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學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日子，北京大學歷史系55級二班的幾位同學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質疑團三大的北大代表是誰，是如何產生的，這張內容平常的大字報無意中成為點火之作，之前平靜的北京大學像火山爆發般沸騰了！
之後的幾天，五顏六色的大字報貼滿了大飯廳的牆面以及後來稱之為三角地的「廣場」周圍，物理系55級王書瑤在《燕園風雨鑄人生》一書中記載：據當時所編的《新聞公報》所記，從5月19日到5月20日下午5點，僅一天的時間，全校已有大字報162張。隨後幾天，迅速鋪開的大字報浪潮已成不可阻擋之勢。活躍的北大學生已不滿足於大字報的形式，廣場上開始了辯論會，從大飯廳里搬出一張桌子，就是講壇，誰想說什麼就站上去講，各種觀點競相表達，激烈交鋒。歷史系55級郭羅基在《歷史的漩渦——一九五七》中說：北大人的議論富有思想性、理論性，談論得最多的就是自由、民主、人權、法制。食堂的大師傅說，兩三天就毀了十來張桌子，於是，校方在小飯廳前面搭了一個台，這就成了擂台，不同觀點的人都在這裏跳上跳下，大顯身手。……中國的海德公園在北京大學誕生了。
如此活躍熱烈的氣氛令很多從未經歷過此種場面的年輕學子心潮激盪。在興奮的人群中有幾個物理系氣象專業三年級的學生，他們是陸一強、褚宗祥、馬鶴年、吳佶寧、潘家威。他們都是共青團員，或是學生幹部，或是社團活動的活躍分子。幾個意氣相投的同學關注着學校里一天比一天熱烈的情景，無所顧忌地交流着自己的觀察和思考。
那時候，每個宿舍都可以領到一張當天的《人民日報》，關心時政的幾個同學沒有看到報紙上報道北大的情況，對此頗為不解。「中央了解北大的情況嗎？」這個疑問縈繞在他們心中。此時，團三大正在北京召開。幾個同學想到去團三大，求見胡耀邦同志。他們想了解中央對北大情況的看法，也想向胡耀邦匯報自己的觀點，請中央關注北大風起雲湧的形勢。
見胡耀邦
5月24日午後，五個男同學一起出發，從北大趕往團三大的召開地政協禮堂。走在校園裏，他們遇到了女同學關曉如。關曉如並不像幾個男生那樣關心政治，但她性格活潑，好奇心強。她問幾個男生去做什麼，得到回答後便要求一起去，這樣，六個同學便一起上了路。
六十多年後的2021年10月11日，我採訪了六個同學中唯一健在的褚宗祥學長。褚學長回憶說：我們到了政協禮堂，跟工作人員說我們想見胡耀邦。工作人員就找來了胡耀邦的秘書，他也是北大校友。他說胡耀邦正在開會，還要講話。我們講了我們的要求，他進去轉告了。
出來告訴我們說，耀邦同志願意見我們，但是要等到會後。會議結束後，我們在政協禮堂的一個小會議室里見到了胡耀邦。我們按照之前的想法，向胡耀邦匯報了北大近幾天的動態，並講了我們的一些看法，包括對中央是否了解北大情況的疑問，都說到了。
這裏需要插敘一點回憶，2023年5月15日，我採訪到了英年早逝的陸一強學長的夫人謝冰如。她給我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資料：陸一強改正平反後退檔的1957年到58年反右時的檢查交代材料。因為時間相隔不久，陸一強的材料中對見胡耀邦的描述更為翔實。他說：我們對胡耀邦書記說的主要是：「我們學校有兩種極端人，一種是偏激的，甚至有的是有敵意的；另一種是壓制大鳴大放的，說這樣下去矛盾會越來越大的。」而我們就以最正確的中間者自居。還問，中央為什麼不直接來過問我們學校的事？因為馬是組織委員，所以那天大家推馬代表說話的，後來潘也說了很多話。（我們）要求中央直接過問我們學校的情況，不要讓矛盾擴大。（我們）認為我們學校領導是落在群眾後面的。
褚宗祥學長說，胡耀邦聽了我們的匯報和要求，跟我們講了很長時間。至今我記得的主要有三點：第一，胡耀邦說，中央對北大的情況是了解的，你們學校的大字報，中央印了小冊子，每個中央委員人手一冊。我們都看了。至於如何對待你們，中央還沒有考慮好。第二，胡耀邦問，你們都看過《紅樓夢》吧？一定知道鳳姐。《紅樓夢》中的榮國府只有四百多人，鳳姐管理這四百多人都那麼難！我們國家幾億人，毛主席要管幾億人，難不難？很難啊！毛主席帶領我們從井岡山走到現在，非常難啊!第三，今天會議上已經通過：「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了，祝賀你們成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
這次會面結束後，幾個年輕人有些失望。褚宗祥說：我們感覺什麼收穫也沒有。陸一強說：出來後，我們都對胡耀邦的談話表示不滿。當時我自己思想上對胡談話的印象是這樣的，認為他實際上是不支持我們學校目前的情況的。因為他特別強調有敵人對我們黨有意的進攻。因此我提議大家回去以後不要說我們對於胡耀邦談話的印象，說這樣可能造成的影響太大了。當時大家都同意了我的意見。褚宗祥也說：當時我們就決定回去以後不談這件事，因為實在沒什麼好講的。
投入鳴放
