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4日,人民大會堂的台灣廳里,聚集了中國科教圈最頂級的大佬們。
北大、清華、復旦、南開、中科院……都來了人。校長副校長就有好幾位。
他們在舉行一場會談,主持人是鄧公。
至於談什麼,這些大佬還不知道。直到鄧公開口說:科技、教育荒蕪一片,希望大家提點建議和要求。
剛經歷了一個十年,大家都體驗過話多的下場。現場30多人,沒一個敢吭聲。
相互推讓一番後,大家一致同意,誰年齡大誰先說。
已經80歲的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顫顫巍巍地站起來,一開口就是一番檢討:
我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今後一定要進一步下農村、下工廠,接受工人、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好好改造。
有人看到鄧公皺了皺眉,知道這麼說不對。
第二個發言的是數學家蘇步青。他站起來,略帶委屈地說,自己手下原來有「十八條羅漢」(助手和博士),現在被下放得一個都不剩。
鄧公當即說,給蘇老配備助手。
大家明白了,這個會是解決問題的。
接下來的四天裏,這個會開成了訴苦會。
這場會議,以鄧公的一句話收尾。它改變了今後幾十年裏,中國人的命運。
今年恢復高考,否則又耽誤一代人。
全體代表聽到這句話,紛紛起立,跟端茶水的女服務員一起鼓起了掌。掌聲長達五分鐘。
01
一般人不知道的是,這一年恢復高考,不是一下子就搞了個全國考試,而是先選了個試點。在廣西的百色,搞了個單獨高考。
理由是,這裏地處偏僻,經濟文化落後,暴露問題更加徹底。反正跟百色起義沒關係。
效果相當的好。
這套初中水平的高考試卷,百色的一個鎮上,44名考生數學加起來考了26分,人均不到1分。
有考生實在做不出數學題,直接在試卷上寫:
本人擅長解放台灣。
這給了其他省份一個啟示:出卷的時候,要考慮到廣大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實際狀況,出的題要讓大家都能寫上兩筆。
於是,一批用心良苦的考題出爐了。
我大河南省的語文試卷,出了個命題作文《我的心飛向毛主席紀念堂》,很典型的一篇抒情散文,妥妥的送分題。
但大河南的老鄉也是真實在。有位學生寫道:
我們家沒有收音機也讀不到報紙,連毛主席紀念堂在哪都不知道,咋弄嘞?
詩人郭小川的兒子郭小林就寫得很好,提筆即答,一氣呵成,把自己都給寫哭了。果然有當詩人的氣質。
這篇作文在當時被當作全地區的範文,但沒有得到高分,理由是:
在「飛」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夠,對華主席歌頌得不夠。
結果,郭小林報考的北大中文系也沒考上。原本分數線只有150,但25歲以上的大齡考生分數線要250,他考了240多。從此與大學無緣。
這也許是幾十年來最早的一次年齡歧視。似乎在說,人到中年,就只配個250。
弗蘭的作文標題是《心中有話對黨說》。一位考生真情實感地把她愛上公社某男知青,而對方未作響應,她因此患精神病被送進醫院的過程,寫了下來。
出題老師卒。
而另一位考生,在這道作文里freestyle了一首詩:
萬惡四人幫,
該打八億槍。
要是允許打,
我開第一槍。
如此通俗易懂便於傳播的詩,想必判卷老師拍案叫絕。就這樣,他考上了湖南師範學院。後來學院升大學,他成了湖南師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院長。
同樣是弗蘭,數學考試,有考生做不出來,就給老師留言:
敬愛的老師,我是江家橋(不是江大橋)學校畢業的,我們那裏從沒見過這些稀奇古怪的英文數學(sin cos)。
遼寧語文試卷的一道古文翻譯題,選自王安石的《游褒禪山記》: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
有考生翻譯:
姐夫領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裏後看見游泳的人很多沒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
語文題還能胡謅,到了英語就真不行了。
那年,北京市英語題的最後一道題是漢譯英:
我是紅星公社的一個新社員。兩年前離開城市到農村去插隊落戶。在貧下中農的幫助下,我提高了政治覺悟,學會了各種農活......
