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一篇名為《主要省市，「體制內強度」指數》的文章，作者在三年前提出了「體制內強度」這一指數，以此考察一個城市或地區的經濟與社會活躍度。
這個指數其實很簡單，即一個地方體制內人員（包含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繳存公積金人數占當地全部繳存人數的比重。作者認為，比重越高，這個地方的「體制內強度指數」就越高，市場化程度就越低，就越不適合創新和創業，也不適合投資買房。一個地方的「體制內強度指數」低於33%，是比較合理的。
作者舉了幾個省為例，從數據來看，也基本符合人們日常的直觀印象。
比如廣東，指數的兩極化特徵與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區經濟巨大差距的狀態相吻合。東莞、深圳和佛山的指數均低於20%，珠海、廣州、惠州、中山均未超過27%，珠三角邊緣城市江門與肇慶都沒有超過50%。但非珠三角的揭陽、茂名等城市，這一指數非常高，與東北地區城市接近。
江蘇也符合人們的日常印象，最富庶的蘇錫常地區，「體制內強度指數」最低，蘇北地區則明顯高於蘇南，最高的徐州呈現典型的北方城市特徵。
在山東，僅有青島和威海兩個城市低於30%，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魯南的棗莊、菏澤和濟寧都超過了66%，是典型的北方化城市。
遼寧最開放的大連，體制內強度指數也最低，但其他絕大多數城市都超過了70%，「要不就進入體制內，要不就離開東北」成為年輕人僅有的兩個選擇。
但「東北化」這個標籤，並不意味着東北經濟缺乏活力的情況最嚴重，西北才是更典型地區。作者提供了甘肅的數據，所有城市的指數都超過了70%，四個城市甚至超過了90%。
作者慨嘆了一句：「超過90%意味着什麼？基本上體制之外無世界了」。也就是說，在這些地方，體制內工作是唯一穩定和靠譜的選擇，體制外當然有生存空間，但沒有發展空間。
這讓我想起前些日子鬧得沸沸揚揚的「嘉峪關選調女生」事件。主流聲音批評她，也有人認為基於權利的個人選擇不應苛求，而且當事人已經自行離職。我倒不否認「個人權利」的說法，也認為大眾越是容易被冒犯，越是在正常認知的反面。但我並不同意這個女生表達不滿是在抗爭什麼，因為她對嘉峪關的反感，並不是真正基於「人往高處走」，不是基於對地方政務、經濟和觀念的更高追求，不是「恨鐵不成鋼」。因為她最初意向中的蘭州，在省會城市這個層面，觀念同樣相對滯後。她的期待僅僅是因為那是她的家鄉，一切更為方便，她更期待的是穩定。
小地方更看重人情世故，體制內更加板結化，政務清明度相對更低，人情社會嚴重，個人生活更為壓抑（找不到可以聊天的人，體制內女性很難找到看得上眼的配偶），這都是一直以來的事實。這個女生有不滿其實是正常的，問題在於，如果她所期望的是從「這裏的體制內」跳到「另一個地方的體制內」，那並沒有本質區別。但對於當地大多數人來說，這已經是最好的選擇，或者說別無選擇。
很多一心「上岸」的人，其實並不知道「上岸」意味着什麼。其實上岸者的情緒並不是整齊劃一的（即使這個社會對整齊劃一有着變態般的迷戀），有人會在喜悅中有憧憬，有人會有過於天真的期待，有人則會覺得人生從此定型。
那些過於天真的期待，會在現實中幻滅。前些年，有個上岸者發過一段牢騷。他說，在自己身處的小縣城裏，老一輩永遠關心你為什麼大學畢業了還不拍拖，二十五歲了怎麼還不結婚，結婚都一年了怎麼還不生孩子。即使是年輕人，也往往早早老去，坐下來就跟你談贏在起跑線上的孩子經，見到育兒和養生講座就像打了雞血。許多同齡人，有着高學歷和小城裏相對最體面的體制內工作，可家裏沒有一本書……但他只能選擇妥協和懦弱。這樣的年輕人，只會越來越多。因為他們確實別無選擇，除了考公考編。
但所有對「上岸」的長遠判斷，其實都是很可笑的。因為「體制內強度」指數越高，就意味着體制外生存空間越狹窄，也意味着當地的經濟活力越低。而經濟活力低的地方，能夠為「上岸者」提供的財稅來源只會越來越少。這些地方的人們會越來越依賴於體制內，但反過來體制內又無法承載越來越多的體制內人員，只能涸澤而漁，這無疑是飲鴆止渴式的惡性循環。
即使是那些「體制內強度」指數低的地方也一樣，因為眾所周知的轉移支付等原因，相對發達地區其實比欠發達地區更早體會到了寒意。
退一步說，哪怕現有模式可以持續，「上岸者」可以一直得到保障，拿到自己最期待的退休金，那又如何呢？如果一個人辛苦幾十年，每日忙於各種機械且無意義的工作，只是為了退休金，那還有活着的必要嗎？如果這樣的生存已經是一個社會的最好選擇（目前來說，考公考編確實是相對最穩妥的選擇），那又意味着社會是什麼樣子的呢？
前些日子還有個熱搜——「調研表明東北體制內聯姻已成不成文規定」。我開了個玩笑，說中國上一次「跨體制通婚障礙」，還是兩晉南北朝時的門閥制度呢。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的趙丹在刊載於《中國青年研究》的文章《體制分割與青年的婚戀行為和就業選擇分析——以東北青年為例》中指出，無論形式如何，體制內與體制內的單身青年聯姻成為一條不成文的社會規範，這條規範對東北單身青年擇偶行為的形塑與約束，不僅體現於個體的婚戀行動中，而且表現在有組織的相親活動中。
該文提到，體制對東北青年婚戀的影響力，或許超越了收入、學歷、戶籍、畢業院校、個人能力、樣貌，甚至包括愛情在內等諸多常見因素。沒有進入體制內的單身青年，儘管擁有收入來源、高學歷、房子和車子等優越條件，也難獲得與體制內單身青年發展一段長期穩定的親密關係的機會。如果一對青年在偶然的情境下產生了情愫，若得知一方在體制內就職，另一方暫無體制內的職業，則有可能導致這段感情無果。甚至，處於體制內的一方還可能產生被對方「佔便宜」或被「高攀」的顧慮。也正是這種狀態，讓許多年輕人選擇用腳投票，逃離東北。
趙丹分析，對於東北地區的大部分青年而言，先「立『體制內』的業」，可為「成家」推波助瀾。獲得體制內的一席之地，或與同為體制內的單身青年聯姻，不但是社會個體的理想，而且是重要他人乃至社會的共同期望。這種集體共識甚至成為一種具有潛在強制性的婚戀行為規範。一旦沒能獲得編制，東北青年的婚戀過程也將受阻，社會個體及其家庭都可能面臨較大的社會壓力。體制內與體制內的單身青年締結婚姻的潛在社會規範，既排斥了體制外的單身青年，又加劇了體制內單身女性的婚戀難度。
東北並非唯一，中國社會一直有此傾向，只是程度不一。但從近年來「考公考編」幾乎成為唯一選擇的情況來看，未來肯定會加劇這一現象。之前有個段子，說東北才提前反映了社會現實，比如更早走向考公之路。這話其實也沒錯，畢竟學好很難，學壞很容易。
當「體制內強度」越來越高，「跨體制通婚」成為障礙，那麼不管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人，前面的路都只會越來越狹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