這次去見胡耀邦雖然沒有得償所願，但是並沒有影響幾個年輕人參加鳴放的熱情，五個關心政治樂於探索的男同學都成為「519」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們在一起熱烈討論，將形成共識的觀點各自寫成大字報，以「氣三一群人」的名義發表。他們寫成的重量級大字報有《論現實社會中按勞分配原則的虛偽性》《現實的社會主義並非世外桃源》《目前社會主義內部主要矛盾及其解決方法》，涉及的問題包括：當權集團的特權、改革選舉制度、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等，這些大字報都沒有提到對胡耀邦的訪問。五人中的潘家威另有想法，他認為胡耀邦對他們講的毛主席當家很難意味着毛主席想搞整風大鳴大放而在黨內遇到了很大阻力——當時北大的一些學生根據他們從各種渠道聽來的消息確實形成了這樣的看法，潘家威決定把他們去見胡耀邦的經過、胡耀邦的談話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看法寫成大字報貼出，於是他寫了《整風運動中北大黨委的領導問題》，他拿了寫好的大字報給幾位同學看，褚宗祥回憶說：「我們都不同意他寫大字報，因為大家已經說好這件事不提了。潘家威就署了他自己的名字貼出去了。」
潘家威在大字報中記述了訪問胡耀邦的經過和胡耀邦講的一些話：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十六點三十五分到十七點十三分，正當團代會通過改名為共青團之後，團中央書記接見了我班六個團員。由於團代會很忙，他沒有對我校問題做具體分析。他談了些情況，作了些原則性的指示。
書記首先談到「當家難」，「難啊……難啊……」書記說「朝鮮金日成當家，蘇聯赫魯曉夫當家，……中國毛主席當家，我看啊，中國這個家最難當——窮，落後，六萬萬人！」他說，我們要改正錯誤，又要讓敵人不鑽空子。書記談到，有人要毛主席下台，說如果沒有毛主席，就不需要整風了。
書記接着談到我們黨經過了幾次大風浪，犯過幾次大錯誤。
第一次，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白區損失100%，紅區，毛主席所在地國民黨叛變後，毛主席一個人夾了一把陽傘就望井岡山跑。
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五年，黨由三十萬變成了五萬，左傾帶來了巨大的災害。
第三次……
一段沉默，書記沒有說下去。……
潘家威在大字報中提到：毛主席最初提出整風時遭到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反對，甚至有人退出會場。……還有傳說在我們最熟悉的領導人中也有表示不贊成的。
潘家威認為：北大黨委落後於形勢，不贊同整風和鳴放。他說：「為什麼黨不出來領導群眾運動？那麼多同志要求黨領導，黨委為什麼置之不理？原因就在這裏，它不贊成（或說反對，我覺得差不多）這樣搞，當然就不可能來領導。」「我誠心地要求黨委會改變目前情況，從由黨委召開的控訴會開始，站到群眾運動的最前列，帶領我們前進。」「如果像現在這樣下去（我相信不會，可是，真又要等毛主席來下命令？），那麼，終究有一天，群眾將按自己的意志辦事。歷史的步伐將永遠隨着人民的意志前進，而人民群眾，他們是不惜代價的。」[1]
「6.8」社論後，風雲突變，反右開始了。幾個積極為黨建言獻策的同學跟許多人一樣，感到震驚和不解。他們不理解，之前響應號召熱情參與整風的行動怎會轉眼間變成了大逆不道的反黨言行？在6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報道將「百花學社」定性為「反黨集團」的當天，陸一強寫下了一張大字報《反對殺氣騰騰》：我們承認在運動中革新派是過激的，片面的，他們過多地注意了缺點一面，但是更應該承認這種過激、片面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因為社會上存在着強大的、頑固的、習慣的保守派勢力，他們把握了另一個片面，如果要求強調革新派全面，那麼勢必在全局中實質上形成了保守的片面。為了運動順利的開展，我們要求矛盾的雙方，首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領導者）要有誠意、要全面。遺憾的事實是近日來官方人士一再發表充滿火藥味的談話，這種行為對運動的破壞不亞於敵人在北醫擲下的炸彈。[2]
我們要求不准在新社會中出現逼上梁山的悲劇。[3]
此時，幾個單純的學生不曾想到，真正殺氣騰騰的處罰還沒有開始。
反右狂瀾
反右的狂瀾很快席捲而來。潘家威因為個人署名的大字報曝光了去見胡耀邦的經過以及對高層政治的大膽評論被指為煽風點火，影射毛主席犯錯誤，成為首先被揪出來的右派。1957年7月18日，北大團委召開全體團員大會，宣佈處理一批淪為右派分子的團員和「變了質」的團組織，有16人被開除團籍，潘家威名列其中。褚、陸、馬、潘、關所在的氣象專業三年級二班團支部也被宣佈改組。
對於來勢洶洶的批判和政治性歧視，潘家威感到無法接受，他寫了抗議信，表示拒絕參加所有會議。幾個同學也認為不能讓潘一個人受批判，他們極力為潘家威辯護，當然也是為自己申辯。但很快，他們也在劫難逃，成為群起而攻之的革命對象，儘管有萬般委屈、迷惑和不解，也沒有權利再為自己辯護了。
