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薩羅佩克是個一直穿越邊境線的人。6歲那年，他就跟隨父親從美國搬到墨西哥，此後他一直生活在邊境：地理上的，和心理上的。他曾經是個記者，兩次獲得普利策新聞獎，但後來，這些變得都不再重要，2013年開始，他從埃塞俄比亞出發，一路穿過非洲、中亞和南亞，並在2021年底到達中國。他在中國走了兩年多，接下來，他還要一路走去美洲。他已經走了超過十萬公里。
2023年11月中旬，我從北京去往遼寧，在剛剛下過雪的省道上，和保羅一起每天行進20公里。10年的徒步看似宏大，但進入每個日子，就像保羅所說，沒什麼大新聞。一直都沒什麼大新聞，就只是走，放鬆，和途中遇到的一些人微笑、搭話、建立關聯。
11月15日-19日北京-本溪縣，陰⛅
得知真要出發去和保羅徒步時，我焦慮地啃掉了右手拇指上最後一塊好皮。
這可不是一場普通的徒步，甚至說是野外拉練也不為過：在11月的深秋去到東北，然後平均每天在戶外步行30公里。
時間倒回到5個月前，採訪原本應該發生在北京，故事主人公名叫保羅·薩羅佩克（Paul Salopek），一個63歲的美國人，2013年從非洲埃塞俄比亞一路走來，在2021年年底到了中國。此後的兩年時間裏，他按照地理學家胡煥庸畫出的璦琿-騰衝人口分界線，從雲南出發，在2023年6月抵達了北京。
保羅的故事在《國家地理》上連載。這是他名叫「重走伊甸園」計劃的一部分，他想要以此致敬百萬年前走出非洲的第一批人類。至於徒步最後的終點，是南美洲一個叫火地島的地方，那裏是人類足跡的盡頭，他要翻山過海，完成文明的閉環。
「這是一場慢新聞的實驗，」保羅在專欄的開篇里說，村民、遊民，還有小商販，一路上的小人物是他記錄的對象。在這個高速運轉的時代，他的步速是每小時5公里，「如果我們放慢腳步，細心觀察，也許就能重新發現我們的世界。」
他曾經在夜晚跳下非洲如銀如雪的沙漠小山，也曾在白天走過中亞的瓦罕走廊，衣服和皮膚都凍在了一起。他呈現出一種在中國社會難得看到的活法，異域和探險讓他的人生像是循規蹈矩和普通的反義詞。
按照我最初的設想，這個採訪應該會在午後開始，我和保羅邊漫步北京邊聊，還可以和時下流行的city walk結合，以另一種視角重新看待我們在此地的生活。
不過，當我得知保羅也不急於離開北京時，採訪就變得「靈活」起來。他原本計劃在北京呆一個月，但兩個月過去了，他還沒離開。實際上，按照保羅的原定計劃，他早該在2020年就完成整個「重走伊甸園」之旅，但他一路走走停停，加上沿途各種狀況和意外，這場旅行至今持續超過10年，還在繼續。可見計劃趕不上變化，延宕才是旅行者永恆的主題。
到了11月，我再次聯絡保羅，得知了他已經離開北京，出了山海關，正向着遼東半島腹地前進。「你最近走到了哪裏？」我問。
半天后，保羅回復我了一串英文，裏面夾雜着幾個拼音鄉鎮名，但我一個都沒聽說過。他很快又發來一張截圖，「我們下周大概會到這裏。」
本溪。但不是我知道的本溪市，是本溪市下轄本溪滿族自治縣。保羅又發來一段視頻——前些日子瀋陽下了大雪，他頂着一頭雪走在渾河邊。
仿佛是野外求生，這可不是什麼常規的「city walk」。我把視頻分享在工作群里，還有編輯注意到了他畫面里背的小包，「這肯定放不下10年的東西。你去問問，萬一有後備車呢？」
很快，保羅又來了回復，他很嚴肅：「沒有後備車。並且，我們現在每天都要走30公里。」
過了一周，我湊出一套裝備，跳上了北京開往本溪的G3691次高鐵，用一天多時間走過了保羅用3個月走出的距離。等到達本溪縣，我和保羅還沒有敲定的事情只剩下兩個，一個是見面時間，另一個是見面地點。都市人習慣於靠這兩大坐標生存，但對於第一個問題，保羅的回覆是「下午」，對於第二個問題，他說，「嘿，沒有這種地點。你直接來就好。」他繼續發來微信，「你打上一輛車，迎着走，總是能遇到的。」
