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國大學新的學年又開始了，幾百萬新大學生入學了。在這同時，中國的高考公平問題再次成為人們的話題。
專家對美國之音說，高考制度存在地域歧視，對居住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皇親國戚」有更多優待，戶籍制度限制人們自由流動和考生的發展，是造成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知名大學大多集中於富裕地區，在高考名額分配限制下，欠發達省份的孩子進入精英大學的難度更大。
美國南卡大學商學院講席教授謝田在遼寧省丹東出生長大，1980年考進北京大學，全遼寧省當年只有幾十個配額。進了北大後，他和來自各省各市的同學們聊起高考分數，發現大家的分數都很接近，唯獨北京的同學例外。
謝田說：「家在北京的學生，他們分數比我們低得非常非常多，多到我們簡直覺得不可思議，有點憤怒了。我們要費很多很大勁兒才能進來，他們實際上很容易就進來了，他們那個分數要是在其他省份的話，絕對不可能上北大。」
「高考制度肯定是有地域歧視的，」謝田對美國之音說，「如果是真正全面開放，按分數來的話，福建廣東江浙這些地方的考生可能會佔相當大的份額，而北京當地的一些學生可能就沒有希望了。」
高考制度優待一線城市的「皇親國戚」？
謝田說，中國的高考制度顯然存在地域上的不公平。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或省級省會城市享有的福利和教育資源是三四線城市難以想像的，自己過去在丹東的教育資源和發達地區相比「差得太多了」，不同地區學生的質量和教育水平有很大區別。此外，發達省份擁有更多好大學，這些學校又為本地生保留大量名額，其他省份的考生只能擠破頭爭奪各省分配到的稀少名額。而在開學後，本地生和外地尖子生之間的程度立見高下，在學習程度上有落差。
謝田指出，中共官方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考生的照顧明顯較多。這些地方有更多共產黨高官子弟，他們以較低的分數進入北大清華，甚至在過去還能利用家庭優勢保送。當年在北大就有許多保送入學的紅二代，學期成績明顯落後於來自其他省份的學生。
而現在由於名額分配製度，大城市的「皇親國戚」也相對容易上好學校，共產黨實際上在加大階級之間的差距。相反的，全國各地的農民工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工，但由於沒有城市戶口，他們的孩子不被認為是當地的人，子女的教育、入學入托都成為問題。
「實際上中共內部的等級制度是非常嚴重的，從中共建政到現在一直做得非常完善，號稱是共產主義均貧富，實際上更加清晰地把人區別成三六九等，並且每一級的工資待遇、福利、退休金、醫療保險都非常不同。戶籍制度維持了工農差別，城鄉差別也非常嚴重，」謝田說。
高考名額分配的爭議實際上與戶籍制度有關，謝田表示，如果要在全國範圍內以成績擇優錄取，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戶籍制度，這是中共所不樂見的。「中共當時為了控制人民，尤其是控制農民，然後也控制人口的流動，使用了非常惡劣的戶籍制度，中國的歷代王朝中都沒有這樣的限制。
戶籍制度便於他的統治監控，按縣按區把人劃分固定，等於是畫地為牢，」他說，高考按照地區來分配錄取名額正是基於這個原因，為了維護政權的統治，通過戶籍把人們固定在所在地，不給人們自由遷徙和流動的空間。
「北京上海集中了大量的教學資源，而它又不完全開放全國範圍內自由競爭，這對大學來說也不是好的，它沒辦法拿到最優秀的人才，」謝田說。
獨立時評人鄭旭光對美國之音說，高考名額分配製度和重點大學分佈不均，實際上是針對經濟效益和政治的歧視。例如在北京有許多中央部委的學校，其直接領導者是中央政府，他們的子弟居住在北京市，自然要給北京市相當的名額照顧職工子弟。
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種觀點認為城市的孩子比農村孩子更聰明，大城市的孩子比小地方的孩子更有見識，前途發展也更好，儘管聽上去類似於狡辯，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2001年，三名山東青島考生起訴中國教育部，控訴高考全國試題相同但各地錄取分數線不同是「教育歧視」，例如北京重點本科的錄取分數線為454分，然而這三名考生所在的山東省分數線卻是580分，原因正是中國針對各省市高校招生數量的名額分配製度，導致一所學校錄取的分數線可能相差一兩百分。最高人民法院最終以訴訟流程「不合規」為由不受理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