褚、陸、馬三人是室友，不諳世事的年輕人儘管不能預知未來的險惡，也已經感覺到不檢討的後果嚴重。幾個人曾在一起討論如何檢討，陸一強回憶：我說；「要他們（黨）也承認有錯誤，這樣我才願意承認我的錯誤。」褚說「應該要考慮策略呀！」馬也主張承認一些錯誤，起初我還不同意說：「我不怕，開除就開除。」他們說：「這樣不好，以後會沒有前途的。」最後我說：「要承認錯誤，就全部說自己錯了，因為要是你想着自己錯了，那麼以後就真的會感覺到自己是錯了。」又說「只要過了，也就行了。」結果我們就這樣決定假檢討。並且討論了由褚和馬發言。原來他們是要我發言的，但是我堅決不肯。我說：「我受不了這種說假話」。
結果是不想說假話的陸一強根本無法過關，「這天會上核心組向我提出了警告。在我聽到警告後，思想和感情是極端激動和複雜的。認為我是受了委屈和侮辱，所以決心以後不參加政治活動了並且認為沒有組織的溫暖，所以決定提出退團。然而，晚上我想這樣的行動是懦弱的表現，所以早晨又向支書提出要求取消原來退團的要求。
我把我的事情告訴姐姐了，後來我姐姐到學校來，並且拿到了我寫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章。她說我的錯誤是極嚴重的，要我好好接受同學的批判，並要我跟她回家，還要向她匯報思想。這樣經過了同學的一些批判，我是認識到我是犯了嚴重的錯誤（在開始批判時，我還是覺得我主要是對的，我是不怕的……），但是到這時我根本不認識我是對人民犯了罪，變成了人民的敵人。」
從陸一強的交代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單純熱情沒有功利心的學生，是怎樣在政治風暴的無情擊打下，一步步放棄自己的心理防線，從不認錯到承認自己犯了嚴重錯誤，直至承認自己犯了罪，成了人民的敵人。北京大學被劃為右派的數百學生，大都走過了這樣的心路歷程。
人生谷底
經歷了無情的批判和三番五次的檢討認罪，幾個同學在痛苦和迷茫中等來了命運的判決：五個男同學都被劃為極右，其中潘家威處理最重，他被開除學籍，勞動教養[4]。褚宗祥、陸一強、吳佶寧保留學籍，被送到工廠勞動考察。馬鶴年處分最輕，他被保留學籍，留校考察。女同學關曉如因為只參加了訪問胡耀邦的活動，沒有任何其他言行，被劃為內控右派。——20年後，關曉如為自己的冤案平反去中央黨校見胡耀邦，胡耀邦說，還記得幾個北大同學來見他的事。他說：我當時跟北京大學說過，如果因為來見我，就把同學打成右派，是不合適的。如果還有其他問題，我就負不了責任了。[5]
1958年3月8日，潘家威、褚宗祥、陸一強、吳佶寧和數十位被送往工廠勞動的右派一道，離開了北京大學。筆者採訪到的一位數學系56級女生關藹雯回憶說：1957年，我是一個完全不關心政治的人，對反右幾乎一無所知。但有個情景我至今不忘，就是那些被錯劃成右派的同學，要被遣送去勞動了。他們在大飯廳外頭，排着長長的隊伍，蹲在地下，每個人身邊都有一個捆好的被子背包。我是在去體育館的路上看見他們的，心裏不由自主地湧出了一陣悲涼。
褚宗祥、馬鶴年、陸一強三人在反右前都已有了戀人。他們的愛情面臨嚴峻的考驗。褚宗祥的戀人很快與他分手。馬鶴年的女友是同年級的同學王淑靜。
2022年2月15日，我採訪了王淑靜。她回憶說：我和馬鶴年是初戀，當時剛剛開始交往，我連他宿舍都沒去過。我在反右時沒有任何言論，結果馬鶴年被打成右派了，把我拉出來，讓我揭發他,可是我沒聽他說過什麼，揭發不出來。當時胡啟立把我們情況相同的幾個人召集去開了一個會，讓我們跟右派劃清界限。可是我沒聽馬鶴年講過什麼，怎麼劃清啊？像有的人那樣表態揭發什麼的，我實在做不出來。結果說我跟右派劃不清界限，把我劃了個中右。
陸一強的女友謝冰如當時在北京鋼鐵學院學習。她回憶說：我跟陸一強都是杭州人，我們是高中同學。54年他考上北大，我考上北鋼。上大學後開始戀愛。我們的關係並不是沒有波折。跟我戀愛以後，陸一強班上的一個漂亮女同學也很喜歡他。他也有些動心了。他這個人，有個特點，不會說假話，他對那個女同學動心也是他告訴我的。他為此很矛盾很痛苦。可是我覺得，在戀愛期間，是可以有別的選擇的，我是不會使勁拉着他的。反右開始，他當了右派。那個女同學壓力太大，退縮了。北大有一個女生，我已經記不起她的名字，還到鋼院來找過我，說陸一強政治上反動，生活作風也很敗壞，讓我跟他劃清界限。說他「生活作風敗壞」，應該就是指他也對那個女同學動過心。陸一強被處理以後，跟我提出了分手，他說他政治上出了問題，跟我不能再繼續了。我當時也同意了分手，但是跟他說了三點：第一我不關注你的政治問題。第二：希望能夠保持聯繫。第三，如果有什麼地址變化，要通知對方。陸一強當時沒有吭聲，但他到了工廠，很快就給我寫了信。
女生關曉如能歌善舞，是校舞蹈隊的台柱演員，不乏追求者。她與同在舞蹈隊的一個東語系男生相戀後結了婚。
勞動考察的同學我只了解到褚宗祥和陸一強的情況。兩個同學以自己的勤懇、踏實和意志力渡過了勞動關。這與他們對勞動的態度是分不開的。褚宗祥說：我比較崇尚螺絲釘精神。不管幹什麼，總是要盡力把它干好。褚宗祥被分配到玻璃廠高溫車間，環境相當艱苦，干吹玻璃瓶的工作，玻璃很燙。手上經常燙傷。他說：我在上班前總是提前把工具準備好幾根，讓工人們不管來幾個人干，都用得過來。廠里說：你哪天上班，你那個小組就能完成任務，你哪天休息，就完不成任務了。勞動環境很艱苦，褚宗祥回憶，每天穿的工作服上，都能摳下一些鹽，出汗太多，因此要喝鹽水補充。當時我沒有想能回學校，就是想幹活要跟工人一樣，別人能出師，我也能出師。1959年底，各個工廠都要評選出一兩個表現好的右派復學，玻璃廠評選出我復學。
