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能源部官員警告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同行，基因編輯將帶來國家安全風險，並可能被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敵對勢力利用。[218]
由於這一威脅，美國政府必須通過任何新的對外投資制度或國會通過的法律，密切審查美國在中國的生物技術投資。
要求美國情報界優先收集和分析有關 COVID-19起源的數據，並與包括「五眼」夥伴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內的盟友合作。作為這一過程的一部分，在獨立的科學和國家安全專家的幫助下，進行積極的內部「經驗教訓」審查，以研究自 COVID-19爆發以來與情報相關的缺陷以及生物安全和生物監測的總體情況。生物情報（BIOINT）應成為美國情報界的核心學科，擁有高度多樣化的來源和方法。
作為這一過程的附加部分，全面（且延遲地）遵守2023年《COVID-19起源法案》。該法律要求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解密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和2019年冠狀病毒病( COVID-19)起源之間潛在聯繫有關的任何和所有信息」，並向國會提交一份非機密報告，「其中只包含局長認為保護來源和方法所必需的刪節」。[219]
大大增強早期發現和準備。美國在《2024年美國全球衛生安全戰略》中宣佈了一項為應對下一次大流行而制定的五年計劃。該計劃旨在將美國的正式全球衛生安全合作夥伴從19個州擴大到50個州，並通過改進檢測、監測、實驗室能力和免疫接種來增強合作夥伴識別和應對疾病的能力。「全政府」戰略致力於在地方、國家、地區和國際層面利用私營和公共部門來加強衛生和研究系統。[220]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但還有更多需要做的。行政機構應提供預防未來流行病相關事件的全球協議，並明確解釋不遵守這些協議的後果。
總統應促進以生物威脅檢測。總統還應在值得信賴的盟友和合作夥伴的幫助下嘗試將這一網絡全球化。建立針對自然或人為病原體和疫情的有效預警系統必須是國防和國家安全的核心職能，而不僅僅是美國及其合作夥伴的公共衛生活動[221]
生物監視和生物情報(BIOINT)能夠且必須能夠在醫院臨床病例積累之前檢測出可能引發大流行的病原體。它還必須利用情報來源和方法以及下一代基因組分析技術，開發一種可靠地區分天然病原體和人工增強病原體的方法，作為實現威懾的關鍵第一步。美國必須獲得一種歸因於生物威脅來源的能力，這種能力類似於其歸因於核威脅來源的能力。
建立新的科研與合作框架，與盟友和夥伴共同構建集體復原力。與盟友和夥伴舉行總統峰會，審查新冠肺炎的影響，並啟動一項全面的集體復原力戰略，以抵禦未來的流行病和/或生物威脅。儘管中國一直是美國最大的科研夥伴，但中共的行動證明，美國現在應該在科研合作中更好地優先考慮安全和國家安全，包括優先與擁有共同科研誠信和安全價值觀的盟友和夥伴開展科研合作。222
對違反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衛生條例》的中國施加重大代價。[223]
中國違反了《國際衛生條例》第六條和第七條。第六條要求各國首先向世衛組織通報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並提供其掌握的任何及時、準確和詳細的公共衛生信息。第七條將這一規定擴展到以下情況：一國發現其境內發生意外或不尋常的公共衛生事件，即使其起源或來源不明，也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國必須對其他192個國家負責，因為中國故意違反了其簽署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如果允許中國無視其國際承諾，肆無忌憚地引發災難性的全球大流行，那麼任何全球大流行條約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考慮暫停或撤銷與中國的1979年《科學技術協定》（STA）。STA自2023年8月起臨時按月延長。[224]
雖然《戰略與技術協定》是一項不具約束力的合作協議，但自2018年上次續簽以來，形勢已完全改變。中國不僅繼續阻止對 COVID-19起源進行任何可信的調查，而且大量咄咄逼人的中國新法律嚴重限制了美國科學家、學者和研究人員與中國同行合作的能力。中國的軍民融合政策不區分技術的軍用和民用，從而使中國能夠繼續開展國際科學合作，同時隱瞞這種合作也有助於中國軍隊的現代化。[225]
