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需人手包括社會學人、經濟學人、歷史學人、運動人、政治人、商人等。
3.「建國學」：這是失敗學的反面，但視野更宏大，觸及的問題更多更複雜。要解決的問題起碼有兩個。首先，我們需要清楚提出香港獨立的理由；國際上對此有一些不成文但很高的標準。香港人爭取獨立的理由已經很多很充分，但如何選擇最重要的、如何表達，都有學問，要參考歷史上的重要典範。第二，要取得國際上的支持，最起碼要提出一個理論上吸引、實際上有可能的獨立模式和大致的路線圖。對香港的光復而言，最重要的參考包括美國、瑞士、愛爾蘭、蒙古和以色列這五國的建國經驗。其中，香港民主運動過程中從「和理非」到「勇武」的過渡、反共擴及「反蝗」、「大中華」轉化到「港獨」、引渡（送中）法例激化獨立意識等現象，與在美國獨立革命前夜裏發生的事情比較，如出一徹；這個未了的平行，因而是香港人建構獨立論述的首選材料。此外，在大國博弈中能出現小國獨立建國、之後能和平穩定存在幾百年至今、其存在對各方都有好處的案例—瑞士，更是一個能啟示香港的終極出路的範例，國際友人容易明白，我們走這個方向在國際上或有吸引力。更近世的事例則有愛爾蘭全民反英抗暴獨立、蒙古和以色列以弱勢民族之身靜待時機復國，三者都對香港人有指導和鼓舞作用。
所需人手包括國際法學人、國際關係學人、歷史學人、經濟學人、政治人、運動人等。
我們可視「光復三學」為「香港學」的一個特殊子集，是最直接服務運動戰鬥需要的功利學問。此外，還有一些學問對運動的各方面健康發展有指導意義，也不可或缺。下面我列出若干這類學問並簡述選擇的理由：
其一，國際法學、國際關係學：無論是至今影響巨大的1648年西伐利亞和約提出的「國家領土主權不可侵犯」觀念所建構的國際秩序，還是近年在西方發達國興起的以超國家主權的「人權至上」觀念為核心的環球主義，對香港自決、獨立運動都有十分不利的一面；2019年之後，港獨概念在國際上缺乏支持，甚至一如藏獨、台獨一樣，在主要民主國家裏也受到種種有形無形壓抑，很大程度上都是上述兩個涉國際層面的意識形態導致的。為在此不利的環境之下推動香港自決、獨立，有必要深入認識國際法學和國際關係學，以求得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突破、令主要民主國家承認所有中國周邊民族解放運動的正當性。
其二，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語言的功用不止於溝通，還可以相反地作為身份認同的符號，起著獨特而強大的區隔作用；社會語言學在這方面的研究很充分，有利於我們體認、提倡「香港話」而不是廣東話作為香港人的母語。注意：我們不僅不反對廣東話，反而十分珍而重之，因為它始終是香港話的一個最重要組成部分，而提倡廣東話更是中國之內的廣東分離主義運動的有效武器；不過，在與中國切割的過程中，為要最堅實地在香港人社群里、在國際政、學界和媒體人的眼中建立「香港人」這身份觀念，我們不宜繼續接受「廣東話是我們的母語」這個語言學上並不準確的說法。社會語言學已有的研究成果正好能提供按此思路開拓「香港話」所需的學理基礎。
其三，中國歷史特別是清史的史學（historiography，即研究寫史人書寫歷史時所持觀點和承載該等觀點的史料取捨和鋪排方法等的學問）：清帝國為了有效管治，策略性地認同於一統大中華，直接塑造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學術界形成的「民國中華史觀」，這個史觀被中共大體上接受，後來更透過二戰時期及1949年前後南來香港的大批中國文化人滲入港英治下的中小學歷史教材。今天，這個史觀依然強力影響着不少香港人，不利香港走向獨立。同一套中國歷史事實，既可配上中華帝國大一統觀念和寫史之法，也可配上中華帝國大解構的相反觀念和寫法，此中選擇應由香港人自己作出，最終形成「香港人的中華史觀」。
