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問到從89六四到香港反送中抗爭者，再到白紙運動這一代，是不是有一個傳承性或感染性？何曉清說：不管是天安門、反送中、白紙還是台灣的太陽花，這個是人類共同的一個東西，就是對自由的嚮往，對民主的渴望、以及對公平和真相的追求。她認為白紙這一代中國年輕人跟她早年看到的不一樣，甚至比香港的同學更加了解如何在中共政權底下生存。
何曉清認為白紙運動就是中國幾代人的一個「大和解」，她說：「因為他們在疫情經歷了很多，比如上海的同學會說：我們終於明白當時香港的同學要什麼了！過去不是總說我們沒有民主，但是我們有飯吃啊，是吧？可是到了Covid（疫情）的時候，沒有民主就沒飯吃了，你被封起來了，封城之後，連飯都沒得吃了，甚至可能連命都沒有了。這個聲音就是告訴我們，不要再說什麼這（人權）跟我沒有關係，以前大家總說：人權能夠當飯吃嗎？人權能夠怎麼、怎麼樣嗎？李文亮醫生一個人的人權，最後就變成了對我們世界上每一個人的人權的侵犯。所以你能夠說跟你沒關係嗎？你能夠說我們可以不關心嗎？」
「罵我的人連「六四」這兩個字都不敢說」
何曉清教授從事六四歷史研究以來不斷遭到人身攻擊，甚至連失去香港中文大學的教職，也是因為在一篇《文匯報》的報導中，有人舉報她是「散播反中亂港信息、荼毒香港下一代的西方代理人」。面對這些類似文革時期大字報的污衊，何曉清說：「這些人在攻擊我的時候，他們連『六四』這兩個字都不敢提，我突然覺得有一點可憐的心態，可能他們真的就是不知道呢？你看他們連這些基本的歷史事實都不了解。」
除了同情這些自以為愛國的憤青不了解歷史真相，何曉清教授也從民族主義進一步分析：「其實中共利用民族主義洗腦小粉紅的起源，就是因為在89六四之後，這個出動坦克機槍對付手無存鐵學生的政權，害怕他們失去執政的合法性，不斷地扭曲和掩蓋歷史，導致很多人有一個錯誤的印象，就是好像89年是不是中共和學生兩邊都有錯？」
中共將六四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但根據何曉清教授多年來的研究，這是被刻意扭曲過的信息。何曉清在專訪中舉出兩個具體的例子反駁。第一個例子就是方政的雙腿被坦克碾壓，第二個例子就是劉曉波在紀念碑旁砸槍，她說：「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證明學生們沒有使用暴力，這也是35年來我們可以抬起頭直面政權，說我們守住了和平的原則，這是和平非暴力的一場民主愛國運動。」
「大國崛起」的真相是「亡國亡天下」
中共當局也經常說1989年鎮壓六四之後，中國的政治相對穩定、改革開放之後經濟高速發展，試圖用所謂的「大國崛起」來證明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開槍的決定是正確的。何曉清批評大國崛起背後的真相其實是「亡國亡天下」。
何曉清引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創辦者、國學大師錢穆的話來解釋何謂「亡國亡天下」，她說：「我的老師（余英時先生）和他的老師們，想逃掉這個『亡國亡天下』，這個『天下』指的就是這些價值、這些文化、這些道德，他們不想既失國土又失文化，文化指的就是這些底線，這個政權在49年以後做的事情，一次又一次讓這些最基本的底線都沒了，89年就更加是淪陷了，把這些底線都滅掉。」
何曉清反問：「如果你告訴大家說，我89年鎮壓六四是為了你們好，我如果沒有鎮壓的話，中國哪裏有那麼好的經濟發展？我們國家哪裏有那麼的富強？所以這個鎮壓死一些人，換得（中共）政權穩定，換來這些經濟發展，用這種論述來『辯證歷史的道德意義』（debating the moral meaning of history），在這樣的表述底下你可以看到，那你的意思就是說：人的生命、尊嚴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因為錢、權然後來犧牲掉？」
「是誰令你爺爺沒飯吃、爸爸沒學上？」
何曉清說：「正正因為這些最基本的這些價值，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很多的這些道德價值都沒有了，所以到了後來，孩子們變得沒有一般的常識，很多事情好像都是用計算的，去算我到底有沒有利益？這個政權扭曲、掩蓋歷史的真相，不但使下一代變成了一種『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也使中國傳統的文化與價值徹底淪喪，這和後來中國社會出現毒奶粉等一連串沒有道德底線的事情是相關連的。」
何曉清指出：「中共用這種扭曲的價值觀去掩蓋六四歷史真相，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權，無限放大民族主義情緒，強調列強如何欺凌、日本如何侵華、中國人終於可以站起來，只有這個政權才能夠讓國家統一等等……但同時卻又對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這個政權應該要負責的事情，全都絕口不提，令下一代成為盲目愛國的憤青。」
何曉清並在專訪中引用一段真實的對話：「我有次被一個小粉紅質疑：我爺爺的那代沒飯吃，我爸爸那代沒得上學，現在我可以在這上學、我有飯吃，我多好。我就反問他：可是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你爺爺沒飯吃？你爸爸不能上學呢？這個不是因為你爺爺他本身很蠢，他就沒飯吃，你的爺爺和爸爸是因為大饑荒、大躍進、反右、文革才沒飯吃、沒學上，這些你全都不知道？因為這個政權掩蓋了這些歷史，掩蓋了六四的歷史，這些歷史你都不知道啊！」
守住記憶、傳承歷史就是最大的反抗
何曉清教授在專訪中特別感謝她的人生導師、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還有其他同樣在研究文革與六四歷史的學者們，以及在香港一些普通的市民給他的鼓勵和溫暖，她說正是因為這些人，讓她能夠在最困難的時刻也能守住原則、堅持下去。她說：「我們沒有權力，但是我們有對歷史的記憶，而記憶和歷史本身就是一種最好的反抗。因為有一些東西是坦克、機槍、監獄都不能夠奪走的，那就是我們對自由的渴望和對真相的追求。中國知識份子一代又一代的流亡、出走，但不論是六四一代、香港一代、還是白紙這一代的年輕人，只要能守住我們的記憶和歷史，就是反抗的最大武器。」美國之音與何曉清教授完整專訪內容敬請收看美國之音《縱深視角》節目。
