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過）
余文生、許艷煽動顛覆政權案即將在8月28日和29日開庭，作為久仰他們，且有幸見過他們兩次的晚輩，我認為我有必要寫一些什麼——這也是我第一次決定講述自己的部分經歷。
我們的聯繫並不算很多，但每次想到自2022年底第一次見面，到2023年春季他們再次被捕，這段日子裏，與他們相關的記憶其實滲透在我的生命中：我走上街頭的同時，他們在家與余文生律師稱為"白匪"的防疫人員抗爭；我第一次擁有真正意義上的愛情，幻想接下來的幾年，幾十年，也會像余文生和許艷那樣，既能攜手對抗極權，又甜蜜地一起變老。
1
認識余文生是在2022年11月16日。此前一周，我工作的公眾號因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封；11月15日，我被HR"勸"着辭職，沒有得到法律標準的補償。
然而失業的第二天，我還是按照之前和朋友的約定，去法國大使館旁聽一場研討會，主題是"關注死刑"。
我穿上了最貴重的衣服，一件立領米白色棉麻混紡襖，外面罩着方領半臂，用適合秋天的銀杏葉簪子束髮，而不是用皮筋，但還是沒有系上浮誇的棕色裙子，而是穿了搭配上衣的棕色褲子和特步國風運動鞋。
我很少對北京人權圈子的人講我的往事。以反修例運動和新冠疫情為界，在那之前，我僅僅是一個明末歷史業餘愛好者，從未想過有一天我也會進入氣若遊絲的公民社會。那段歲月留下的唯一印記，是我喜歡穿着有明代風格的服裝在北京亂晃。
接我的朋友還沒有來，大使館門口站崗的武警要求我離門口遠一點，仿佛怕我搖身一變成為歹徒，忽然闖入。我換了個遠一點的地方，點上一支同樣很適合秋季的陳皮爆珠貴煙，忽然，一個禿頭微胖的男人闖入了我的視線。
"這怎麼還抽上了？"他一臉不屑，想來是討厭女性吸煙。
我瞪他一眼，感覺他挺眼熟。
不一會兒，門開了，法國使館人員請我們進去，禿頭男人走在我前面，我試圖瞄一眼他的健康碼，卻沒看到任何有效的信息。
禿頭男人進去了，而我被晾在了安檢區。幾分鐘後，一位年長的女士才想起我還在這裏，協助我通過安檢，給我發了訪客卡。
我走進使館大廳，看見熟悉的綠植和沙發，禿頭男人卻無影無蹤。
我大概知道他是誰了。
當我進入會議廳，一眼看見他和她坐在一起，兩個我在推特上見過無數次的人——余文生和許艷，勇敢的人權律師和他溫柔的妻子。
我告訴余文生，我剛剛在推特上受人之託給他發私信，曾經因參與香港反修例遊行而被判刑、限制出境的台商李孟居很想見他，李孟居剛剛刑滿釋放時，在我家借住過幾個月，所以拜託我牽線搭橋。
余文生說，他正在找朋友核實我的身份。
我們相視一笑，再和認識的其他律師朋友逐個打過招呼，距離也拉近了很多。
那天的研討內容我已經不記得什麼，唯獨記得余文生發言時，談到兩次羈押在看守所時觀察到的死刑犯，直言當今中國仍有利誘死刑犯捐獻器官的現象，我震驚於他的勇氣，整張臉不由自主變得扭曲，嘴張成了"O"形。
事後，一位共同的朋友說，你好像那天對文生的發言很有意見？
我忙說，哪裏哪裏，只是太震驚了，沒見過有人在公共場合如此直言不諱。
會後的茶歇時間，余文生和許艷夫婦被一群人簇擁着，而我則照例沉迷於法國大使館的點心和葡萄酒。
我們最後約定，等疫情封控有所緩解，李孟居回到北京，就立刻找機會見面。
2
十幾天後，在變態清零政策下積累的憤懣情緒如火山爆發，青年人在上海、北京、武漢、成都、廣州發出三年疫情中的最強音，我也有幸參與其中。
白紙運動後的一周適逢我的生日，封控有所鬆動但仍未結束，我只能在家舉辦小型生日宴會。
那些天我寢食不安，一邊等待着秋後算賬的來臨，一邊照常生活，拒絕離開北京。同時，我也在關注着其他的朋友，他們或走上街頭後遭到傳喚，或是在日常生活中抗爭。
我在推特上看見了余文生和許艷的視頻，他們被門磁禁錮在家裏，白紙運動後，余文生在《國際歌》雄壯的旋律里，一把撕下了門磁。
大笑之餘，我不由得浮現出一個隱約的念頭——或許，他們這些中老年自由派知識分子極少如此心甘情願地播放《國際歌》吧？
可惜，我沒能當面問余文生這個問題。
再次見到他是2023年的春季，經歷了混亂不堪的解封，各自發燒，秋後算賬雖遲但到，所幸我未被波及；我找到工作，回家過過年，節後因不滿公司文化再次辭職。李孟居在三月回到北京，我和男友陪他一起去余文生家。
不知換乘了多久，再打車到門頭溝區，我帶了兩瓶李孟居寄存在我家的金門高粱酒，之前，他希望我把這些來自台灣的酒贈送給中國的人權律師。在路上，我和男友為余文生和許艷挑選了一束鮮花。
綠淨春深，我們穿過小徑，繞過水池，進入余文生和許艷租住的公寓。
許艷為我們準備了水果、俄羅斯紫皮糖和立頓茶包，我當時在想，道衡律師事務所的人大多擅長品茶，余文生似乎沒有沾染此風，以後一定要找機會給他送些好茶——我見不得我的朋友喝立頓茶包，感覺錯過了陳皮普洱、茉莉綠茶、正山小種、武夷岩茶的人生總歸有所缺憾。
幾星期後我才意識到，缺憾的豈止是錯過了好茶，而是我自那以後，就不再有給他們送茶的機會。
那天李孟居和余文生聊了很久，許艷微笑着沉默，我疲倦地沉默，間或試圖在不影響別人的情況下溜到窗邊吸煙。窗戶只能開一半，我努力把嘴和煙擠進小小的縫隙里。
走之前我們合影，後來，許艷把剪裁掉我們身影的照片發在推特上："余文生律師收到了大學生人士送的一束花，余文生很高興。"
過了很久我才意識到，挽着許艷胳膊的米色袖子，是我的古典風格春季毛衣。
那天晚上，我們一直沒有見到余文生和許艷的兒子余鎮洋。他在樓上，時不時發出一些輕微的聲音，但從未下樓與我們打個招呼。提到他時，余文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他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想法，要為自己做決定。當時，我們還並不知道，過去這個家庭的幾次震盪，是怎樣給余鎮洋帶來永久的傷害。
臨別前，我擁抱了許艷一下，她的擁抱柔軟如同棉花糖。
她說，那時很為我擔心，還好我最後平安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