其四，帝國、後殖民與文化批判：這主要是西方學術左翼當中興起的跨歷史、政治和文化的學問，我們可藉以解決一個重要理論問題----港獨如何處理中國文化。這個問題處理得好，有助香港民主運動中的「大中華派」?化為「華獨」，使成為香港獨立運動重要一環。在世界範圍內，一些儘管是在流血革命中誕生的新興國家處理這類問題做得很溫和，效果也比較好，例如美國之於英國文化；另外一些這種國家處理得不那麼好，例如愛爾蘭，後者雖然獨立了102年，卻至今無法完滿解決與英國文化之間的糾結。
還有其他的有用學問，我不一一列出。
由於這些學問大部分都十分專門，我希望播遷系香港人當中的各門學者能花時間幫助運動中人準確扼要地吸收上述學科里的知識。
「行」的方面，我向大家提出「光復三實踐」的概念。我的本業是經濟學，故我會以有效分配資源的觀點貫串這方面的分析。所謂「光復三實踐」，就是：
1.服務：此乃內視、面向流亡社群本身的保育、維繫、實力提升等工作。此類工作又可細分為三，即生活性的如幫助新來人安居就業、提供心理輔導；文化性的如教授香港語和歷史、推介香港料理和電影等，以提振香港人社群當中的身份認同；政治性的如主辦遊行示威、6/4紀念抗遺忘、努力與淪陷區內蟄伏於地下的反抗運動保持聯繫、互相支持等。
2.國際遊說：面向外國政商界同情者的求助和倡議工作，即所謂的「走國際線」。有些遊說是間接服務性的，例如求取資源注入流亡社群；有些是間接攻擊性的，例如說服外國政府制裁一些行徑特別惡劣的中港官員。此外，也有為了更直接影響外國政府的中港政策而在各國開展的合法參選工作。
3.對政權的直接攻擊：直視中港法西斯極權作出直接打擊、致痛致損的工作。最近有些中國運動人做了幾件這類的事都很好：揭露中共在外國的秘密警察局、反消息封鎖的「拆牆」運動、向外國暴露中國真相的大翻譯運動。這些抗爭的特點都是與中共短兵相接、直截了當打擊政權，值得香港人參考。攻擊政權不一定要學愛爾蘭 IRA扔汽油彈，況且我們不在淪陷區、沒有地頭據點做那個，但只要大家敢想敢幹，無論在哪裏都大有我們「用武」之地。
關於上述三類實踐功夫，我有幾點觀察。
首先是，出亡初期，服務和帶服務性的遊說工作需求最大，我們的人手、時間和心力的投入也最多、成效顯著，讓我們的社群得到各種西方國家給予的公共津貼、享受多種救生艇計劃。但是，五年之後的今天，這些服務性工作逐漸進入收縮階段，因為較晚出來的香港人的移民準備比較充分，財力、資歷和語言方面所需的援助不多，實際服務需求逐漸減少；而且，西方國家近來因為有太多更迫切的支援對象，於是開始削減對香港人的資助，我們的服務供應也因此減少。供需皆跌，服務環節因此會出現人手過剩。這不一定不好。
香港人要在運動灰飛煙滅之前回到我們的福地，只有一兩代人的時間。（美聯社）
服務工作本身並無直接光復意義而必須由服務者一一導向、賦予動力，最終讓服務對象自發直接間接參與打擊政權。就以政治性服務工作為例：在海外搞遊行示威、6/4集會抗遺忘等，都是好的，但便是記住了事情，年年參與不遺忘，政權也不會因此倒下；以前幾萬幾十萬人一齊搞維園燭光晚會、七一遊行，也撼動不了政權分毫，現在分散海外就更不堪，因為那些活動只能產生最基本的政治維繫作用，沒有攻擊性。舊約聖經《約書亞記》記載，耶和華著以色列人前往敵占區耶利哥城，告訴他們繞城遊行呼喊吹號，第七天城牆就會倒下；以色列人聽命去做，果然得手，遂輕易進入福地迦南。但那是神跡。三十多年來我們無論多少人喊破喉嚨、多少人吹號吹多久，中港政權也未損絲毫，遑論因此倒下；以後也不外如是。這是所有服務性工作本身的局限，大家對此要保持頭腦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