陸一強被分配到北京木材廠。他是一個極富理想主義色彩的人，在深挖了自己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根源之後，他是以贖罪的心理去參加勞動的，當時流行的「勞動神聖論」也讓這些在政治上被打入另類的年輕人渴望通過勞動獲得救贖，況且勞動也是在為社會做貢獻，可以從中找到價值感。陸一強在檢討中說：讓我到勞動中去改造吧！讓我用自己的勞動來養活自己，以後用勞動成果來報答人民。
到北京木材廠勞動的共有11個北大學生右派。陸一強鮮明的性格魅力很快引起了難友的關注。與陸一強同廠勞動的數學系55級右派學生倪國熙回憶說：陸一強鬍鬚茂密，但並不強壯，一米七左右的身材，顯得相當消瘦文靜，表面看來就是一個喜歡思考而不愛運動的青年。我很快就發現，聰慧、熱情、真摯、理性、堅強，他兼而有之，竟是我此生認識的最傑出的人才之一。他雖然年齡和我相仿，在政治上不失天真，但在理論上的認識，卻要比我深刻……我們湊巧被分配在同一車間、同一班次(分白班和夜班)。我們的工作都屬於特重體力勞動，按他的瘦弱來說，以當時的過量的勞動強度來衡量，他實在是難以勝任的。但是，他不但干下來了，而且幹得非常出色。如他以後跟我談過的，他所在的出料組組長，對他一點也不照顧，他就咬着牙緊緊跟着，不久，終於在技術上完全追上了，並有所超越。至於在體力上，他一直是在超限地緊跟，由於強烈的自尊心，他不能讓人輕視，他是以堅強的意志和毅力在創造奇蹟。
陸一強夫人謝冰如回憶說：陸一強在工廠勞動時，有一次不慎從近10米高的地方摔下，幸虧摔在一堆鋸末上，但仍摔傷了腰。限於當時的條件，未曾就醫，僅休息了幾天就又上班了。但這次受傷卻不幸成為他後來英年早逝的病因。
倪國熙回憶：一強雖然和我一樣是極右派，但因表現出色，於1960年初第一批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命運並未真正改變，蠻不講理地不讓他回校復學，被留在木材廠教育科工作，主要是在工廠的夜校教書。儘管他當時不比其他教員少做工作，教學質量也很不差。但因為一有時間就埋頭看書，又對當時一些明顯的蠢事，提了一些完全出於善意的建設性意見，這些又被看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表現。於是，在1960年下半年，當北京市建材局在房山縣新建白雲石廠時，以幹部下放勞動的名義，竟再次把一強下放到那裏去勞動，在房山白雲石礦的採石場上，搬了一年大石頭。1961年末，該廠下馬，他才又返回木材廠。
倪國熙回憶：北京每年大學生畢業前夕，總有一位國家領導人出來講話，這是北京政治氣候的晴雨表。如果是周總理和陳毅出來，是氣候轉晴；如果是彭真出來，則是氣候轉陰。1961年是陳老總講話，我認真學習了報上發表的陳老總的講話，感到機會來了，因為陳毅講到了右派學生，大意是他們還年輕，改造好了要同等對待，不要歧視他們。1962年初，我就以非常懇切的態度向陳老總上書，表達了我們這類北大的莘莘學子的拳拳報國之心。希望學校能履行當初「保留學籍，勞動考察」的處分精神，既然改造好了，就應該讓回校繼續完成學業。一強就勇敢地去北京市上訪，要求落實對已經改造好了的右派學生的政策，讓我們回北大完成學業。……隨後，我和一強，還有數學系的何純瑾，三個人一道去北大，要求陸平校長接見。校長辦公室告知，校長不在，要我們把意見留下。我們遂留了給陸平校長的一封信，並約定某月某日將再次造訪。上天保佑，事情總算有了解決的可能。當我們按約定時間再去北大時，被告知可以考慮復學。1962年8月，我們三人終於第一批回到學校，開始了我們夢寐以求的學習生活。
兩個於1959年和1962年先後復學的同學褚宗祥和陸一強在插班上做了不同的選擇，因他們原在的54級已經畢業，只能降級插班，褚宗祥本來被安排插入56級，但他認為，以自己之前的基礎和學習能力完全可以插入55級學習，於是他插入55級，半年後於60年畢業。而陸一強1962年回校時，北大理科學制已經改為六年制，他從四年級開始到六年級，又讀了三年。復學後的陸一強深知學習機會來之不易，非常刻苦和努力，倪國熙回憶：陸一強在學校所表現出來的學業成績，堪稱十分優異，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奇蹟。他在地球物理系學習了六年半，所有功課門門全優，這在當時的該系，是史無前例的。褚宗祥說：陸一強因為多學了三年，到畢業時已經很有造詣了，他跟幾個教授的關係都很好，受到他們的賞識。如果還原到當時的環境，更可知陸一強的成績來之不易。陸一強在1984年所寫《自述》中回憶：復學以後，我學習更自覺更刻苦，又有許多課程可以選修，有大量時間可以閱讀論文。成績更是優異。但沒有想到，64年搞「四清」時，一些平時表現不怎麼樣，運動來了「左」的出奇的「積極分子」指責我是「白專道路的帶頭羊」，「資產階級的黑苗子」。真冤枉，學校和老師從不敢公開表揚和稱讚我一句，我自己更是時時注意，事事留心，生怕給別人增添麻煩，「白專帶頭羊」、「黑尖子」不知從何談起。謝冰如回憶：陸一強的老師告訴他，他當時的畢業論文已經達到研究生論文水平，但是因為他的身份，無法向學術刊物推薦，也不能公開表揚。
