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美國艾奧瓦州康奈爾學院四名教師在遊覽參觀中國吉林北山公園時遇刺。
中國對外開放40多年，不僅國與國之間，就是個人之間的對外交往也越來越多，就算是二、三線城市也能經常見到「老外」身影，早就過了「文革」時期那種老百姓圍着外賓看稀罕的階段。但有一點未變，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基本未脫「涉外無小事」這種高度防範性態度。外國人在中國被殺案件雖然也發生過數起，官方對此是希望就事論事，以刑罪論之；民間則總是生發出無窮想像，加之網絡時代眾口洶洶，其「結論」總與當局希望的不一樣，讓當局覺得很麻煩。
四名美國人被傷的網絡傳言體現的"敵情"意識
6月10日，四名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教師在吉林的一個公園被一名55歲男子用刀刺傷。海外社媒平台X上各種傳言，有說這四位美國人是情報人員，被中共當局做掉；還有說殺人者是XX功，報復美國政府。原以為這只是推上風光，後來才知道，國內也是如此，但流傳的是另一些版本。比如，「4名美國佬說中國壞話來着，只不過沒有想到身邊一個中國人聽得懂英語」；「會不會是這四個美國人自導自演的？」；「一定是日本人假扮成行兇者！」對這種狀態，國內有評論曰：「有些人無視國家的政策和意圖，懷揣着不知從哪裏習得的仇恨盲目排外，還自以為這是正義、血性，殊不知這是在給國家添亂」。
對各種國內外網絡猜想，我不以其為意，因為每逢大事發生，英文自媒體也同樣如此。但這句「不知從哪裏習得的仇恨盲目排外」讓我覺得好玩，作者似乎全然忘記一點，正是中共官方的意識形態教育+持續的宣傳，培養了國人的仇恨和盲目排外。
"習得性"仇外情緒是如何煉成的？
無論是中國境內還是境外的中文自媒體，對四位美國人被傷的過度解讀有個共同特點：一腔滿溢的敵情意識。 中共當局除了長期的意識形態灌輸之外，種種政策也加強了這種敵情意識。據近年回國探親的人說，如今探親，必須要在當地派出所登記甚至被約談。如果說這不是正式官方報道，只是耳語，載諸官方文件的也證實了這點。例如，近年來在中國政府部門的招聘崗位中，凡在大陸以外生活了半年以上的人都被排除在申請範圍之外。最近的一例就是今年4月，任何在中國大陸以外生活超過6個月的人不得申請北京市公安局下屬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中心的崗位。
當局對待「境外」的高度警惕之態，已經類似當年毛時代（1949年直至毛後的1978年）對待海外關係的態度。隨着美中競爭日趨激烈，尤其是2023年生效的修訂後的中國《反間諜法》擴大了間諜的定義，而5月通過的擴大版《保守國家秘密法》則覆蓋了教育、技術、互聯網使用和軍事設施等領域的敏感信息。新的條款之一規定，具有訪問機密信息權限的工作人員在離職或退休後一段時間內都不能出國旅行，除非經過批准。這種情況下，如何能讓老百姓不對外國人在中國被殺事件生發無窮猜想？
中國公眾對外敵情意識隨外交政策變化而消漲
中國人視外為敵，視為外國人服務的買辦為洋奴，這與中國的歷史有關。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有句名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中共政權建立全國政權是在「二戰」之後，奪權過程中與其他國家發生不少聯繫，毛澤東當然不能無視國際社會的存在，於是將外國分成敵友兩類。先是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朝鮮等是友，美國與西方為敵。與蘇聯交惡後，就只剩下朝鮮與越南、非洲國家是友。改革開放，就是中國要與國際（其實這「國際社會」意指美歐西方國家）接軌，於是中國開始懷念並培養「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一干延安時期的美國舊友成為座上客。「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雖然不再在官媒上出現，黨內組織原則對有海外背景的人實際上還是有一套規則。不過，普通百姓從電視與媒體上經常看到的是國家領導人接見香港巨富，與美歐政要談笑風生。在2019年中美貿易戰之前，中國確實有那麼一段民間「慕洋」的時光。雖然發生過數次外國人被殺事件，但輿論尚屬平和。以下事實可作佐證：
2000年4月1日凌晨，德國奔馳汽車公司的高級職員赫爾曼及其妻子、兒女一家四口在其位於南京郊外的住宅中被人殺害案。四名被告都來自附近的農村，在逃離現場時被捉獲。南京市法庭判處四名兇手死刑。此案之後不久，有一名英國女子在中國西部一個邊遠山區遠足時被人用刀捅死。當時，網絡言論並無仇外情緒，主要認為中國社會治安不良，犯罪率上升，居然連外國人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保障。其時，中國通常被視為可供外國人安全居住的國家。
2008年8月9日，奧運會期間的北京鼓樓襲擊案。兩名美國遊客和他們的中國導遊在北京鼓樓被刺傷，其中一名遊客死亡，襲擊者47歲的杭州人唐永明隨後跳樓自殺。事件發生在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期間，在唐永明情況被披露後，中外輿論都認為是唐個人生活境遇惡劣絕望引發的殺人事件，並未過度政治化解讀。
2019年中美貿易戰開始，兩國關係不再是戰略合作夥伴，甚至也不是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成了競爭關係。隨後，兩國互抓間諜的信息在互聯網上流傳。習近平接任中共掌門人之後就開始強調的「國家安全」內容被不斷豐富，尤其是2023年生效的修訂後的《反間諜法》極大地擴展了間諜的定義，在列舉了「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機構、組織、個人實施或者指使、資助他人實施，或者境內機構、組織、個人與其相勾結實施的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以及其他關係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數據、資料、物品，或者策動、引誘、脅迫、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的活動」之外，還加上一個定義不明的「其他間諜活動」——可以說，這部修訂後的新版《反間諜法》為抓間諜的群眾運動提供了法理上的基礎。
當局對外政策變化快，群眾難以跟上節拍
無需否認，近幾年中美關係陷入兩國建交以來的最低谷，兩國都想緩和關係。從2023年開始， 中共當局採取了多項措施，試圖吸引更多外國觀光客前往中國，並於12月開始對10個歐盟成員國以及瑞士、馬來西亞實施短期免簽證政策；2024年，中國還與新加坡和泰國簽署了互免簽證協議。今年5月份，公安部已要求酒店業不得以無涉外資質為由拒絕接待境外人員。對 中共當局來說，更重要的是恢復了中美之間的文化交流，康奈爾大學四位教師就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項目之一。
但「群眾」哪裏跟得上當局快節奏的變化？ 中共當局一邊發佈新版《反間諜法》，無限擴大間諜定義範圍；一方面又採取多項措施恢復對外交流。對於終日為稻粱謀的平頭百姓來說，這麼高大上的文化交流離他們甚遠，哪裏能體會到朝廷的「聖慮遠謀」？多年被灌輸「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愛國讎外幾乎成了許多中國中低層百姓一體兩面的思想。崔某的行為與網絡上對上述殺人事件的評論，就是意識形態教育與媒體宣傳浸染的「習得性」思維與行為模式。
經歷過鄧江時代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大多數都很懷念鄧小平及江澤民時代的中美關係，而懷念的重點就是「對外開放」營造的全社會對外友好氛圍，以及 中共當局要「與國際接軌」的願望及行動。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