核實中國是否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第一條和第三條規定，必須防止開發、製造或獲得任何「無理由用於預防、保護或其他和平目的」的生物製劑、毒素、武器或設備，並「不得轉讓或以任何方式協助、鼓勵或誘導任何人製造或以其他方式獲取生物武器。」[226]
儘管《生物武器公約》於1975年生效，並禁止了一整類武器，但該公約缺乏正式的核查議定書和程序。1987年，公約締約國建立了年度數據交換機制，稱為建立信任措施(CBM)。中國於1984年成為《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自1993年以來，美國國務院一直對其遵守公約的情況提出質疑和擔憂。中國自1989年以來每年都提交建立信任措施報告，最近一次是在2023年。然而，其建立信任措施報告從未披露中國曾擁有進攻性生物武器計劃，中國也從未公開或在外交渠道承認其過去在進攻性生物武器方面的努力。然而，據報道，中國已經將生物武器化蓖麻毒素、肉毒桿菌毒素以及炭疽、霍亂、鼠疫和土拉菌病的細菌病原體。[227]
中國軍事醫療機構已開展研究，以識別、測試和表徵具有雙重用途（民用和軍用）的各種強效毒素。中國年度 CBM不包括軍事機構對病原體和海洋及動物毒素進行的雙重用途生物研究的信息。[228]
結論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造成2800萬人死亡，整個經濟體崩潰，弱勢群體陷入貧困——此外還引發了一場精神健康危機。整整一代人的教育經歷被打亂。僅在美國，這場疫情就導致100多萬人死亡，據我們估計，該國損失達18萬億美元。數百萬成人和兒童仍在遭受長期新冠肺炎這種常常使人衰弱的疾病的折磨。
這場災難的範圍和規模要求我們弄清這種致命病毒的起源和傳播情況。出於這個目的，無黨派中國與 COVID-19委員會的調查發現，證據表明，該病毒源於武漢的一次研究相關事件。該報告進一步詳細記錄了中國在疾病爆發的最初幾周和幾個月中採取的行動。
事實是，中國政府的行動不負責任，也不透明。他們向本國公眾、科學界和全世界隱瞞了有關 COVID-19的重要信息，甚至包括疾病何時何地開始。中國政府銷毀證據，積極封殺本國科學家，以提問為由監禁記者，並阻止國際社會調查 COVID-19的起源。儘管中國政府簽署了一項國際協議，要求其準確及時地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此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但它卻採取了這些和其他行動。
鑑於中國缺乏自我問責，並考慮到其在國際機構中扮演的阻礙者角色，委員會認為，只有讓中國政府為其疏忽和瀆職行為承擔責任，才能為中國政府和其他政府提供激勵和動力，使其在未來採取不同的行動。美國政府有責任實施我們提出的建議。委員會還希望其他政府能從我們的工作中汲取靈感，並將其作為在本國情況下採用的典範。現在採取大膽行動比問自己為什麼在未來出現更致命的疫情時沒有做更多更好。
委員簡歷
約翰•拉特克利夫，主席
約翰•拉特克利夫擔任中國和 COVID-19無黨派委員會主席。此前，拉特克利夫曾擔任美國第六任國家情報總監(DNI)，擔任唐納德•J•特朗普總統的首席情報顧問，並擔任美國情報界的高級官員。在任職期間，拉特克利夫局長成功協調和部署情報和軍事資產，將多名指定恐怖分子頭目從戰場上清除，並因此被授予國家安全獎章，這是美國在情報和國家安全領域傑出成就的最高榮譽。
在被提名並確認為國家情報總監之前，約翰•拉特克利夫曾任美國德克薩斯州第四國會選區的眾議員五年多，並擔任眾議院情報、國土安全和司法委員會成員。
拉特克利夫局長還曾在小布殊政府任職，最初被任命為德克薩斯州東區反恐主管，後來被司法任命為美國檢察官，並於2007年至2008年擔任該地區最高聯邦執法官員。
2008年至2014年，拉特克利夫主任與前美國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共同創立了 Ashcroft Sutton Ratcliffe LLP，該公司為國家和國際安全問題提供戰略法律諮詢。目前，拉特克利夫主任擔任多個董事會和顧問委員會成員，致力於改善美國的國家安全態勢。
羅伯特•C•奧布萊恩
羅伯特•奧布萊恩是美國全球戰略有限責任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兼董事長，曾於2019年至2021年擔任第27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擔任總統的首席顧問，負責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事務的各個方面，並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帶來了對國防和工業基礎問題的重新關注。奧布萊恩長期倡導海上力量和擁有355艘艦艇的海軍，在任職期間訪問了領先的造船廠。他還在國防工廠和世界各地的基地與我們的部隊共度時光。