從1958年到1965年，六位同學中的四位：關曉如、馬鶴年、褚宗祥、陸一強先後從北京大學畢業，走上了工作崗位。
關曉如被分配到遼寧省氣象局，因是內控右派，被下放到縣氣象局。
馬鶴年分配到陝西省氣象局，女友王淑靜分配到西北農學院。因為右派身份，馬鶴年先後在平利縣大巴山區、石泉水電站工地、西（安）萬（源）公路秦嶺段監督勞動，半年後到陝西氣象局農場繼續勞動。1961年摘帽後，做了普通預報員。中右王淑靜也經常被下放勞動，開什麼會也不讓參加。王淑靜曾問馬鶴年：你們那時到底說了什麼？馬鶴年只回答了一句話：不是說好了大鳴大放嗎？誰知道怎麼成了這個樣子？！
褚宗祥的工作分配十分曲折。成績優秀的他本來被分配到中山大學，他聽說中山大學氣象專業主要研究海洋氣象，於是在北大就開始看海洋氣象的資料，對未來的研究領域很有興趣和信心。當他興致勃勃地到中山大學報到時，學校卻已經看到了檔案，說，你是右派，我們不要，我們把檔案退回北大，你回去吧！萬般沮喪中回京的褚宗祥又在學校等待了一段時間，才等來了第二次分配。他被分配到山西太谷縣師範學校任教物理。這一教就是十八年。
被老師們器重的高才生陸一強被分配到遼寧省氣象局。後又分配到桓仁縣氣象站工作。他在《自述》中說，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不分配我到條件較好的科研單位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我仍感到十分痛心和苦悶。尤其是對那些掌握分配大權的同志，非把我一直發配到最最基層，直到幾乎完全無用武之地不可的作法，更感到不可理解。我當時在學習上已達到相當水平，又正處在智力高峰，不用幾年工夫完全有可能攀登世界氣象科學的高峰。面對黨和人民真心培養的成果毀於一旦，面對自己十年寒窗所積累的知識付諸東流，怎能不使人心痛如刀絞。
忠實於愛情的謝冰如於1962年嫁給了陸一強，此時她已經27歲了。王淑靜與馬鶴年也在1965年結婚。他們結婚時非常冷清，但王淑靜感到很滿足。褚宗祥經人介紹，與一位家鄉合肥的護士相識，對方出身不好，兩人同病相憐，於1967年結婚。
文革磨難
幾個命運多舛的年輕人很快又遭遇了文革。
王淑靜回憶：馬鶴年平時工作好，人緣好，大家都喜歡他。但是運動一來就變成靶子了。文革的時候被揪出來了，被抄家了，我們結婚的枕套都被曬出來了，平常的好朋友也翻臉批判他，令人很生氣。有一天突然把我也抓起來了，把我和馬鶴年分開了，給我戴了個大帽子，說我是反黨大右派，漏網右派，鬥爭我的時候，問我老馬說過什麼，我說你們問他自己去吧，他們說我不說實話，拽着我掛的大牌子使勁拉，鐵絲勒着我的脖子，我替他受了一回罪。
文革開始時，陸一強在桓仁縣氣象站工作。他在《自述》中說：66年7月，我被分配到桓仁縣氣象站工作。臨行前，政治處的領導吩咐，我是下基層鍛煉的，檔案沒有下去，歷史上的問題不必告訴站里。這當然是出於好意，但我感到沒有必要瞞着，所以到站第二天，就把我的右派歷史向站長作了交待。
氣象站的領導和同志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很關心我，使我很快熟悉了業務，並能在技術革新上做出一些成績。
當年冬天，「文革」的風波波及到這個邊遠的山區。同志們看我為人正直，見多識廣，要選我當文革小組長。我百般推辭，最後不得已說明自己有右派歷史，實在不能擔當這個職務。在這種情況下，多數同志仍堅持要選。於是我建議另選一個正組長，我只當付組長。我的建議被採納了。氣象站在「文革」中沒有在言論和行動上出現任何過火現象，一切工作正常，唯一的變化是原來的行政站長接受了同志們的意見，開始學習業務，不久就能正式值班，工作質量還很好。
1967年夏季，縣裏出現了兩大派群眾組織，一派俗稱「七二O」以縣委幹部為主；另一派俗稱「六二四」，也以縣委幹部為主，但多數學生和工人組織站在這一派。兩派最初的一個實質性的分歧是如何看待原縣長楊殿武。「六二四」認為他是關心群眾疾苦，是楊青天，要保、要解放、結合。「七二O」認為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要批鬥、要打倒。
「六二四」人多，但能量小，筆桿子少；「七二O」人少，但能量大，縣委幹部多，筆桿子多。氣象站的群眾組織只有一派，站里的老同志都認為楊縣長接近群眾，作風民主是個好同志。我借下鄉作業務調查的機會也訪問過一些群眾，他們反映楊真正關心群眾生活，是好縣長。所以氣象站的群眾組織(不分兩派)是參加「六二四」的。但起初我們並不關心縣裏的運動，不積極參加縣裏的運動。後來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鬥爭越演越烈。「六二四」多次派人來請我參加他們的活動，我多次推辭，最後同意干一段時間，到兩派組織實現聯合後就引退。我開始就告訴來請我的同志，讓他們別先吃掉「七二Ｏ」，不被「七二Ｏ」吃掉就是他們的勝利。我能作到的極限也就如此。說實在的，當時促使我答應來邀者的動機，與其說是關心「文化大革命」，倒不如說是出於打抱不平。