最後，我坐上了出租車，沿着205省道找他。其實真正出了城，路上根本沒有一個人，因此鎖定目標變得容易：西方面孔，灰圍脖、暗色的外套，還有鼓鼓囊囊的背包。他扯下了圍脖，下面是一張帶着笑意的臉，皺紋都堆在了一起。
倉促間，我向保羅伸出了手，我們非常商務地彼此握了一下，花了一分鐘進行了必要的社交禮儀後，保羅繼續往前走，我跟在旁邊，試圖跟他保持同樣的速度。
只是腦子還是懵的。出發之前，我給保羅發了好幾條信息，想要確認所有的細節，但保羅沒有回答，只是讓我「放輕鬆」。
「我知道作為一名記者，你面臨着『獲取新聞』的壓力。我自己也深知這種壓力。但作為同行，我的建議是放鬆。這一路上都不會發生什麼大新聞，也沒有什麼有戲劇性的場景，」保羅在一個早上如此寫給我。「我們行走的意義在於記錄、思考，寫作，也關於耐心。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四處遊蕩，本身也帶點兒盲目和隨機，與所謂的計劃和安排風馬牛不相及。如果你在期待後者，那恐怕只會失望了。」
保羅不願意為「行走」賦予什麼宏大的意義，在他的講述中，行走是微小但必須的事，他曾經說，「我們通過一起行走，獲得了更好的生存機會。」後來，他跟我解釋了這句話：走出非洲開啟了人類遷徙的第一步。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一代代人總還是能移動，進而生存下來。「所以，走路是我們已經練習了數百萬年的絕招，樹挪死，人挪活，最簡單也最有力，」保羅說。「遇到任何問題，別忘了我們都還有走這一條路。」
我聽懂了一些，又好像沒完全明白。但不管怎樣，保羅已經率先邁開了步子。行走就這樣開始了。
保羅在路上攝影：李雨凝
11月19日清河城鎮，晴☀️
隊伍繼續前進，年輕的徒步夥伴昊天放慢了速度，和我一起聊天。
昊天全名許昊天，留着披肩發，是保羅同行東北的徒步夥伴。從瀋陽碰面開始算起，走到現在，他已經和保羅走了小一個月。昊天拿出手機給我看最近幾天的路線：小市鎮、關門山水庫，再途經草河掌、草河城和草河口鎮，最後到達通遠堡，一共一百公里出頭。「目標是走到南邊的大連，」昊天繼續解釋，最近，保羅到了中國之旅的收尾階段，為了追趕進程，最多一天，保羅和他走了36公里。但好在進度已經不再告急，「最近幾天應該都是20多公里，不太累。」
自2013年從非洲出發以來，除了一個名為塞浦路斯的歐洲小島國家（只比行政規劃意義上的北京的一半再大上那麼一點兒），保羅走過的每一程都不是孤身完成。他認為，徒步夥伴們也是這個徒步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部分的徒步夥伴都是當地人，他們更熟悉路況和文化，能讓保羅在保證行走效率的前提下，也最大程度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夥伴們也會記錄自己一路的見聞，可以與保羅的記錄做對照和補充。「這不是只屬於我的行走計劃，每個人都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保羅說。
與保羅同行的人有過很多，記者、學者、藝術家、戶外人……從圖書與報道中了解他的大多數人出於好奇或尊敬與他同行。在非洲的吉布提，保羅還和一位正在競選議員的男人同行過，正值國家選舉，他們穿行沙漠之中，對方每天都要打電話進行選舉的遊說。「他沒有贏得席位，」保羅告訴我，「但他也不介意，他說自己也沒那麼想參政。」當他來到北京，外交部專門給保羅辦了個媒體沙龍。會後，華春瑩還和他說，想跟他一起走一段兒。保羅說，她眼睛裏有很多天然的好奇。