奧布萊恩擔任國家安全顧問期間，美國在中東促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亞伯拉罕協議》，促成了塞爾維亞和科索沃之間的經濟正常化，實現了北約盟國之間國防開支的大幅增加，並加強了與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盟友的合作。
在擔任國家安全局局長之前，奧布萊恩曾擔任總統人質事務特使，個人級別為大使。他直接參與了25多名被拘留者和人質返回美國的事宜。奧布萊恩曾在康多莉扎•賴斯和希拉里•克林頓任國務卿期間擔任美國國務院阿富汗司法改革公私夥伴關係聯合主席。
奧布萊恩還於2008年至2011年期間被總統任命為美國文化財產諮詢委員會成員。2005年，他被喬治•W•布殊總統提名，並得到美國參議院一致批准，擔任第60屆聯合國大會的美國眾議員。在職業生涯早期，奧布萊恩曾擔任聯合國安理會委員會的高級法律官員，該委員會決定第一次海灣戰爭後對伊拉克提出的索賠。他是美國陸軍預備役軍法署少校。
奧布萊恩是洛杉磯 Larson LLP律師事務所的名譽合伙人，該律師事務所是一家全國知名的訴訟律師事務所，由他於2016年共同創立。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曾在數十起國際訴訟中擔任律師和仲裁員。
奧布萊恩曾獲國家安全獎章、國家情報傑出服務獎章、國防部傑出公共服務獎章、國防獎章、法國榮譽軍團勳章（騎士）、中華民國（台灣）特別大綬帶光輝之星勳章和科索沃總統功績勳章。
美國國家水面海軍博物館將奧布萊恩評為2021年海洋自由獎獲得者。同年，奧布萊恩和前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因在任期間為《亞伯拉罕協議》和其他倡議所做的工作而獲得了理查德•尼克遜基金會的和平建築師獎。2020年《亞伯拉罕協議》簽署後，以色列國在耶路撒冷山的約翰•甘迺迪紀念森林種植了一棵樹，以紀念奧布萊恩。2019年，奧布萊恩獲得了米里亞姆博士和謝爾登•阿德爾森美國和以色列防禦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於2011年向奧布萊恩頒發了斯蒂芬•A•里森菲爾德紀念獎，以表彰其在國際法領域的傑出貢獻。
2022年7月，奧布萊恩當選為理查德•尼克遜基金會董事會主席，他還與蓬佩奧國務卿共同擔任尼克遜保守現實主義與國家安全研討會主席。
奧布萊恩擁有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的法學博士學位。他以優異成績獲得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政治學學士學位。
海蒂•海特坎普
瑪麗•嘉芙蓮•「海蒂」•海特坎普是中國和 COVID-19無黨派委員會成員。她於2023年1月成為芝加哥大學政治研究所所長。她是一名政治家，曾於2013年至2019年擔任北達科他州美國參議員。作為北達科他州民主無黨派聯盟黨成員，她是第一位當選北達科他州美國參議員的女性。海特坎普於1992年至2000年擔任第28任北達科他州司法部長，並於1986年至1992年擔任第20任北達科他州稅務專員。截至2022年，她是最後一位在國會代表北達科他州的民主黨人，也是最後一位擔任全州公職的人。
離開參議院後，海特坎普成為 CNBC撰稿人和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政治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2019年4月，她與印第安納州參議員喬•唐納利（2018年也未能連任）一起發起了「一個國家計劃」，這是一個旨在幫助民主黨重新與農村選民建立聯繫的組織。海特坎普獲得了北達科他大學的學士學位和劉易斯克拉克法學院的法學博士學位。
馬修•波廷格
馬修•波廷格是中國和 COVID-19無黨派委員會成員。他還是胡佛研究所的傑出訪問學者和民主防禦基金會中國項目主席。波廷格在2019年至2021年期間擔任唐納德•J•特朗普總統執政期間的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在此之前，他曾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領導政府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工作及其對華政策的轉變。
波廷格是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退伍軍人，曾於2007年至2010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戰。1998年至2005年，他曾擔任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