為參加「文革」運動之事，我曾寫信和二姐商量過，她回信說：不是不可以參加，但有兩個條件：一定要公開自己的身份；絕對不搞秘密活動。我照她的意見做了。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不敢保證自己沒有說過一句錯話，沒有做過一件錯事，但可以捫心無愧地說，我盡了極大的努力，在影響能及的範圍內減少和避免了「文革」運動所造成的破壞。
我主張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應當實現聯合，並做了大量促進聯合的工作。
我堅決反對武鬥，經過艱苦的談判，在解放軍支左部隊的主持下完成兩派聯合制止武鬥的協議。在幾次大規模武鬥一觸即發的緊要關頭，我挺身而出，說服了群眾，克服了危機，制止了武鬥。在革委會成立之前，桓仁縣沒有因兩派群眾武鬥造成死亡。
我堅決反對對「走資派」實行武鬥，曾幾次制止個別群眾毆打我們這派群眾也要求打倒的原縣委書記桑茂成的錯誤行為，並在有危險的時候採取措施確保他的安全。
我反對搞偽證、搞誣陷，既反對另一派搞，同樣反對自己這一派搞，我沒有接觸過專案組的工作。在實在難以推辭的情況下，我只肯寫要解放的幹部綜合材料，而無論如何都不肯寫要打倒的幹部的綜合材料，我懷疑中間有許多不實的地方，而且不同意許多無限上綱的罪名。
1968年初，兩派實現了聯合，從此，我無論在名義還是在實際上都不再是群眾組織的頭頭。6月革委會成立，8月我就在清隊中成了群眾專政的對象，12月我被送進幹校進一步審查、批鬥。7O年底桓仁縣委給我正式定性為：屬於未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但考慮認罪態度較好暫不戴帽，保留公職送農村勞動改造，以觀後效。出於安排上種種困難，後來實際上就改在幹校勞動改造。
從此，我又在於校過了三年多的養豬生活。不管別人怎麼想，我並不把勞動看成懲罰，所以幹什麼，愛什麼，總想儘可能干好。我很快學會了如何放豬、餵豬、接生、治病、打針等，豬養得很好。幾年裏如一日，白天勞動，晚上讀點馬列著作，生活倒也可以。
謝冰如回憶說：陸一強受審查挨批鬥的那段時間，曾經挨過打，他就以絕食抗議，結果造反派不再打他了。他這個人性格能軟能硬，硬的時候很硬。
褚宗祥回憶文革境遇時說：文革時，有幾個人想搞我，讓學生抄我的家，抄走了我的日記，沒發現什麼問題。我有個同事，是教數學的，在業務會上，我曾經發言提出過數學教材里有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他們覺得我一個物理老師，能看出數學教材里的問題，而且很中肯，對我就很佩服。這個同事出身好，文革時當了革委會副主任，他有意保護我，主動說帶我去延安串聯，這讓我躲過了進一步的批鬥。我也利用跟他關係好，勸他對被批鬥的人手下留情，不要搞出人命，這樣保護了一些人。
關曉如在文革中有一段悲慘的經歷，她的遭遇來自褚宗祥的回憶。褚宗祥說：關曉如跟別的同學都沒什麼來往，但很早就跟我聯繫了。1978年，我從山西調到合肥，收到了關曉如的來信，我馬上給她回了信。從此我們就有了聯繫。八幾年，我聽說關曉如得了癌症，就利用去北京開會的機會去看她。她見到我，特別激動，跟她愛人說：我們老班長來看我來了（我曾經當過我們班班長）。她當時已經做了手術，不知為什麼創口遲遲不能癒合，很痛苦。我坐在她床邊，聽她講她的遭遇，她邊講邊哭：關曉如工作在遼寧，他愛人在河北，兩人有兩個孩子，一直兩地分居。文革中，她和愛人都下放到五七幹校，還是在兩地。關提出，既然都是下放，不如下放到一起。得到雙方單位的同意，關下放到丈夫的河北幹校，一家人團聚。但關的丈夫不知為何事衝撞了幹校的軍代表，軍代表一怒之下停了關曉如夫妻兩人的工資，一家四口生活立即陷入困頓。關的丈夫急火攻心，突然雙目失明。一家人走投無路，關曉如把丈夫寄養在一個農民家，把所有積蓄留給了那個農民，帶着兩個孩子，一路乞討，到北京上訪。關曉如上訪到時任中聯部部長的耿飈，向耿飈哭訴自己全家的遭遇並請求救助[6]，經耿飈與氣象局聯繫，氣象局為關曉如安排了氣象出版社的工作，並解決了一間臨時住房。關曉如將失明的丈夫接到北京，為他治好了眼疾，全家人才開始有了較為正常的生活。
鳳凰涅槃
1978年，六個經歷坎坷的北大學子迎來了命運的轉機。中央55號文件發出後，關曉如為自己的冤案去中央黨校找到胡耀邦，胡耀邦的答覆如前所述，明確表示關曉如因為來見自己而受到處理是錯誤的。據褚宗祥回憶：六人中受處理最重的潘家威，在當年因貼大字報曝光六位同學訪問胡耀邦的經歷和胡耀邦的談話，曾被押着到胡耀邦家與胡耀邦對質。他記住了胡家的住址，20年後，他又一次找到胡家，為自己和同學們討說法。胡耀邦不在家，胡耀邦秘書接待了他，答應一定會轉告他的申訴。胡耀邦得知此事，立即寫了條子給北京大學，告訴北大「當年來找我的幾個學生，應該給他們平反」，很快，六位同學收到了北大寄來的右派改正通知書。
在右派改正之前的1978年，科學的春天已悄然而至。褚宗祥說：1978年，榆次地區已經讓我去給教師講示範大課，反映特別好。地區和省里開始注意到我，但我妻子到山西探親，她很不適應山西的飲食和水土，於是我決定調回合肥。那時山西就不想放我了，說你不要走，我們今年有一個特級教師名額，也先給你。我了解到評了特級教師就不能再出省了，於是仍然堅持要調走，省里見我很堅持，也不得不放了。因為中國科技大學沒有氣象專業，我調到安徽省氣象局，被安排到安徽氣象學校。
