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這種半市場、半政府管制、半干預的模式對政府的利益集團來說是自由格局。通過對經濟的管制可以造出很多「租」來:他先把「租」造出來,然後去進行買賣,又再去尋租,用各種名目管制有序競爭,維護市場秩序甚至標準化等等都作為進行管制的理由。其實,管制說白了就是先造租,造完了以後再來尋,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中國發展模式確實到了迫切需要變革的地步。
但在實踐中,往往需要遭遇較大危機,才是終止傳統發展模式的時機。否則,我們還會依照原有慣性繼續走下去。中國強勢政府的發展模式搞增長可以,搞創新不靈。中國經濟在現有模式下的增長潛力還能有多少?還能走多長時間?說不清楚。但是,我們知道現有的體制搞創新不行。而創新是所有亞洲發展模式碰到的最大問題,日本經濟缺乏創新能力,韓國經濟缺乏創新能力,最後都是以危機的形式爆發出來。
難在轉變政府利益格局
創新不行,經濟增長乏力就靠印鈔票。最典型的就是日本人。拼命印鈔票製造資產泡沫來維持經濟增長,但到上世紀的1989年,泡沫破滅。中國不一定即刻發生像日本1989年泡沫大破滅的事情。但是中國產生小泡沫、中泡沫這是有可能的。所以,在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從官方到學界已有共識。問題是怎麼轉化?這個題目我們談了幾十年,原因就在於我們現有體製成為阻力和障礙,如果不做改變,發展模式轉換不了。
中國經濟體制的特點是什麼呢?第一,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響力。第二,政府對整個經濟全方位管制,而且管制有越來越嚴的趨勢。第三,迄今還沒有一個比較健康的要素市場,由於各種各樣的管制,再加上政府對資源配置非常強的影響力,我們的要素市場極度扭曲,價值和信號也是扭曲的。第四,民營企業發展受到了強大的國有經濟的阻礙。
那麼,改變體制的難度在哪裏?難在利益格局。在這些體制下形成了眾多的利益集團,30年的改革開放,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都已形成,從gongmin社會發展看是一個健康正常的現象,因為公民社會的發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團,而不能是過去的鐵板一塊,全國一盤棋。但是,不健康的是什麼呢?兩個方面:第一,現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個各利益集團公平博弈的平台。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過去都是全國一盤棋,對中央保持一致,但現在由於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由於利益集團的形成,眾多的利益集團之間進行利益博弈,而社會又沒有一個公平的博弈平台,這是不正常的。
所以,博弈的結果往往由政府來裁決,而不是按照所有利益集團所同意的事先確定的規則來裁決博弈結果,這是不健康的。第二,在形成眾多的利益集團中,政府成為最大的利益集團,這是非常不健康的。誰都可以組成自己的利益集團,唯獨政府不可以組成自己的利益集團,因為政府是遊戲規則的司法者,他是裁判員,是吹哨的,他現在下場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正是因為中國經過了30年的改革開放,政府已經成為市場經濟中最大的利益集團,所以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以及轉變體制的四個特點都碰到了障礙和阻力,因為轉變體制就是要觸動政府自己的利益。涉及到政府利益,單靠經濟體制改革根本沒有用處,只能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目前的趨勢非但沒有分開,而是結合的越來越緊密,政企結合越來越緊密,政資結合的越來越緊密,政府和市場結合的越來越緊密,統統都是一個利益主體。
目前這種半市場、半政府管制、半干預的模式對政府的利益集團來說是自由格局。通過對經濟的管制可以造出很多"租"來:他先把"租"造出來,然後去進行買賣,又再去尋租,用各種名目管制有序競爭,維護市場秩序甚至標準化等等都作為進行管制的理由。其實,管制說白了就是先造租,造完了以後再來尋,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關鍵是如果面對政府"尋租"
我認為,政府的經濟利益沒有必要去迴避,它是很現實的存在。不能採取鴕鳥政策,假裝沒看見,還假設政府就應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其實,我們應該實事求是,面對現實,應該假設政府就是要在市場經濟中尋找自己的公權力。然後,我們再談如何找到解決辦法。
十七大的報告中所提到的政治體制改革、政企分開,但並沒有提修改憲法的問題。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我認為還是有改革空間的,比如說放鬆和解除政府對要素市場的管制,過去我們也做過,如放鬆市場管制,取消各種各樣的審批制度等,只有取消不必要的審批制度,解除政府的各種要素市場管制,市場才能正常發展,而要素市場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土地市場。另外,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可以縮小國有經濟的規模,這都可以做,我們曾經做過"抓大放小",但現在的難度是既得利益集團和個人不願意放。
等待危機倒逼政府進行改革,這種思路不太對;但是,假設政府應該退出經濟,不應該在市場中謀利益,應該嚴守職責的假設也沒有任何現實意義。我們現在就應該假設政府確實在經濟當中有利益,並將此擺到桌面上來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我堅信,如果我們能夠對傳統增長模式進行調整,中國經濟就不會像日本經濟上陷入衰退。我們的發展潛力尚在。但問題是半政府、半市場的結構已經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種阻礙也許不會出現全面的大危機,但小危機不斷會不斷出現。比如,房價問題,中國已經繞不過去。近期,中國不會出現像日本那樣泡沫破滅後的整個國家經濟20年簫條,但一些中小危機還是會給我們局部的改革形成壓力和面臨困境。
學術界要完成三大任務
在這樣的情況下,學術界有三個任務需要完成。
第一,要研究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到底劃在什麼地方?現在很多似是而非的說法都經不起推敲,很多政府不應該做的事,打着各種各樣的名目都在干。比如,學術界自己造出一個公益性概念,而政府機構也都打着公益性名號來辦。但實際上,公益性在經濟學中根本沒有定義,翻遍全世界教科書也找不出公益性的定義是什麼。再從定義出發來論證,凡是帶有公益性的事就讓政府來干,那吃飯是最大的公益性,為什麼政府不干。學術界很糟糕,非但沒有研究市場與政府邊界到底劃在什麼地方,反而把邊界搞得愈加的混亂不堪。
第二,要批判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對中國極其有害,不僅在宏觀經濟條件上非常有害,而且對中國經濟的轉型也是非常大的障礙。
第三,重塑社會價值。現在,中國人的社會觀念非常混亂,市場價值的重塑也需要學術界來完成。將來我們社會核心價值觀到底是什麼?傳統那一套已經不行了,我們上小學時所接受的教育,今天已經不信,怎麼辦?信誰?信儒學?似乎中國目前只有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夠靠這兩條作為民族支撐的。
(來源:中關村產業升級研究院)
(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