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正能量國師李稻葵調子大變，說中國經濟已經冷了三年，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負增長，在建國以來的統計史上，只發生在1961年和1967年，而這次累計負增長的烈度和強度，是過去從未有過的。」他說他的團隊算過，過去二十年，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資加上日常開支，平均每年佔到GDP的41%，超過了居民消費，是中國經濟的第一大拉動力。現在，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已經超過了GDP的100%，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不但拉不動經濟，反而成了累贅。
在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都是居民消費。但在中國，居民消費竟然趕不上地方政府的支出。
地方政府向居民提前收70年地租，錢仍然不夠花，需要借債發展。李稻葵說地方政府債務超過全國GDP的100%，還沒算隱性債務。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規模更大，而且借的大多是高息短債。
因為地方政府投資產生不出收益，只能發新債還舊債，越還越多。錢從銀行流進地方政府，轉一圈，又還了債，在賬面上空轉。所以，不管借多少，地方政府手裏還是沒錢。沒錢怎麼辦呢？就向企業下手。過去承諾的稅收優惠，現在翻臉不認賬，倒查十年二十年，強行追回來。地方政府的另一手就是，今年的稅收不夠花，先把明年後年的收上來。這等於是殺雞取卵。
李稻葵認為，整個中國經濟的血液循環，就堵在地方政府這裏。所以，他說，地方政府是「瘀堵點」。光診斷出「瘀堵點」還不行，他畢竟是國師，還要開藥方，上奏摺。他開的藥方是什麼呢？說起來有點反常識，他讓中央多借錢。替地方政府還賬。他說，中央政府債務只佔GDP不到30%，空間很大，今年計劃發12萬億，遠遠不夠。他建議，至少應當翻一番，發24萬億，甚至更多。中央政府發巨額國債，替地方政府還地方債，收購市場上賣不出去的房子。
聽李稻葵的建議，有點以毒攻毒的意思。病根是債，藥方還是債。用中央政府的新債，治地方政府的舊債。問題是，中央政府借債替地方政府還債，那麼，中央政府的債誰來還呢？這就像地主家有十個兒，這十個兒比着借錢，蓋高樓、買汽車，娶演員，娶歌星。正嗨到高潮，突然發現借的債，沒錢還，不但這代人還不上，孫子長大了都還不上。這時候，地主家的師爺出主意，讓地主去借錢，替兒子還債。
李稻葵乾的就是這種活，把老地主當冤大頭，把中央政府當冤大頭。其實，是把在中國生活的中國人當冤大頭——中央政府發巨額債務，最後都會是中國人買單。
兩個星期前，我們有期節目，講了另外一位體制內經濟學家劉世錦的建議。可能有聽眾還記得，劉世錦說，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是解決通縮問題，把消費刺激起來。怎麼刺激消費呢？劉世錦建議，把錢從政府的口袋轉移到居民的口袋。他甚至提出一個時間表：中央政府用五年時間，把城鄉居民養老金提高到每月1,000塊錢。錢從哪兒來？他說得很直白，就是把國有資產劃撥進社保基金。現在A股中的國有資本市值大約是40萬億元，先劃20萬億，補充到社保基金中。
劉世錦說，中國經濟發展了這麼多年，國家不是沒有積累，只不過是把本來應該積累到老百姓社保中的財富，都積累到國有資產中了。所謂國有資產，本來就是幾十年壓老百姓收入和消費積累起來的。現在，生產過剩，消費低迷，要擺脫通縮，正是給老百姓福利、刺激消費的好時機。他還定了個目標：用三年左右時間，把全社會儲蓄率降到40%以下。反過來說，就是把整個消費佔GDP的比重，頂到60%以上。
李稻葵的建議顯然跟劉世錦的不一樣。李稻葵是建議借更多新債，用來還舊債，把債務從地方政府轉移到中央政府身上，但李稻葵沒說，中央政府的債最後由誰來還。跟李稻葵不一樣，劉世錦是建議動用現有的政府資產，把錢從政府手裏往居民手裏轉移，讓居民消費趕上世界平均水平，這樣把經濟刺激起來。
李稻葵和劉世錦，都是體制內經濟學家，哪個更靠譜呢？