波廷格畢業於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他也是2024年出版的《沸騰的護城河：保衛台灣的緊急措施》一書的合著者和編輯。
傑米•梅茨爾
傑米•梅茨爾是中國和 COVID-19無黨派委員會成員。他是一位領先的技術和醫療保健未來學家，全球社會運動OneShared.World的創始人和主席，大西洋理事會的高級研究員， NextMed Health的教員和奇點大學專家。他的公共服務經歷豐富多彩，曾在克林頓政府期間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任職，在當時的主席喬•拜登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任職，並在柬埔寨的聯合國任職。
梅茨爾被任命為世界衛生組織人類基因組編輯專家顧問委員會成員。他著述頗豐，著述頗豐，包括但不限於《超融合：遺傳學、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革命將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工作和世界》和《破解達爾文：基因工程與人類的未來》。
梅茨爾擔任多家生物技術公司和其他公司的顧問委員會成員。他擁有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哈佛大學法學學位和布朗大學學士學位。
約翰•柳
約翰•尤是中國和 COVID-19無黨派委員會成員。他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紐爾•海勒法學教授，也是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公民領導學院的傑出客座教授。他還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他曾任美國司法部官員，在9/11事件後負責國家安全和恐怖主義問題，並擔任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總法律顧問。他曾擔任最高法院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和聯邦上訴法官勞倫斯•西爾伯曼的書記員。
他是《政治上不正確的最高法院指南》（與羅伯特•德拉亨蒂合著）、《捍衛者總司令：特朗普爭奪總統權力》和《攻擊點：預防性戰爭、國際法和全球福利》的作者。他還是多家新聞媒體的定期撰稿人，並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了100多篇文章。
Yoo教授畢業於耶魯大學法學院，並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哈佛大學。
羅伯特•雷德菲爾德
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博士是著名病毒學家，曾於2018年至2021年擔任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和有毒物質和疾病登記署署長。
馬利蘭大學醫學院的兼職教授。30多年來，他一直是一位積極從事人類慢性病毒感染和傳染病，特別是愛滋病毒臨床研究和臨床護理的公共衛生領袖。他曾擔任美國軍方愛滋病毒研究項目內逆轉錄病毒研究部的創始主任，在美國陸軍醫療隊服役20年後退休。服役結束後，他與William Blattner博士和Robert C. Gallo博士共同創立了馬利蘭大學人類病毒學研究所，並擔任馬利蘭大學醫學院傳染病科主任和醫學副主任。Redfield博士為愛滋病毒的科學認識做出了幾項重要的早期貢獻，包括證明異性戀傳播的重要性、開發愛滋病毒感染的Walter Reed分期系統以及證明愛滋病毒感染各個階段都存在活躍的愛滋病毒複製。
除了研究工作外，雷德菲爾德博士還負責一項廣泛的臨床項目，為巴爾的摩/華盛頓特區社區的5,000多名患者提供 HIV護理和治療。雷德菲爾德博士於2005年至2009年擔任總統 HIV/AIDS顧問委員會成員，並於2006年至2009年被任命為國際小組委員會主席。他曾擔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愛滋病研究顧問委員會辦公室成員、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福格蒂國際中心顧問委員會成員以及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抗感染藥物顧問委員會成員。
