的酒。
灌下一整杯酸甜的酒，宛如灌下毒藥，我走到外面，對男友說，余文生和許艷被刑拘了。
第二天中午，我一邊在家燉一鍋菌湯，一邊和男友商量，要去看看他們的兒子。
又是漫長的轉車，不知過了多久到達他們住的小區，春歸無尋處，人也已經不在，唯有池塘亭台依然如舊。
在樓下買了些食物，沿着熟悉的路徑上樓，余文生家門口坐着一個年輕女人，我們決定硬闖。余鎮洋開門後十分鐘，我們還未來得及勸他簽署律師委託書，即有一名便衣警察趕到。
余鎮洋出門和他交涉，我和男友在室內緊緊擁抱，我吻着他的脖子。
"我愛你。"
"我不後悔。"
我瞥見客廳的角落裏有一束乾枯的花，是我們之前送他們夫妻的白玫瑰與粉色百合，許艷沒有捨得拆開花束換進花瓶，也沒有丟掉，就讓它們一直在那裏慢慢枯萎。
便衣帶着一名民警進來，我一直虛與委蛇，唯一的念頭是保護我的男友，他還在上大學，不應該引起國保的注意。
那便衣年約四十歲，戴着眼鏡，一臉嘻嘻哈哈，先是讓我們進屋說話，不要驚擾街坊鄰居，隨後唇槍舌劍，暗中過招。
我說，我只是受人之託來看看孩子，這是合法行為，我無需對你交代清楚。父母的問題不能株連子女，你們把孩子照顧好，外界自然也沒話說。同時，我勸他要讓余鎮洋去給父母存錢寄物，並要求看守所寫收條。
便衣國保開警車將我們"送"到地鐵，下車時，我忍不住雙腿發軟。當晚，看到另兩名在上午去探望余鎮洋的律師發了一份情況通報，我才知道，那位國保竟是赫赫有名之人。當夜我輾轉難眠，不得不跑到陽台，一根接一根吸煙。
隔幾天，一名朋友接到國保的電話，詢問是否與我認識。
之後，我們試圖去記錄余文生和許艷的故事，為此去見他們的朋友，查詢他們過往的推文，在這個過程中，我又一次重新認識了他們。
我第一次知道，余文生曾經為會見信仰群體而勇闖看守所；在朋友的眼中，許艷曾經是呆板而膽怯的家庭主婦，但在余文生被囚禁後，她成為了營救丈夫的重要力量。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國保如何調來電鋸，花幾個小時鋸開門，當着妻兒的面把余文生銬走，又是如何在他送孩子上學的路上故意激怒他，以"妨害公務"的罪名把他刑拘，後來才變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五月，我被李孟居拉到工體夜店喝酒，想到許艷已經被刑拘將近一月，如果不能取保，就意味着她將在被拘禁到不知何時。
我把自己灌醉，蜷縮在卡座的沙發上，哭聲隱藏在流動的光線和嘈雜的音樂里，我可以肆無忌憚地哭，想念許艷溫暖的擁抱，而不必擔心被人發現。那天晚上，我幾乎失去行動能力，坐在夜店門外的柏油路上，用僅存的理智緊緊抓住手機。我最後被李孟居僱人送回家，第二天醒來時，頭仍在疼。
我們在不同的地方給余文生和許艷寄去明信片，不知他們是否收到。
直到那時，我仍希望能擁有餘文生和許艷式的愛情，互相做飯，互相送花，盛讚對方如二十年前一樣美麗，共同承受可能發生的一切——如果我們繼續留在中國，該來的遲早會來。
然而接下來的一切都不如人願。余文生和許艷被羈押年余，余鎮洋精神狀態岌岌可危；我和前男友分道揚鑣，同時意識到中國已經容不下任何自由創作，懷着無盡的思念與痛苦離開中國，偏安一隅，繼續承受抑鬱以及越來越嚴重的睡眠失調。
每一處建築，每一頓飯都會勾起思鄉之情，我開始譴責我自己的怯懦，在夢裏不停地逃跑，在醒來時想到死亡。
我不斷地問自己，我寫這篇文章是為了什麼？我要表達什麼？要寫多少字？我也不想回答，只是任由思維流淌，記下認識他們夫妻的那一段時間，我經歷的每一件事。
在專注於記錄的這一刻，我確信我還活着，因為我全神貫注於記憶和文字之中，我去回想那動盪的半年，我最勇敢的半年，以及由此帶來的漫長的精神痛苦，但寫作本身可以成為一種治癒，在寫作之中，我逐漸探尋到文字、我們所承受的一切以及生命的意義。
我想到漫長的歷史，我熱愛的歷史，被刻意掩蓋的歷史，從學習到遺忘，再到此時又一次想起，它只教會了我一件事：
在每一個時代里，都有人經歷他們本不該承受的苦難，但我們所記錄下來的這一切，會成為這個時代的呈堂證供，成為幾十上百年後歷史的卷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