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國際遊說工作中的間接攻擊性部分，也會遂步出現效益遞減，一是因為還未受西方制裁的中港酷吏減少，一是因為西方還在多方面倚賴中國，特別是還要和中國做點生意，故過度制裁對他們也有不利，因此必然有限。大家也許留意到拜登政府的駐中大使月前說中美關係已囘復到了某種穩定狀態。其實，遊說外國政府制裁中港狗官，有點是要求這些國家代我們搞光復的味道；這對他們有代價，對我們卻沒有。這種免費午餐我們不可能再吃很久，革政權的命還需香港人自己干。這意味遊說工作也將人手過剩。
我因此相信，香港人的運動如果不大幅調整一直以來三類實踐的人手配備，很快就會愈發低效。直覺估計，三類工作的人手或時間投入比例目前大約是7.9:2:0.1，而今後為了光復，最優的比例應該大約是2:2:6，亦即要大大加強直接攻擊力。作這種調整需要運動中人高度自覺，因為沒有大台可以發號施令、讓人手配置達到理想的高效率。
不幸，自覺性不是傳統香港民主運動人的強項；還在香港的時候，示威遊行靜坐的地點、時間、動作、口號、蠟燭等都是大台替大家安排好的；2012年之後，運動的自覺性有所提升、2019年達到高峰，可惜為時已晚。其實，在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成長過程里，父母期望的是他們讀好書、畢業找一份好工，鮮少是鼓勵他們當興業家艱苦創業；讀完書做生意的也多是繼承祖業，也不是人人都願意。但現階段建國工程所需要的，卻是大批曉自發、能興進擊之業的運動人。因此，我勸諭大家，出來了便要下脫胎換骨的決心，原因是我們過去得到的培養和訓練，往往與建國任務所需不匹配。
最後和大家討論光復的學問和實踐怎樣接駁、知行如何合一。
上述研究計劃幾乎還未開展，故這個接駁問題暫時無法完整解答，但有些想法卻可以先行探討。我舉兩個國際線例子說明。
想法一：如果研究結果認為一個平和的「瑞士模式港獨」是可以在某種可能出現的國際環境裏實現的話，那麼就應該及早在國際上進行這個模式的推介和遊說，使能水到渠成。過去，國際遊說工作都是滯後的：有了國安法,我們才向西方國家遊說要救生艇；中港官員作惡太厲害，我們於是遊說要制裁。這兩種滯後的遊說都比較容易做，因為可怕的事實都擺在那裏了；但像上述港獨模式的推介遊說主要是前瞻的，因此歷史和理論的研究都要做得特別充足，說出來才更動聽、才能打動人心。
想法二：上述「建國學」的焦點放在建國前，研究新興國家在什麼條件下產生、走的什麼路徑。但新興國家產生之後，如何建立、建立什麼樣的政體、建立了能否暢順運作，等等，都大有學問。孫文建國過程太倉促，這些問題未研究好，清皇朝就頹然倒下，殺他一個措手不及，以致他的有關建國後如何運作的論述如《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竟然都是辛亥革命後大約十年才出台的，未免太遲。新的國家如何建構體制、如何運作，固然有大量政治學研究作參考，但如果有一批已有真正民主體制運作經驗的人從第一天就操盤，新興國家就更易上軌道。故我的建議是，我們由現在起就在西方各國成立香港人的政黨，積極訓練政治人才參政；選票數量不足的話，可以連同海外的藏、維、蒙、台人合作，所組政黨稱為 Third Nation Party（First Nation在新大陸國家裏通常指原住民），每個民主國家裏設一個，形成網絡。起初，這些政黨不推舉自己的候選人，只致力公開調動選票支持同情中國周邊民族解放獨立的其他黨派及其各級候選人。這個做法的好處是容易取得資源並能引起國際媒體注意，更有利推動新的推介性的遊說工作，使各國友好黨派同情我們的光復綱領，願意支持我們獨立。由於各民主國家的政體都不盡相同，這個政黨網絡里的香港人得以親身認識各種不同的民主制度的特性，有利設計香港建國之後最適宜的新體制。如何在海外成立政黨、怎樣取得資源、怎樣結盟，都有學問，最好一面做一面學，知行合一。
我建議成立一批戰工群，從光復三學三實踐的框架提取若干研究主題和行動項目而從事之，所得成績和心得作成報告提交予下一次 Hong Kong Summit召開時討論，這樣就可朝產生一個香港獨立綱領行進一步。如是者若干回合之後，一個內容堅實、具說服力的港獨綱領就在望！
流亡運動如逆水行舟，我們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紅海，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卻沒有神跡助我們把海水分開，沒有天降馬納讓我們活命，更沒有一個耶和華給我們誡命石板，惟有迎難摸索前進。要在運動灰飛煙滅之前回到我們的福地，只有一兩代人的時間，而且轉眼已過了十分一或五分一，大家不可以蹉跎歲月。
我就講到這裏，謝謝。
※練乙錚為香港經濟學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前副院長、《信報》前總編輯兼主筆。本文為日本東京一橋大學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舉辦〈日本香港民主峰會〉主題演講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