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有人說農村重新集體化是為了備戰、備荒、準備打仗，尤其是準備和台灣、美國打仗，應對美國和國際封鎖。我不確定決策者是不是這種思路，但我知道，集體化絕對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制度，更是一種政治制度。
如果要實行集體化，就不能只在農村實施，更要在城市實施。至少目前還沒看到要在城市實行集體化的跡象，沒有相關文件公佈，也沒有輿論準備。假如城市不實行集體化，農村的集體化必然推行不徹底，很多人會從農村逃荒，到城市投奔家人。現在的農村基本上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中國二十年以來不僅消失了150萬個農村，沒消失的農村也早已空心化，沒有年輕人，沒有經濟資源，暮氣沉沉。中國目前5億人居住在農村，9億人生活在城市，如果城市也實行集體經濟，城市將養不了那麼多人，原因很簡單，城市的天然氣、電力、汽油、各種生活物資，在國際封鎖的條件下各種物資短缺，必須向農村轉移人口。而且留那麼多人在城市，容易不穩定。到時要轉移多少人口？不好說，只能說有數億。超級大遷徙。
就算要在農村實行集體化，把農民土地都收回去，怎麼安排農民勞動呢？如今的中國早已經是農業機械化，種糧食都有機器，不怎麼使用人工，除非是瓜果蔬菜種植，還需要人工。農業集體化以後是不是要讓農業機械退場，讓人工取代機器？要不然農民閒在家裏，只是畫地為牢吃飯嗎？成為只會吃飯聽話的動物。
要在城市實行集體化，絕對不是農村那麼簡單，直接就毀了各行各業，因為現存的各行各業都是以經濟聯繫和市場機制為紐帶，集體化只會毀了國家的經濟根基，萬業消融集體獨大。城市經濟運作十分精細，在現代經濟基礎上實行集體化，這種事沒有先例，沒有經驗可學，稍有不慎就是大禍一場。
在我看來，現有的市場機制沒有失靈，政府的稅收、貨幣政策都還運行，經濟手段配置資源仍然是主要辦法，即便中國面臨極其嚴峻的外部挑戰，可以通過救濟制度保障絕大多數人的生存供應，中國底層要求很低，只不過有口飯吃，如此卑微而已，以中國的國力，只要在分配製度公平一些，足以應對挑戰。實行集體化是自毀經濟長城、自斷命脈、經濟政治雙重自殺。四十年經濟發展成就毀於一旦。
在經濟國家所有制為主的基礎上，把每一個人的生產和生活都納入國家計劃之中，國家政權的控制力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毛孔，只是知識分子設計的一種美好的願望，計劃經濟缺乏技術上的可行性，所謂計劃經濟，實質是統制經濟。在農村，實行農業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工商業都由國家經營管理，各類物資全由國家控制。在統制經濟情況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一架大機器，是一架使十億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架大機器里，控制中樞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行政權力支配。極權政治又是實施統制經濟的必要條件。
由於政治和經濟高度集中，集體所有制實際是官僚所有制。官僚們可以不顧老百姓的意願，隨意支配國家財富。老百姓的生活資料，都得仰仗官僚們分配。在這個制度下，「不服從者不得食」。一切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村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用什麼方式種植，農民和村幹部沒有權力決定。農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一收購，統一銷售。每一個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麼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黨政機關決定。農民在政治權力的高度禁錮中勞動和生活。他們的生活資料由政府嚴密控制下的集體組織來保證。一旦政策失誤，集體組織失去了保證能力以後，由於農民被捆住了手腳，死到臨頭，也不能採取自救措施，只能坐以待斃。
比如，大饑荒時期，河南省潢川縣設立收容所67處，收容企圖出外逃荒的農民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殘2195人。
集體化的前提建立嚴格的戶籍制度，購買生活資料的票證只能在戶口所在地領取。人們被鎖定在戶口所在地。
要打破現有政治和經濟制度，強制發動集體化運動並維持運轉，必須實行高度的經濟壟斷、政治壟斷和思想壟斷。現在來看，這3個條件都不存在。