李稻葵說，共產黨執政七十多年，固定資產投資只在兩個年頭下降過：1961年和1967年。
1961年是個什麼年頭呢？大躍進剛剛失敗。前三年，全民大煉鋼鐵，砸鍋賣鐵放衛星，畝產萬斤的牛皮越吹越大。一直到吹爆了，糧食沒了。從1959到1961年，全國大饑荒，餓死上千萬中國人。1961年，中國經濟總量掉了四分之一還多，是歷史上有統計以來最慘的一年。那不是經濟衰退，是經濟跳崖。第一次固定資產投資下降，就發生在那一年。
1967年又是個什麼年頭呢？文革第二年。全國停課、停產、鬧革命。工廠停工，工人上街武鬥，兩派相互殘殺，武漢、重慶這些工業重鎮，真槍真炮打成了戰場，在重慶甚至動用了坦克。第二次固定資產投資下降，就發生在那一年。
今年上半年，是固定資產投資第三次下降。而且，按李稻葵的說法，這次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烈度和強度，是過去從未有過的」。從這個角度講，說中國經濟進入了幾十年來最危險的時刻，並不是危言聳聽。
危險，不是說明天就崩潰。我講過很多次，中國經濟最可能的前景，不是崩潰，是長期潰而不崩。這是個漫長的溫水煮青蛙的過程。整個國家的資源，改革開放積累的財富，會被一點一點耗掉。整個社會的活力，居民手裏的錢，會被政府想方設法抽乾榨乾，變相拿去堵債務窟窿。
生逢危世，普通人怎麼辦呢？幾天前，我在上期節目中，轉述一位俄國巨商梅利尼琴科的話。他是這麼說的：「改變在哪個時刻發生，不可預測......你能做的，就是細心觀察，為那個時刻準備好自己。」這也是我這個頻道反覆給大家的建議。國家的改變，制度的改變，需要很多因素機緣偶合，不是只靠個人努力就能達成的。作為個人，有意義的，就是順勢而為，為那個將來會發生的時刻，準備好自己。
哪怕不知道方向，從最簡單的做，堅持強健身心，學學英語、讀點有質量的文字，這樣總可以吧。只要能做這點有意義的事，就已經超過了99%的中國人。別老想着去改變那99%的中國人——你我本事再大，也不可能改變那些沒有動力改變自己的人。將來他們是不是有改變的動力，也不是你我能決定的。
對於普通人來講，最重要的改變，永遠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改變。如果連正能量經濟學家李稻葵都繃不住了，出來暗示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普通人更需要做好準備。有句話說，歷史不會重複，但會押韻。上兩次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中國人是怎麼過來的，值得今天的人看一眼。尤其是1967年那一次。
文革當中，中國人活成了兩種人。那些先覺悟的，都是從改變自己開始，不隨大流，不用假大空自欺欺人，而是把精力和時間都花在提高自己上面。文革一結束，他們上大學的上大學，做生意的做生意，出國的出國，開創自己的一片新天新地。而另一種人，就是那些整天國家民族、偉大領袖、遠大理想，老盯着別人要改造別人的，他們害完別人害自己，害完自己再害他們的孩子。每一代都少不了這種禍害。前車之鑑，別做那種人。
如果真愛個人自由，愛憲政民主，不願長期生活在獨裁國家，就做個長遠一點的計劃，每天一小步，去實現自己的計劃，最後到自由民主的國度生活。如果不願背井離鄉，也不妨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坦然一點，接受能伸能屈的人生，呆在中國也不是世界末日——有些活得很通透的朋友，在中國也過得不錯，有親人，有朋友，有自己的事業。那也是一種人生。關鍵還是那一點，自己怎麼活，想做個什麼樣的人。
這幾年，中文世界流行一個詞，叫躺平。有些英文媒體也報導，把躺平翻譯成lying flat。從個人角度，我更欣賞德克薩斯土話中的一個說法，叫hunker down，意思是貓起來。颶風來了，德克薩斯人不躺平，也不跟颶風較勁，而是hunker down：釘好門窗，備足吃的喝的，在安全的地方貓起來，等風過去，該幹什麼幹什麼。
躺平給人的感覺，更多是被動的，是放棄、認命，當受害者。而hunker down，給人的感覺，更多是主動的、積極的，是保存實力、等待時機。兩種說法，兩種人生態度。
(節選自第213期節目文字版《幾十年來最危險的時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