不知道出題老師是不是照着毛選英文版出的。
有個姓易的考生,此時正在北京郊區的順義插隊。凌晨四點,他爬起來給生產隊做好飯後才出發去考場。這段話說的簡直就是他的人生。
不過寫出來也沒用,這一年除非報考外語專業,不然英語不計入總成績。最後他考進了北大經濟系,去年當上了中國人民銀行的行長。
在混亂和慌忙中恢復的中國高考,第一年錄取率只有4.8%。
為了把這不多的人才集中起來,當年招生辦法中規定:錄取學生時,重點院校有資格先挑。不管他們第一志願填的是啥。
大包幹發源地安徽鳳陽的一位考生,原本想着讀師範不要錢,第一志願填了安徽師範學院,結果卻被第二志願的北大錄取了,讀了法律系。
這位考生姓李,後來當過俺河南的省長。
02
恢復高考的第二年,全國開始實行統一考試。
這時,我大河南的學霸屬性還沒有表現出來,在統一命題的條件下,河南文科的本科錄取分數線比北京低了34分,理科更是整整低了一百分。
當時的河南考生不知道他們有多麼幸福。時至今日,河南的985錄取率排名全國倒數第N,一本錄取率排名全國倒數第M。
N和M分別是多少,我不敢說,怕自己哭出來。
這年河南的文科狀元姓劉,考進了北大,後來寫了本書叫《一句頂一萬句》。
他曾經這麼大言不慚地描述自己考試時,往大腿上寫小抄的場景:
我因為當時從部隊回來,穿的是軍褲,然後我把褲子扒起來,有多少東西都可以,整個的世界,不管是歷史還是地理,還是什麼其他都可以,一個腿難道還承受不了?
劉狀元被錄取的中文系,是當時最火的專業。
那兩年,文史哲堪稱文科狀元的收割機,享受優先錄取的特權。中文系裏的文學和新聞這兩個專業的學生,走在校園裏臉都朝天看。
相反,最後一批挑檔案的,是財經院校。
有個姓肖的湖南考生,當年高考志願報的也是中文系,結果被數學拖後腿,調劑到了金融專業。拿到錄取通知的時候,都不知道金融是什麼。
畢竟,這時距離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還有12年。離他當上證監會主席,被編排進各種段子和漫畫,還有足足35年。
鑑於當時大學生是稀缺人才,加上包分配的制度,沒有一點就業壓力。77級北大新聞系畢業分配工作的時候,70多個學生,一個人可以填8個志願,橫掃央廣到紀委。
被分配到某工廠的一個同學,報到第一天被組織部負責人單獨留下來,對方拿出一沓彩色照片,沖他說:
這是中層以上幹部的女兒,你覺得誰合適我去給你約。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英語從此在高考中的角色不一樣了。
這年的高考,英語開始計入其他專業的總成績,先是按10%算,之後30%、50%、70%,逐年增加。
外語專業英語的分數線也一年比一年高,有個倒霉蛋就正趕上了這個過程,竟連續考了三年。
第一次高考,他報考了常熟師專英語系。英語考了33分,結果分數線是38分。
第二次,他英語考了55分,剛要大喜過望,一看分數線漲到了60分。
1980年,他第三次高考,英語考了95分,終於過了,被北大西語系錄取。
不過此時的他還想不到:
英語不是坑,是風口,而自己就是馬上要起飛的那頭豬。
他大三這年,英語按100%計入高考總成績,自費留學政策完全放開,托福考試被引入了中國。
而他,淘到了教中國人考托福的第一桶金。
和俞敏洪一樣高考了三次的,還有一位看不上錢只想當老師的馬同學,後來被尊稱為馬爸爸。
他第三次考的1984年,因為待遇太低,教師專業相當被冷落,好多都降分錄取,仍然沒有招滿。這挽救了他。要不然,他可能連老師都當不了,只能數錢了。
因為這事,山東一位高中老師給人民日報寄了一封信,被刊登在教育專版上,題目叫《值得憂慮的一個現象》:
師範院校的招生名額,幾乎總占招生名額的一半,而第一志願報考的人數卻是零。這個現象能不使人感到憂慮嗎?這說明,教師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並沒有真正的提高。
這封信被一位領導人看到,做出批示:
這個問題要引起重視,師範院校學生的質量保證不了,對今後的教育、對四化建設各方面的影響都很大。要繼續想一些辦法,幫助教師主要是中小學教師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如住房問題。
後四個字請自行重複一遍。
於是,當年就有規定,師範類學校可以提前調檔。它們突然就有了當年北大那樣的特權。
於是,這一年一大批考生的命運都被改變了。
比如北京55中有個女生,高考時填了十個專業,第一個是北大中文系,最後一個是首都師範大學。
結果,這所她最不想去的學校直接跳過了前九個志願,把她擇走了。開學第一天她就要求退學,未果。
後來,她不甘心地當了多年教師,終於進央視當了主持人。
這一年還有一件大事,工商銀行的成立,外加中國人民銀行為核心,專業銀行為主體的銀行體系形成,讓整個銀行業突然變成了一片人才窪地。
只要是財經專業的學生,一畢業就會被銀行、審計等行業迅速瓜分。既有編制,又有高薪。
有學生為了進財經專業,寧願讀專科。一些財經類專科學校的分數線最後比本科都高。
不信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