首先，領袖必須擁有絕對權威，下達的指示被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領袖的話高於法律，高於政策，高於道德，高於一切社會標準。每一句話都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一發表，人們三更半夜地起來慶祝，「傳達不過夜，執行不走樣」。現實是，中國早已經從強人政治轉向了常人政治。最高執政者再不是戰爭年代造就的政治強人，而是靠機遇、性格、家庭背景走入最高層的普通人。常人政治的一個特點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現實需要行事；他不能憑藉自有的政治強力來推行某些主張，只能在各種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推動下作為。他的成功與失敗決定於對現實需要的判斷，決定於對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方向的判斷。
其次，思想壟斷早已不存在。通過教科書、媒體、會議等一切形式，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向每一個人灌輸官方意識形態，對與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對外來思想嚴密封鎖，使得官方意識形態控制了每一個人的頭腦，指導每一個人的行動，充滿了全社會的話語體系。
意識形態的權威高於政治權威，信仰是很多人參與政治運動的動力。文革結束以後，對黨組織的盲目信任、對官員的盲目尊敬已不復存在。對共產黨奴隸式的服從已被懷疑和批評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機」來概括這種現象。輝煌一時的意識形態大廈已經是一片廢墟。真理的旗手已經從執政者轉向民間及其代言的知識分子。官方意識形態不僅已經喪失了神聖性，也在相當深的程度上喪失了可信性。意識形態的執掌者在對知識分子實行打壓時理不直，氣不壯，他們的打壓指令常常用口頭傳達，而不用正式文件。
最關鍵的，國家現在的主要經濟資源並不是掌握在政府手裏的集體財產，而是掌握在那些直掌權力的官員、他們的家人、親屬、朋友以及那些接近權力的人，用集體化消滅市場機制，相當於剝奪官員們的財產，必然受到最激烈的抵制。房產稅多年未能實行，根本原因是官僚集團的集體反抗，如果要實行集體經濟，只會遭遇更激烈的反抗與破壞。「天下難治，人皆以為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官僚們有二重性：他們有恪守職責的一面，也有為自己、家庭和「山頭」謀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團有獨立於最高統治者之外的利益。把為黨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些官僚特權階層，侵吞人民的勞動成果，佔有遠比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几十倍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普通民眾。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根本。他們甚至不惜把子女家人送到國外，把天量財富轉移國外，絕對不允許有人來共他們的產，斷他們的財路。
在極權制度下，不僅有尖銳的官民矛盾，在官僚體系內部，很難和諧地解決權力繼承和權力分配的問題，最高統治者和官僚集團之間，這部分官僚和另一部分官僚之間，也存在尖銳的矛盾。重大政策的推行都要伴隨着殘酷的政治鬥爭。如果沒有鎮壓，一切都不靈。這個制度最容易犯決策錯誤；由於不允許批評，出現了決策錯誤以後又很難糾正。一個又一個錯誤，不僅加劇了社會矛盾，也加劇了領導集團的意見分歧和內部矛盾。
集體主義是以抹殺個人的權利為前提，是違背人性的。用強權構建的集體制必然是極度集中的嚴酷制度。在幾百年的實踐中處處碰壁，無論蘇聯、東歐、古巴還是非洲那些試驗社會主義的國家，沒有成功的先例。在中國也一再受挫，前景渺茫。
以集體主義為宗旨的政權是扼殺個性、違背人性的，必然有來自人性的反抗。沒有強力鎮壓，這樣的統治一天也不能維持。對於經濟來說，從來逃脫不了「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循環。
人喪失了私有財產，也就喪失了個人自由，在這種制度下，依靠黨，依靠國家，依靠集體才能生活，否則寸步難行。在中國，凡是國家不管的東西，都不短缺；什麼東西只要被政府看上，政府一伸手，那就立刻成了稀缺物品，供應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隊了。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經濟基礎，私有財產喪失了，個人的自由也就隨之完全喪失了；私有制度被消滅了，個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滅了。個人自由和集體制是不相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