雷德菲爾德博士於1973年獲得喬治城大學文理學院理學學士學位。隨後，他進入喬治城大學醫學院，並於1977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羅伯特•卡德萊克
卡德萊克博士是中國和 COVID-19無黨派委員會成員。他的職業生涯致力於生物防禦和公共衛生，並擔任參議員理查德•伯爾的流行病防範和生物安全高級政策顧問。卡德萊克博士還曾在國防部和白宮任職，並於2017年至2021年擔任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負責防範的助理部長。
Kadlec博士擁有美國空軍學院的學士學位、美國軍醫大學的醫學博士和熱帶醫學與衛生學碩士學位、喬治城大學的國家安全研究碩士學位、以及內布拉斯加大學醫學中心的榮譽理學博士學位。
戴維•費思
戴維•費思是中國和 COVID-19無黨派委員會成員。他還是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兼職高級研究員。費思於2019年至2021年任職於美國國務院東亞局，包括擔任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負責監督多邊事務辦公室和地區與安全政策辦公室。費思還於2017年至2019年擔任國務卿政策規劃人員，就與中國和印度太平洋地區各國的關係提供諮詢，並因此獲得高級榮譽獎。
費思曾就職於《華爾街日報》，2013年至2017年擔任駐香港的評論撰稿人，2010年至2013年擔任駐紐約的專欄編輯。他還曾擔任美國空軍顧問，並於2011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教導美國：公民教育案例》的書。他曾在美國參議院和美國眾議院作證，並在《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外交事務》、《評論》和其他出版物上發表過文章。他擁有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
致謝
美國傳統基金會中國與新冠肺炎疫情無黨派委員會感謝所有支持我們編寫這份報告的重要工作的人。
首先，我們必須感謝美國傳統基金會主席凱文•羅伯茨博士，以及基金會的領導層，包括執行副總裁德里克•摩根、首席運營官埃里克•科斯瓦爾、幕僚長韋斯•庫珀史密斯、嘉芙蓮和謝爾比•卡勒姆•戴維斯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研究所副主席維多利亞•科茨博士、國內政策副總裁羅傑•塞韋里諾、憲政研究所副總裁約翰•馬爾科姆、政府關係副總裁埃里克•蒂塞爾和戰略傳播副總裁瑪麗•沃特，是他們讓這次活動成為可能。
同時還要衷心感謝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傑夫•史密斯、監督項目主任邁克•豪威爾、數據分析中心主任帕克•謝潑德、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艾琳•沃爾什、埃德溫•米斯三世法律和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查爾斯•史汀生、執行副校長辦公室傑出研究員史蒂文•布拉德伯里、監督項目總法律顧問凱爾•布魯斯南、法學博士薩姆•杜威和埃德溫•米斯三世法律和司法研究中心法律研究員傑克•菲茨亨利等專家學者。
高級編輯 William T. Poole、Policy出版物總監 Therese Pennefather、Policy製作網絡開發和印刷製作經理 Jay Simon、Policy數據圖形服務製作經理 John Fleming和營銷總監 Elizabeth Fender，以及 Matthew Tragesser、Jeremy Hayes、Brian Gottstein、Crystal Boham、Ericka Morris、Andrew Harding、Kathy Gudgel、 Ilan Hulkower、Elliot Nazar和 Molly Black都為該項目的成功完成提供了巨大的幫助。
最後，我們要向提供寶貴建議的外部專家表示感謝，包括Alina Chan博士、Gary Osen和 Gilles Demaneuf。
約翰•拉特克利夫
主席中國與新冠肺炎無黨派委員會
華盛頓特區
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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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附錄
(略）
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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