徒步夥伴的身份也會隨途經的國家和地形發生變化：在非洲，保羅的夥伴是遊牧民族和駱駝；等從土耳其進到了中亞，夥伴們又變成了退役的僱傭兵、清真肉店的屠夫，還有獵人；在巴基斯坦，保羅被徒步夥伴拉着，去參加一場傳統婚禮，等到了才發現，他是全場唯一一個穿着長袍禮服的賓客。到了印度半島，一群年輕人跟了上來——看到村里來了一個白人，他們都想要上前和他練習英語對話，然後通過雅思考試到美國去。
多數情況下，徒步夥伴之間相互介紹，不用保羅特意去找。只有一次，在烏茲別克斯坦，他找不到下一任徒步夥伴，只能在網絡論壇上發帖。還有一次在土耳其，他準備翻山，但原本的夥伴受了傷。在山下的咖啡廳休息時，保羅遇到了一位對他的旅程感興趣的服務員，他願意接替徒步夥伴的工作。第二天，保羅等來了要一起與他翻山的小伙子，「還穿着招待的馬甲，繫着黑領結。」
到了中國，徒步夥伴還肩負翻譯和嚮導的職責。昊天告訴我一個小觀察：越到大城市，和保羅同行的隊伍也越壯大，在瀋陽，隊伍一度超過了十個人，連迪士尼中國的高層也在列，大家浩浩蕩蕩組成一隊，跟着他在瀋陽「city walk」。但出了瀋陽，更多時候，隊伍只有他們兩個人。
潘潘、昊天和保羅攝影：潘潘
昊天在出發前從沒聽說過保羅。他還在讀書，之前已經延畢了一年，「但也不是大事兒，該寫還是慢慢寫。」等到了2023年，課都上完了，只剩下論文，就跑去瀋陽的書店兼職躲閒。過一段時間，他收到朋友的消息，對方是保羅上一程的徒步夥伴，昊天和書店請了假，扔下文檔就出發了。他覺得，保羅就是一個可愛的老頭兒。
保羅卻很喜歡昊天。「你應該跟他聊聊，」保羅曾不止一次和我說，「這裏是他的家鄉，他對在這片土地上行走有自己的理解。」
「你為什麼想來徒步？」我把問題拋給昊天。在前幾公里的新鮮感褪去後，我又開始消化「沒有什麼大新聞」這個說法。路邊是一樣的山和土地，這個村莊和下一個村莊本質也沒有什麼分別。臨路的小賣鋪早早關了門，或者乾脆就是一直沒開，我們路過一家家的鐵門，院子裏建着一樣的鐵皮苞米垛子，每一隻狗都在門內高聲叫着，他們只熟悉路過的小轎車，不熟悉路過的人。
「不想寫論文，」昊天嘻嘻哈哈。「跟着徒步多好，吃喝不愁，其他朋友都還羨慕我。」
聽我沒幾句接話，昊天又輕快飄走了。不回答並不是我本意，只是五公里過後，徒步的疲累顯現出來，我能感受到每一件衣服、包里每一個東西、每一公斤附加在我身上的重量——也許，我並不需要滿滿兩袋的暖寶寶，徒步產生的熱量足夠抵消東北的冷。事實上，我已經冒了許多汗，腳底也像要着火一樣。除了熱，那還是一雙新鞋帶來的磨礪。
走了足夠久，身體已經形成慣性，任何微小的改變都要耗費巨大的體力。保羅和昊天永遠走在我前面兩米處，他們好像在討論什麼「設備」、「氧氣」，是周邊的廠房，但再多我也聽不清。每一步都在趕，我要時不時小跑一下才能不掉隊。但跟上之後，明明邁一樣的頻率，沒走兩步，他們又回到了兩米開外。
在太陽落山之前，我們終於抵達了城鎮的邊緣。一個上午在清河城見過保羅的司機，晚上又遇到了我們。「你們真的是一路走過來的？」司機很震驚，他開車過來不過半小時，中午就到了地方。昊天點了點頭。
晚上回到屋中，我收穫了幾個水泡，位置都在腳後跟，是穿新鞋徒步的詛咒。昊天知道後瞭然笑笑，很快就給我送來了急救包，裏面放着雲南白藥、剪刀和繃帶。「你拿個枕頭墊着小腿，第二天會沒那麼疼，」他又囑咐我。我點了點頭，處理完就躺到了床上。
11月22日小市鎮，多雲🌥️
保羅決定在小市鎮休息幾天，他要給美國的編輯發去最新的文稿，還要處理快要到期的簽證問題。我們住在縣城唯二接受外國人入住的酒店之一，就在縣中心，方便保羅下樓就能找到人交談。
很多時刻，保羅身上依舊有「外國人」的一面。他用麥片和冷牛奶解決了早飯，沒有去喝本溪縣最出名的羊雜湯，不喝熱水，在吃飯時也略過了我們點的血腸。原本他很愛喝9塊9的咖啡，但聽到昊天一次開玩笑說9塊9的咖啡店裏都坐着一個筋疲力盡的打工人時，保羅立馬擺擺手，說以後不點了。他也錯過了午飯，一直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寫作。