謝冰如回憶：1978年，我們還在桓仁縣，當時我們已經準備回杭州，已經聯繫了杭州大學，突然，省氣象局來通知，讓陸一強馬上去省局報到。原來，省氣象局到北大去，說他們需要人才，請北大給予支持。陸一強的老師謝義炳先生知道後說：你們遼寧有陸一強這樣的人才你們不用，到北大來要什麼人才！省局這才知道陸一強一直在這裏埋沒着，於是迅速調人。
一直在陝西省氣象局工作的馬鶴年，右派改正後馬上得到重用，他1979年被破格提拔為工程師。
在北京無線電器材廠和北京科學儀器廠勞動改造多年的潘家威和吳佶寧處境也有了改善，他們開始從事技術工作。
80年代，是國家撥亂反正、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年代，知識分子獲得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尊重。青春被政治運動荒廢的北大學子們走上了發揮才幹的舞台。然而，六個同學的命運卻不盡相同。
關曉如僅過了幾年安寧日子，便不幸罹患了乳腺癌，手術效果不佳，很快惡化。褚宗祥回憶，1984年我去北京開會，到她家去看她，她已經病重了，她跟我哭訴她這些年來的遭遇，手術後沒有癒合的傷口疼痛不止，她愛人給她打止疼針止疼。在這之後不久，她就去世了，年僅四十多歲。
謝冰如回憶：陸一強到北京出差，去醫院看望過關曉如，關曉如拉着陸一強的手哭着說：我不想死。
六人中三個在氣象界工作的同學得以發揮學識和才幹。他們的職稱和職務快速晉升。馬鶴年1980年調入陝西氣象研究所任副所長、高級工程師。1981年6月入黨。後擔任省氣象研究所所長。陸一強1979年改正後，擔任遼寧氣象局副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遼寧氣象》主編。褚宗祥第一個被評為工程師，1981年入黨，1983年第一批被評為副教授。1983年，三個同學在仕途上更上一層樓，陸一強、馬鶴年分別擔任遼寧氣象局局長和陝西氣象局局長，褚宗祥擔任安徽氣象學校校長。陸一強因業務精湛、為人正派，工作能力強，還沒入黨就被提拔為局長，這在當時，也是罕見的破格之舉。
三個為官的同學都以作風正派、廉潔自律享有極佳口碑。陸一強一家多年住在一套小二居單元里，當局長後，本可以調到更大的房子，但他謝絕了。他對妻女說：還有很多人住不上咱們這樣的房子，我們住得已經可以了。謝冰如回憶說：他當局長以後，對我們限制可多了。褚宗祥說：我當校長的時候，凡來送禮的，我從不讓進門。關於中等氣象學校的改革，我曾寫過一篇文章，發給我稿費，我覺得是職務行為，沒要，交給會計了。馬鶴年從陝西省局到國家氣象局，其為人處世都受人稱道，他在回首往事時說：人活在世上總要做事，但學會做人比做事更基本。[7]
三個同學不同的經歷和個性特點又使他們的職場表現各有不同。陸一強的專業造詣很深，是北大老師非常器重的高才生。謝義炳先生曾說：我們這些年，培養了兩個才子：陸一強和周曉平。周曉平是氣象專業52級校友，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先生之子。陸、周二人本不相識，因為導師的賞識而知道了對方，周曉平聯繫到陸一強，兩人一見如故，惺惺相惜，成為至交。謝冰如回憶：有一次，陸、周二人在美國訪問時相遇，深知陸一強專業造詣的周曉平問陸，是否想到美國的大學學習進修，他可以幫忙介紹學校和教授。陸一強當然心儀這樣的好機會，但是他當時已經被任命為局長，已經不可能做這樣的選擇了。陸一強事業心極強，原國家氣象局局長鄒競蒙評價說：他不是守攤子，而是搶時間。他的開拓能力，大局意識，務實作風，人格上的光明磊落，善於團結合作，使他在遼寧省和氣象界迅速獲得關注。1984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很快當選氣象局黨組書記。這一年，他進入了中組部青干局選拔省部級後備幹部的名單，我們前面所引陸一強《自述》，就是他應上級要求所寫的材料。他後來當選為遼寧省第五屆政協常委，中國氣象學會第二十一屆理事會理事，1988年，曾被派往中央黨校學習。國家氣象局和遼寧省委都看中了這個德才兼備的難得人才。褚宗祥回憶：有一次陸一強來合肥開會，他徵求我的意見，問我國家氣象局要他去當副局長，省里也要他去當政協副主席，他正考慮去哪裏好。相比於陸一強的富於激情與魄力，馬鶴年則享有穩健紮實的口碑。他擔任陝西省氣象局長後，在全國率先組織了省級氣象業務技術體制和管理體制改革，他回憶：有一件事，特別令我尋味：我知道有些處長當時是在並不甚理解我力推的業務體制和管理體制改革的情況下支持着我。事後，我曾帶着疑惑探問時任處長的一位同事：既然還不怎麼理解，為何還要支持？她的回答使我至今不忘：「相信你不是胡搞的人。」[8]
