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還給我講過一個事，那時候家裏一點吃的都沒有了。她看我都快餓死了，三四歲的小孩脖子支撐不住腦袋。家裏還有一張蓆子，就是用高粱杆子和麻繩編起來的蓆子，大概有二、三十斤吧。我母親居然還能背動，背着走了八里地到烏龍店集上，把這張蓆子賣了八毛錢。那個蓆子能幹什麼用呢？就是人死了，沒有棺材，用高粱蓆子卷一卷，埋坑裏了，當棺材用。我母親手裏有八毛錢了，但是集上賣什麼的都沒有，賣面的、賣饃的都沒有。最後我母親看到一個老太太賣紅薯葉子，她是把紅薯葉子煮熟，捏成疙瘩賣，我母親就買了兩疙瘩回來了。
我母親回到村里，就碰到了我的兩個嫂子，一個嫂子叫胡蘭芳，另外一個嫂子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外號叫「老馬克」，是我的堂嫂子，就是我說過的魯長備的老婆。她們兩個看到我母親從村子外面回來了，而且一看見她們手就下意識的往懷裏摸。我母親一看見人，就害怕人把把她的兩疙瘩紅薯葉子給搶去了。我的兩個嫂子就懷疑了，她趕緊往懷裏摸，說明她懷裏一定有什麼東西。我的兩個嫂子就上來搶，我母親說：「你們怎麼搶我呀？」她們說：「你是地主婆！搶你咋樣？」她們兩個年輕，有力氣，就把我母親的兩疙瘩紅薯葉搶去，一人一疙瘩拿回家吃了。我母親空着手回來了，這張蓆子就等於白賣了。
我的嫂子胡蘭芳和老馬克，一過五九年，好像沒有發生過這些事情，都喊我母親三嬸子。三嬸子長三嬸子短，沒有一點仇氣。但是在五九年她們就那麼對待我的母親，那人餓的時候就什麼情面禮儀都不顧了，不要臉面了。
到了六零年信陽事件以後，就把糧庫打開了，給每一個人吃七大兩，這就很好了，有一點糧食，讓每家每戶做飯了，就能夠保住命了，大家都活過來了。到了六一年就基本恢復了，在信陽有一個生育的高鋒。
整個毛澤東時代都是吃不飽
到六四年，我都記得事了。生產隊用毒藥拌棉種，就是三九一一，那個劇毒的農藥拌，因為那個是一個新的品種，長得棉桃比以前的大。不知道誰家的小豬，也有四、五十斤了，吃了那個棉籽，就鬧死了。我哥就和村裏的老薛，老薛的老婆前面的丈夫，五九年餓死了，他是入贅來的。他們兩個把死豬弄回來，剝了皮，給每家分了幾斤肉。被當時工作隊的隊員知道了，他來說：「這個豬肉不能吃，吃了要鬧死人啊！」就把豬肉背去扔到很遠很遠的地方，但是到了半夜，我哥哥睡不着覺，又跑去把土刨開，把肉弄回來了。誰捨得扔呀？家裏一斤糧食都沒有呀！我們家裏吃了好幾天，也沒有鬧死人呢！也可能煮的過程中把毒都釋放了，我們把湯都潑了。你知道，我們每天看着盆里的肉多高興呢。
小孩們肚子裏還有蛔蟲，大便以後就能看見白白的蟲子在糞便里蠕動。有時候就在嘴裏動了，用手一拉，這麼長一條大蟲子。蟲子一般都藏在胃裏吸收胃裏的營養，能跑出來的蟲子是極少數的。那小孩臉上這裏一塊癬，那裏一塊癬，就像一個花貓一樣。那就是營養極端不良的現象，那時候哪裏能夠看到好看的孩子，個個都是歪瓜裂棗，他都沒有飯吃，都達不到基本的需要，他能夠長好看嗎？
國家有時候也給救濟糧食，但是要錢呢！麥子是一毛四一斤，玉米是八、九分一斤，我哥哥不知道從哪裏弄來五毛錢，可能從我舅舅家借來的。我們就拿這五毛錢到糧管所買了幾斤玉米回來，趕一趟集，就買幾斤玉米回來，你說，可憐不可憐啊？有些人給了糧食，還吃不上，還得等救濟款，如果給兩塊錢，那就是巨款了。沒有那兩塊錢，就是給他救濟糧食，他也沒有錢買啊！
我長大一點，還是沒有吃的，也去討飯。我們兩個小伙子，我十一歲，另外一個十五歲，小名叫小靠，他父親是五九年餓死的。我們兩個跑了一百多里，因為我去安徽要飯的時候，從早晨走到晚上走一百二十華里。逃荒的大人在前面拉架子車，我們兩個小孩在後面跑，誰給我一口飯吃啊？就餓着，口渴了跑到路邊的水溝里，捧點水喝，我看到水裏的蟲子還在動，就趕緊喝，喝了就繼續跑，到安徽省的靈泉縣要飯。到鄉下，我害怕狗，我就不敢到人家門上要飯，就吃不飽。但我們兩個一起走，人多要飯，人家討厭啊，就不給。小靠比較聰明。他說：「我從東頭往西討，你從西頭往東討，我們倆岔開討。晚上，我們就到這個大樹下面聚齊。」我每次討幾家，沒有吃飽就到我們約的聚齊的地方了，我一個小孩子，等他他不來。等他他不來，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等他來了，我就不哭了。那個小靠特別好，負責領路和我的安全，他討的飯他自己吃都吃不飽，都給我端回來半碗。我就趕緊吃……
