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時，首先要反思：這個問題是否成立？「極端民族主義者」，是一個獨立自覺（有明確的理念）的組織，還是一個被有意識培養出來的一個惡獸？
首先，極端民族主義者，並非是一個有明確理念、組織的社會團體，比如右派政黨，而是一個分散的社會群體，他們之所以同樣地「仇日」、「反美」，甚至叫囂要殺死日本人的婦孺而後快，是受到社會默許的「仇日反美」的宣傳——充斥在媒體上的抗日神劇、對於日本排放核污水的過度渲染、叫囂仇殺所有日本人的網絡聲音等——所致。
那麼我們會接着問，是誰默認了這種「仇日反美」的情緒引導？為何要用如此極端的「非理性」來引導民眾的情緒？這樣做是否能夠達成其預期的目的？這樣做的最終結果會是什麼？
誰在引導民眾情緒？無需多言。政府在外交層面需要凸顯「戰狼」的形象，而在民間，則要營造能夠一致對外的氛圍。
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
當一個政權不能通過穩定的社會建設，來實現民眾對它的滿意度時，它便會通過「仇外—愛國」的宣傳，來實現民眾的凝聚團結，從而穩固其政權，以及對社會的控制。
為何要用如此極端的「非理性」來引導？民眾的愛國情感引導得越極端，這種「非理性」的力量也就越大，人們便會把對社會、政府、現實的諸多不滿，化為對他人、他國的暴力進行宣洩，在這個過程中，諸多的社會治理問題被掩蓋，政府轉移了民眾對它的不滿，而行將分裂的社會也再次被凝聚。其次，這種力量，也是政黨與其他國家抗衡的一種手段，釋放民眾的這種「非理性」的暴力，是輔助於直接戰爭威脅的另一種暴力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