褚宗祥與兩位同學最大的不同是他比較淡泊寧靜，「我對當官一點興趣也沒有，當官要應付很多我不願意應付的事情，讓我很頭疼」，他說。「陸一強來徵求我的意見，問我他是去省里好還是去國家氣象局好，我就給他潑了冷水，我建議他不要去當官，還是搞專業好。」褚宗祥是很能鑽研的人，幹什麼就鑽研什麼，他在山西太谷師範教書，感覺可以研究的東西很多，他後來做教學心理學研究，1962年寫了《中學物理學教育的心理學因素》，發給《人民教育》，在62年12月發表了。1964年，他提出了新的教學法：教學方法發現法，也寫了一篇文章，但《人民教育》沒有發。他說「我在1984年看到一本書，講10大教學法，有一個就是發現法，是1967年美國人發明的。」豁達灑脫的褚宗祥對一生的遭遇看得很開，唯一流露出的遺憾就是沒能從事專業研究工作。提起當年分配到中山大學被退回的事情，他說：我當時要是堅持不走，讓他們給我換別的工作呢？是不是有可能留下？
命運是殘酷的，不僅往者不可追，而且來者不可拒。1988年1月，正值事業高峰的陸一強因身體不適就醫，結果被確診為脊髓癌，這對他和妻子謝冰如來說，都是晴天霹靂。他在1月11日看到診斷書後在日記中寫道：此時此刻，所能留下的，只有對自己的不滿，和對他人的愛。事到臨頭，好像並不痛苦，但似乎很動感情。我想，自己所受的痛苦肯定不及留給愛我的人的痛苦。想到這個真叫人不安。唯一能在不安中求得的一點安慰是時間的涓流能醫治活着的人的創傷。謝冰如回憶：後來診斷出腫瘤的原發部位就是當年在工廠勞動時摔傷的腰部。他經歷了大手術、術後多個療程的化療和放療，但病情的發展令醫生束手，1989年6月21日，陸一強帶着無限的遺憾告別了這個世界，年僅52歲。陸一強在臨終前說：「我對死亡一點也不怕，只是我還有許多要做的事情沒有做成，實在痛心。」陸一強的英年早逝，讓無數熟悉他的人扼腕嘆息！他的恩師謝義炳先生親手寫來弔唁函：昔哭雷雨順[9]，今傷陸一強，芳林幾寥落，征程何辛艱！
1989年，陸一強去世後，馬鶴年進京赴任國家氣象局副局長。80年代和90年代，除陸一強和馬鶴年外，氣象54級還有數位同學出任不同省市的氣象局局長，他們是吉林：丁士晟、章少卿，天津：丁德剛，西藏：馬添龍，新疆：張家寶，四川：王為德。氣54的同學們說，這幾位多數沒劃為右派也多少涉點「右」，當年也受到一定處分和「幫助」。在氣象界，氣54級被稱為「局長班」。
相比於同學們的劫後重生，再創輝煌，潘家威和吳佶寧的處境雖有了很大改善，但因20年流落底層，貽誤學業，遠離專業，改正後的發展空間十分有限。他們後來仍在曾經勞動的工廠就職，隨着企業改制，工廠下馬，他們的退休待遇與其他同學也有相當距離。57年的遭遇創巨痛深，影響了他們的一生。潘家威和吳佶寧後來再未回過北大，也沒有參加過同學聚會。2015年和2018年，潘家威和吳佶寧悄然離開人世。
2022年5月22日，我採訪到的氣54級吳兆蘭學長發給我一張老照片，她告訴我，這張照片是1957年春天照的，拍攝者為時任校攝影協會會長的潘家威，照片上有近20位氣54級的同學，個個開心大笑，當年的舞蹈隊演員關曉如更是笑靨如花。氣54級另一位被拍入照片的同學謝齊強回憶，這張照片是在頤和園一個建築物的門前照的，當時攝影者潘家威講了一個笑話，大家笑得樂不可支，潘家威拍下了這難得的一幕。這張照片被一個專業的攝影記者譽為「看得見的笑聲」，熱情大方的潘家威將照片洗印放大，送給照片上的人每人一張。幾個月後，5.19運動爆發，繼而反右降臨，照片上的同學們再也沒有這樣無憂無慮的歡笑了。而潘家威這位熱心而專業的攝影者，直至去世，竟沒有任何一張照片留在同學手中。
願我的文字為這段歷史存照。我所記錄的學長們大多已經離世，願他們在天堂展顏，重現「看得見的笑聲」。
（郭力北大中文系78級校友，北大校史研究者）
[1]潘家威的這張大字報和上面提到的幾張大字報均見於《北京大學右派分子反動言論匯集》，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委員會編印，1957年10月。
[2]1957年6月17日夜，在北京西四報子胡同12號北京醫學院副院長、黨委書記曲正住宅，發生爆炸案。案件於6月20日偵破，罪犯杜茂金原是北京醫學院學生，時任北京五十三中見習教員。1957年6月21日《人民日報》第3版，《用自製炸彈謀害北京醫學院黨委書記，反動分子杜茂金已被逮捕》一文報道了此案。
[3]這張大字報見陸一強交代材料。
[4]潘家威被處以勞動教養，但並未被送往勞改農場，而是與數學、物理系多名勞動考察的右派學生一起去北京無線電儀器廠勞動。據筆者調研，當時因送勞教的人過多，因此有些勞教對象沒有送勞改農場，而是送往工廠或農村。在筆者了解的北大右派學生中，這樣的情況有兩例：潘家威與生物系54級右派杜錦堂。
[5]此事為謝冰如接受採訪時回憶。
[6]至於關曉如為何找耿飈上訪，褚宗祥老師已記不清緣由，筆者推測，可能是由於關曉如丈夫的單位屬於中聯部系統。
[7]見馬鶴年《感恩陝西》，載《陝西氣象》2009年第1期，第56頁。
[8]同上。
[9]雷雨順（1935—1983.2.16）：陝西銅川人。1955年考入北大物理系氣象專業，後在地球物理系攻讀研究生。1965年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央氣象局工作。雷雨順和課題組的同事，經過艱苦探索，研究出能量天氣學預報方法，使冰雹和暴雨的預報準確率明顯提高。雷雨順因積勞成疾罹患肺癌，於1983年2月16日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