那時候真是沒有吃，沒有穿。農民一年一人兩尺布票，還買不起布。把這兩尺布票賣給條件好一點的人家，用錢買糧食吃。如果一個人有兩條褲子，就算是很富裕了。有兩條褲子的人幾乎沒有，就是公社黨委書記的孩子恐怕也沒有兩條褲子。
冬天那麼冷，就穿雙單鞋，春夏秋三季是沒有鞋子穿的。到地里，那腳板在麥茬、豆茬上都是直接的踩，腳上都是厚厚的老繭，已經扎不出血來了。冬天如果不下雪，也還是打赤腳去上學，那有多冷！我一隻腳踏上去，冷得縮回來，再換一隻腳，又冷得縮回來，但是得去上學啊，最後就是咬牙切齒，腳邁開蹦蹦蹦地朝前跑……那時候就這麼苦？偉大的毛澤東時代就這樣。
有些人為了吃一碗飯，情願去給人家乾重活，比如說用架子車把土坯拉回家，那活是非常重的。我小時候只有十幾歲，夜晚有月亮的時候，生產隊號召社員去拉土坯，讓幾個人炸油餅，那每一人都想吃。我們幾個學生也拿着繩子去拉車，我們也想吃那個油餅。隊長說：「學生不行，過去在生產隊沒幹過活的人不行。」不允許我們拉車。但是有一個女孩，叫玉蘭，比我們還小，她早早輟學了，不上學了，天天和大人們一起幹活，掙工分。她就可以拉車，可以吃上油餅。
我十來歲的時候，要給生產隊放牛，給牛割草。我天天就背個草筐，給牛吃飽了，還要把牛糞背回來。有時候割的草多了，捆成兩捆，用扁擔挑回來。一個小孩，那一擔也七、八十斤，我真是咬着牙齒鼓着勁擔。肚子還餓着，有一次我實在挑不動了，特別的累，我想起來去要飯的時候喝點河水也能喝飽點，我去就溝里喝點雨水，黃湯水，喝了幾捧水，再擔草人就有勁了。我們本地沒有草，還要跑到五、六華里以外去割草。大人挑膽子一晃一晃沒有問題，但小孩受不了。我勞動了兩年，可把我給累壞了。我的頭往前伸，背駝着，都是那時候幹活累着了，把我壓得不長個子，我十一、二歲這麼高，後來還是這麼高。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雖然不搞大躍進了，但是地仍然在人民公社。地雖然種着，但農民還是吃不飽，沒有吃飽過。麥子一打，糧食都上交國家了，給每家每戶分個二、三十斤糧食，什麼叫白面饃。我們沒有見過，連麩子都吃不上。就攢着過年能吃頓餃子。那時候閨女回娘家，如果能夠帶幾個白面饃回去，就算孝敬爹娘了。我們就盼着南瓜，南瓜政府不要，我們就趕緊吃南瓜。然後盼黃豆，黃豆也要交公糧，每家分不到二十斤。就上磨磨豆面，吃不上一個月，然後吃紅薯。紅薯不好儲藏，公社的糧管所不收紅薯，那麼農民就可以吃了。那麼第一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都吃這個紅薯。紅薯吃到過年，一過完年，開始吃紅薯片。那吃得多了，胃翻酸，大人小孩吐酸水，胸口疼。人一張嘴就噴出來一口酸水，就像那個白鷺拉屎一樣，就「啪！」一聲就出來了。不是吐出來的，是噴射出來的。我的父親、母親和年紀大的人，個個都患心口疼。
我上學的時候，那個吐的，有水缸蓋那麼一片，全是水，一年到頭都不干。和我一起坐的同學討厭我，但是我沒有辦法，我忍不住，它就自己噴出來了。到了聯產承包製以後，地是自己的，收是自己的，農民的積極性就高了，走在路上，看到一泡牛屎，用雙鞋底一夾，就這麼捧回自己的地里。能吃上面了，大家的胃都好了。也不吐了。但是我的吐可是留下根了。
恢復高考那一年，我們小茴店鄉一下子考了五個大學生，我考上潢川師範。我才第一次用蚊帳，是學校給錢買的。畢業以後，我當上了老師，拿工資了，吃國家糧了，鐵飯碗，一輩子沒有問題了，那在當地就是大熊貓級別的，哪個姑娘不想嫁給我啊。
我老婆家也是農村的，但他爸爸是教師，一個月國家供應二十九斤糧食，平時就在學校吃，假期他從糧庫里買回家，和家裏人一起吃，能補充一點。就那麼一點點，我老婆家的兄弟姐妹臉上就看着有點紅色，就好看一點。那時候，我之所以娶她，就是因為她臉上有那麼一點紅色。其他農民的孩子，女孩，除了髒，臉上顏色也不正。那臉發黑、發灰、發黃，身體不好都反應在皮膚上了。我說的都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現在的老人都說：「你餓，還有吃七大兩的時候餓嗎？」你說說，一個魔王犯了一個罪，讓全國多少人餓死？還不讓你說，你說了還要抓你。
為什麼我們息縣是重災區呢？是因為我們河南省的省委書記緊跟毛澤東的路線，我們的區委書記路憲文又緊跟省委的路線，我們的縣長許蘭又緊跟路憲文的路線。如果其中一個人能覺得這事不靠譜，稍微打個折扣，就會好得多了。但是從上到下都是極左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