在天色轉陰的午後，保羅給我分出了時間，我們聊起美國，還有他的過往。1962年，保羅出生在南加州，60年代後期，甘迺迪兄弟與馬丁·路德·金相繼被刺殺，時代風潮急轉直下，他父親的政治理想幻滅，帶着全家一路往南，最後停在了墨西哥。於是，保羅前一天還在加州的幼兒園上學，後一天就被大人們像一件行李一樣裝車，變成了墨西哥郊外瘋跑的小孩子。
父親去世後，他重新回到美國，很快發現上學的無聊，開始四處遊走，用在墨西哥學到的種地技能在美國的各個農場打工。他過得十分簡陋，除了一輛二手摩托車一無所有，總是住在朋友家或者沒有家具的公寓裏。為了賺取生活費，他還會跟着商業漁船出海，去捕撈蝦、比目魚，還有扇貝。
保羅說，如果沒有做記者，他可能會捕一輩子魚。但在一次趕赴出海的途中，他的摩托車拋錨了，在那個小鎮，他打工賺修車費，租房給他住的老太太據說曾經是作家馮內古特的情人，給他在當地社區報介紹了份工作。保羅從警訊板塊做起，他發現自己喜歡去現場，而後，他自由撰稿了一段時間，又在90年代進入了《國家地理》華盛頓總部。1998年，保羅加入《芝加哥論壇報》，因為兩篇人類基因組多樣性項目的文章，獲得了普利策解釋性報道獎。三年後，他又因為報道非洲的工作，獲得普利策國際報道獎。
到了2010年左右，年近50的保羅打算離開日漸衰落的新聞行業，去做一些不只是關於新聞的事情。「我們好像掌握了許多信息，但忽略了信息背後具體的意義，」保羅說。但這個意義又該如何找回？他試圖從真正的故事開始寫起，但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想了一圈，保羅回歸了最原始的故事：遊記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敘事類型，而最早的遊歷是人類這個物種集體從非洲走出來的旅程。所以，他出發了。他輕描淡寫，「我也只是需要散散步。」
我問保羅，在這個信息紛亂的時代，想要形成全面又深入的理解，這種行走的方式是否必須？保羅搖搖頭，「我並不鼓勵人們模仿我，這是個笨辦法。」
這種樸素的笨拙很早就體現在了保羅的身上。比如他在《國家地理》兩年，因為只出去進行了一次實地採訪，他辭了職，在《國家地理》很少類似的先例；在非洲做駐外記者期間，當其他同行競相去採訪總統、官員時，他劃着一艘皮划艇，去剛果報道正在發生的戰爭。
保羅說，相比物質充裕的南加州，他覺得他還是那個墨西哥邊境瘋跑的男孩兒，腳上穿着草編的涼鞋，嘴裏說着帶口音的英語，習慣了自由與苦行。在行走中，他住過卡車司機的隔壁，「只隔着和紙一樣薄的牆面」，和着巨大的呼嚕聲整理素材。昊天曾經和保羅在寺廟裏過夜，宿舍條件一般，被子一抖，滿是瓢蟲。昊天抖了一晚的蟲子，而保羅把凳子挪到插座邊，專心致志打了一晚字。
物質生活的簡陋一如既往。直到現在，保羅還用着從非洲背來的腰包，包的四角都磨了邊；11月的東北深秋，他的腳上還是夏天那雙帶孔洞的徒步鞋。下了雪，他教我在襪子裏套上膠袋，濕了再換，這是腳總能保持乾爽的秘訣。
行走10年裏，保羅能記起來的傷痛只有兩次，一次發生在非洲，他跳下山谷摔斷了腿，一次是在印度，上吐下瀉。剩下時間，他風雨無阻地走路、採訪，當然，還有記錄。至今，他積累了超過100本素材，大部分寄回美國，最近的一個本子放在他的褲子口袋，隨時準備採訪。還有一些本子被保羅單獨放在腰包，連同大包里一路背來的ZOOM牌錄音筆、電腦、另外一打筆、一個急救包、一些在廉價旅館用過的無名香波、一個在偏遠地區野營用的雪茄打火機，還有兩身速乾衣物，跟着他一起走。
保羅的全部行李攝影：李雨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